信仰之外:重返非阿拉伯伊斯蘭世界
1979年,V. S. 奈波爾帶著對伊斯蘭宗教一無所知的狀態,為了尋找「答案」,第一次走訪了四個非阿拉伯伊斯蘭國家:伊朗、巴基斯坦、印尼及馬來西亞。長達半年的時間,奈波爾與無數的阿亞圖拉、毛拉和穆斯林晤談,並且以訪談紀錄為基礎,探討這四個國家的常民生活與文化,以及潛伏在其內部動盪洶湧的政治激流。這回的觀察他寫就了《在信徒的國度》一書。 《在信徒的國度》以一種旅人自省式的獨白,企圖爬梳伊斯蘭宗教信仰的細節,以及因它引爆革命的能力。時隔十六年,1995年奈波爾再度造訪印尼、伊朗、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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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去年刚过世的英国伊斯兰史学巨擘艾德蒙德‧博斯沃兹(C. Edmund Bosworth, 1928-2015)所编撰的Islamic Dynasties: A Chronological and Genealogical Manual(中译《伊斯兰朝代简史》)为研究伊斯兰世界编年史的重要工具书,此书乃博斯沃兹教授数十年学术研究成果的副产品,出版至今已被翻译成数种语言:俄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法文等,其重要性自不在话下。伊斯兰世界的广大,其历史的复杂,尤其是各个地区政权的起伏更替,若无相当丰富的治学经验,则难以厘清。 这本书内容的规划能够使研读伊斯兰历史者建立一个较清晰的朝代发展脉络之历史观点。该书分为十七章,时间从西元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地区含括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即欧亚非三大洲。每一章的内容以某一区域内之政权的朝代表与简史呈现;而从英文书名更可得知这是一本穆斯林政权之纪年与族系手册。该书将伊斯兰世界的政权历史区分为:哈里发时期(Caliphs)、西班牙地区、北非、埃及与叙利亚、塞尔柱突厥政权前的两河流域(Irāq and Jazīrah)、阿拉伯半岛、西非、东非、塞尔柱突厥政权前的高加索与波斯西部、塞尔柱突厥政权前的波斯东部与中亚、塞尔柱政权及其附庸国、安那托利亚的突厥政权、蒙古人与其中亚及东欧的继承者、蒙古政权后的波斯、蒙古政权后的中亚、阿富汗与南亚、东南亚与印尼。 一般而言,伊斯兰帝国主要指的是早期的哈里发政权,即正统哈里发时期、伍麦亚朝、阿巴斯朝、后伍麦亚朝、法蒂玛朝,其中伍麦亚、阿巴斯两朝建构了伊斯兰世界文明的基础,西班牙的后伍麦亚朝与埃及的法蒂玛朝则较被视为区域性政权。阿巴斯朝瓦解后地方势力林立,其中较大者首推塞尔柱突厥所建立的政权,以及之后的佣兵政权,这些势力后来被统合成三大军事帝国,即欧斯曼、萨法维、蒙兀儿帝国,其他地区则是属于零散的地方政权或是属国,但是他们之间并非无相互关系。 《伊斯兰朝代简史》这本书将这些政权或国家罗列清楚,明白交代他们了的起伏更替,以及相互隶属或敌对竞争的关系。 由于伊斯兰世界种族的多元性,伊斯兰语言相对复杂;但通行的伊斯兰语言除了阿拉伯语文、波斯语文、土耳其语文,尚有乌尔都语文(Urdu)、马来−印尼语文(Bahasa Melayu)、斯瓦西里语文(Swahili)等,因此在拼写穆斯林人名、地名、专有名词时就会产生不少问题。这本书的名词拼音采国际罗马拼音,以荷兰莱登大学EJ Brill所出版的《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Leiden: EJ Brill, 1960-2009.)之音译系统为主,但稍作修改,以忠于原文的呈现为原则;如此,读者较容易追溯原文的拼音与意涵。中文版的音译则尽量以趋近原来语文(如阿拉伯文、波斯或土耳其文)的拼音转译之;但因为不同语系的关系,无法全然如罗马拼音系统般精准;故所谓的「国语」(北京话)之语音无法将伊斯兰语文中的一些字母正确地转音(台语的发音倒是比较有可能,如M的音),拼音语系日文在这方面就比较没问题。 这本伊斯兰朝代手册亦可视为伊斯兰政治简史入门之读本,或是以工具书参考使用,查阅朝代年表与统治者族系。此书详细地列出朝代名称与统治者姓名表,建构了政权变革脉络,并以传统伊斯兰姓名学系统拼出完整的人名,这是伊斯兰历史治学必备的基本知识。其中,对每一朝代政权的简介,也让读者能够更有逻辑性与历史脉络地全面理解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而每一篇简介亦附有参考与延伸阅读资料。这本书罗列了一百八十六个政权系谱,可谓相当完整;当然有些朝代是大帝国下的地区侯国,或独立政权,这也显示出伊斯兰世界政治文化的多元面貌。 个人在英国求学时曾受教于博斯沃兹教授,得到他所属之欧陆传统伊斯兰学(Islamology)的薰陶。在学期间,他也鼓励我研究中国地区的伊斯兰历史,即使中国地区并不被视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份,但其境内穆斯林社群发展的复杂历史不容忽视。 博斯沃兹教授治学严谨,在史料收集方面更是巨细靡遗。作为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不主张妄加断言,应该让史料说话;而如何让史料呈现真理,即是一位学者应有的涵养。博斯沃兹教授研究中东与中亚伊斯兰历史的成就,至今尚无人能超越;其超过七百多项的学术成果是中、新生代学者所望尘莫及的;他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为《伊斯兰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条文就超过两百条,而且内容相当精辟。博斯沃兹教授一生治学孜孜不倦,研究从不中辍,1993年退休后,仍持续研究、写作出版,直到归真前夕。 得知博斯沃兹教授于去年(2015年)的2月28日归真,个人乍听之下,不胜唏嘘,深深怀念在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追随他写论文的那段时间。虽然他相当忙碌, 但都会抽空仔细修改论文,给予相当中肯的评语与建议,每次与他见面时总是可以挖掘新的资讯与治学技术。博斯沃兹教授桃李满天下,许多欧美、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的学生(不论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皆慕名投入他的门下,他曾经一年中同时指导了二、三十篇硕、博士论文,其学术影响力早已遍及全世界。 「二二八」在台湾是一个悲剧的纪念日,凑巧的是这一天也是博斯沃兹教授归真的安息日。但愿这本《伊斯兰朝代简史》中文版的问世可为其学术成就增添些许光辉。谨此纪念博斯沃兹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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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任何选修过这门课的人都会知道,强迫劳动和极端侵犯人类尊严的时代远未结束。今年一月,我访问了科威特,这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海湾地区普遍存在的这种令人沮丧的现实。石油财富与传统习俗的融合,催生了现代奴隶制度。在替代燃料被开发出来,或者该地区的石油资源枯竭之前,无论多少倡导都无法终结这种制度。 科威特值得称赞的是,其公民社会福利制度令人印象深刻。与矿产资源被过度开发、导致统治少数派和贫困多数派之间贫富差距扩大的国家不同,科威特将财富重新分配给公民。除了有保障的就业、免费医疗服务、偶尔的“债务减免”政策、退休收入、结婚奖金和免费教育外,科威特公民还经常因为是公民而从政府获得经济补助。例如,在2011年2月,政府向每位公民发放1000科威特第纳尔(约合3500美元),并为每个家庭每月提供免费的食品篮。此处的“公民”一词有所隐晦。“科威特原籍国民”是指1920年之前在科威特定居或其祖先定居的人。科威特政府几乎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成为科威特公民。 由于科威特人无所事事却拿工资,其劳动力大多来自那些未能依靠石油致富的国家。然而,这些移民由于缺乏阿拉伯语或英语知识,永远被束缚在外籍人的身份下,并被社会孤立,他们还必须忍受被称为“担保人制度”的严苛移民法。希望在科威特工作的非科威特公民必须有雇主担保人,该担保人负责协助外籍人士与政府之间办理法律手续。担保人还必须确定担保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科威特的法律框架。外籍人士未经雇主许可不得离职,从而导致员工遭受虐待和剥削。科威特宣布计划在2011年2月前废除担保人制度,但来自菲律宾的移民、在科威特城一家小面包店工作的罗斯却坚称,该制度仍然基本完好。罗斯皱着眉头,悲伤地低下头对我说:“他们不把我们平等对待。”几秒钟后,一位科威特女子仿佛在排队,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把罗斯从纸杯蛋糕店叫了出来,让她帮她找支笔。据《科威特时报》报道,担保制度仍在实施,因为社会事务和劳工部声称尚未采取或提出“明确措施”,而且一些前议员希望维持该制度。 “写这些抗争有什么意义?”来自印度的移民、在商场摊位工作的诺埃尔问道,“没人能帮我们。这简直就是科威特人的国度。” 诺埃尔解释说,当孟加拉国移民向联合国代表“发声”,抗议每月15科威特第纳尔(约合50美元)的低工资时,科威特政府却禁止向孟加拉国人发放签证。2008年,科威特政府驱逐了几名抗议月薪低至8科威特第纳尔(约合30美元)的孟加拉国人。诺埃尔说,尽管工资和工作条件不公,移民们仍然继续来到科威特寻求“每日面包”。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在科威特家庭工作的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女性,除了承受着最低的工资外,还经常遭受身体和性虐待,并且难以逃脱“担保人”的魔爪。罗斯也认为,在家庭中遭受的待遇最为恶劣。她解释说,科威特雇主会清点家里的食物,如果少了什么东西,女佣就会挨打。她们通常只被允许睡三四个小时。如果条件允许,许多家政服务人员经常试图逃到菲律宾大使馆,在那里她们要么被遣返回菲律宾,要么有机会联系担保人,寻求新的雇主。 沙特前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代表法瓦兹·阿拉米认为,侵犯人权是天经地义的,不足以成为废除国家人口控制制度的理由。我并非主张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应该随意授予任何想要公民身份的人,而是认为这个制度本质上就是虐待。每个国家的移民无疑都会面临困境,但制度化的优等民族观念、担保制度,以及几乎没有有效的法律或政府监管政策来减轻移民工人的这些虐待,这些因素共同将侵犯人权的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糟糕的是,科威特政府会吹嘘允许移民进入其国家的慷慨。但科威特公民几乎不可能知道如何拖地,更不用说成为国家可以依赖的实际劳动力了。 (作者是哈佛学报社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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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本文通过研究描述这条路线上站点的各种历史地理资料,探索了历史上黎凡特的麦加朝觐路线。本文提供了历史路线的地图。作者的研究旨在解决伊斯兰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的趋势,他们提出了穆斯林朝觐圣地麦加的克尔白的另一个位置。本文是作者阿拉伯语原文的翻译。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的主题是黎凡特的麦加朝觐路线,主要目的是在历史和地理资料中研究这些站点的描述,以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这些资料中是否有迹象表明神圣的克尔白除了目前在麦加的位置之外还有另一个位置?图 1. Alfred Dehodencq 的《朝觐》简介 穆斯林文明的学者在各个科学领域(包括地理研究)做出了大量工作。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历史内容丰富、表达优美、对地点的详细描述以及分类和组织方面的高方法标准。通过这些,作者触及了他们时代之前发生的事件,使他们的工作成为文明所达到的先进水平的体现。 当研究人员发现材料与他们自己的观点相反时,排除这些来源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学术界似乎出现了一种趋势,即采取一种怀疑论的研究路线,试图对先知易卜拉欣的克尔白的原始位置提出质疑。这种方法远离历史研究方法的科学规则。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决定撰写关于(黎凡特朝觐路线和卢特人的遗址——伊斯兰地理资料研究)的主题,选择这个标题的原因之一是它属于我们目前和过去对朝觐和贸易路线的研究领域。由于作者熟悉并精通历史地理资料,这些资料确定了这些路线的“服务”站并描述了它们的特征,因此这项研究很容易进行。他们还非常准确地给出了距离,这反映了他们对这些路线的历史和地理的经验和知识。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的主题是黎凡特通往麦加的路线,主要目的是在历史和地理资料中研究这些站点的描述,以便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这些资料中是否有任何迹象表明神圣的克尔白除了目前在麦加的位置之外还有另一个位置? 研究问题:一些修正主义历史研究团体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对麦加的原始位置产生了怀疑。其中一种说法是基于《古兰经》第 133-138 章 Al-Saffat 的经文:“鲁特确是众使者之一(133)(提及),当时我们拯救了他和他的家属,所有人(134),除了他的妻子在剩下的人中(与作恶者在一起)(135),然后我们毁灭了其余的人(136),你确实在早上(137)和晚上经过他们。那么你不推理吗?(138)” 这场运动主要由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帕特里夏·克罗恩领导。例如,参见 Patricia Crone 的《麦加贸易与伊斯兰教的兴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163 页。另请参阅她的著作《我们对穆罕默德到底了解多少?》,《开放民主》,2008 年 6 月 10 日 这节经文中提到的废墟是位于死海的被毁城市所多玛和蛾摩拉,死海位于约旦裂谷。有人认为,麦加人民在旅途中,要想在早上和晚上看到这些废墟,他们必须离它们非常近。 我们将依靠历史研究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通过收集、分析和推断,调查来自历史资料的知识库。 本研究基于以下假设: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天房最初位于不同地点的说法。 本研究仅限于从前伊斯兰时代到伍麦叶哈里发时期连接黎凡特和麦加的黎凡特朝觐路线。 过去有许多研究涉及黎凡特朝觐路线,但其中大多数通常局限于历史和考古方面。其中重要的有:1 – Dradkeh,Saleh Musa。《伍麦叶时代的黎凡特朝觐路线》,第四届黎凡特历史国际会议(伍麦叶时代的黎凡特),(安曼,1996 年)。2 – Musel,A. Shamal Al-Hijaz,由 Abdul Muhsin Al-Husaini 翻译(亚历山大,1952 年)。3 – 还有其他英语出版物讨论了大马士革朝觐路线,例如:Claudine Dauphin、Mohamed Ben Jeddou 和 Jean-Marie Castex,《徒步和骆驼朝觐麦加:约旦朝觐》,《英国黎凡特研究委员会公报》,第 10 卷,第 1 期,第 23-36 页 | 2015 年 12 月 22 日在线发布 我们注意到这篇文章中有几个错误,例如提到著名的中世纪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是最早记录这条路线上站点名称的人。伊本·白图泰于伊斯兰历 779 年/公元 1377 年去世,比我们使用的资料晚得多。图 2. 朝觐商队。哈里里的《麦加玛特》,由 Yahya al-Wasiti 撰写和插图,伊拉克 1237 年。麦加玛特为黄色,这是马穆鲁克王朝的颜色(©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与朝觐相关的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是麦加玛特中携带的供奉给天房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由许多不同的元素组成,包括整体覆盖物(kiswah)、腰带(hizam)、门帘(sitarah)和内部纺织品。] 本研究由以下部分组成:– 简介– 路线的历史及其历史重要性一览– 从大马士革延伸到麦地那的黎凡特朝觐路线的站点。– 黎凡特朝觐路线的最后一站,车队在此完成从麦地那到麦加的旅程。– 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来源概览。– 结论– 附录包含黎凡特朝觐路线上的站点及其来源列表。图 3. 希贾兹铁路路线 – GNU 自由文档许可证。 这条路线的历史及其历史重要性一览 朝觐路线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为它与穆斯林履行朝觐宗教义务所走的路有关,其重要性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哈里发对朝觐路线及其站点的关注可见一斑。 本研究仅限于从大马士革到麦加的朝觐路线,这条路线被称为黎凡特朝觐路线,并标明了沿途的主要站点。 在伍麦叶哈里发时代,朝觐商队的领队通常由哈里发任命。在大多数情况下,领队是希贾兹总督,但在某些年份,朝觐商队的领队可能是哈里发本人、他的继承人或王室成员。朝觐季节的领队将从大马士革出发前往麦加,穿越黎凡特路线的各个站点;这实际上使其成为朝觐商队的官方路线。 连接黎凡特和希贾兹的路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代,因为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在连续的历史时期中并没有中断,反而由于它们的地理连通性而不断增强和发展,因为这个地区自最早的历史时期以来在国际交通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并且由于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这体现在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中介作用上。 早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黎凡特和麦加之间的联系就非常紧密,因为古莱什商人对黎凡特非常熟悉。这种联系的影响在伊斯兰教出现后仍持续存在,因为通往黎凡特的路线众所周知,这为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前往黎凡特解放黎凡特提供了便利。此外,伊斯兰教的出现还增加了麦加和黎凡特之间的另一种联系,这可以被认为是所有联系中最重要的一种——朝觐。希贾兹地区包括穆斯林最神圣的两个城市,即麦加和麦地那。麦加朝觐是伊斯兰教的支柱之一,这一因素需要发展交通联系。因此,穆斯林哈里发参与了朝觐路线的管理,从挖井、建桥和放置标志开始。 必须指出的是,资料中提到了连接麦加和黎凡特的路线的名称。这些路线分别是 Al-Tariq al-Mu’tadilah(温和路线)和 Tariq al-Ma’rifah(沿海路线)。他们还提到了位于麦加和黎凡特之间贸易路线上的其他地区的名称(3)。 此外,伍麦叶哈里发对黎凡特朝觐路线的关注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他们前往希贾兹和黎凡特沙漠及沿途宫殿的路线,他们在这些宫殿中建造了许多宫殿。 大马士革 – 麦加路线 地理资料提到,这条路线始于哈里发国的首都大马士革,从那里前往 Al-Sanamayn(两尊偶像的所在地)(1),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2),到达 Athri’at(3),也称为 Dar’a(4),这是黎凡特郊区的一个地区,毗邻 Al-Balqa 和安曼(5),然后向南行驶,直到到达 Al-Zarqa(6),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位于Zarqa 山谷(7),之后是 Sargh(8),这是希贾兹的起点和黎凡特的终点(9),其中包括许多为朝圣者提供水的水井(10)。 图 4. 标明大马士革通往麦加路线上的车站的地图。距离未按比例绘制。该地图是根据 Nizar Aziz Habib Mahmoud 的 Khidmat al-Hajij fi-l ‘Asr al-‘Abbasi 132-334 AH 中的原图重新绘制的,未发表的硕士论文,巴士拉艺术大学学院,1990 年;表格编号 (1)。第 224 页。 离开萨尔格后,朝圣之路到达塔布克 (11),那里有一口井和先知 (愿主福安之) 的清真寺 (12)。塔布克是大马士革和麦加 (13) 之间的中点。 经过塔布克后,朝圣者的商队进入位于巴尼阿萨德 (15) 房屋之间的 Al-Janinah (14),然后从那里前往 Al-Muhdathah (16),后来改名为 Birkat al-Mu’atham (17)。其中有一座名为 Amud al-Muhadathah (18) 的山。 朝圣商队继续前行,直到进入 Al-Aqra’ (19),这个地方的名字一直保留了下来 (20)。这是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的一座山 (21)。商队随后抵达一座名为 Al-Hijr (22) 的古镇,这是 Thamud 居民区中的一个村庄。他们依靠水井取水,镇内有一座清真寺和一个市场。Al-Hijr 这个名字至今仍广为人知,人口众多 (23)。 离开后,商队进入 Wadi al-Qura (24),这是麦地那和黎凡特之间的一个山谷,省份属于麦地那。这里的城镇很丰富,Qudha’ah、Juhaynah、Athrah 和 Baliy (25) 的居民都住在这里。 从 Wadi al-Qura 出发,商队进入 Al-Suqya (26),即 Suqya al-Jazl 的简称,Al-Jazl 是位于 Athrah 土地上的一个大山谷,靠近 Wadi al-Qura (27)。朝圣者参观完先知(愿主福安之)的陵墓后,商队继续沿着麦地那-麦加路线前往麦加(28)。由于大马士革和麦地那使用的计量单位不同,地理学家对两者之间的距离的测量结果也存在分歧(29)。 麦地那 – 麦加路线 黎凡特朝觐商队将离开麦地那,追随先知的脚步,沿着树路(Tariq al-Shajarah)前往距离麦地那约 5.5 英里的 Thil Hulaifah(30)。 这条路线一直延伸,直到商队在 6 英里后到达 Al-Hufair,这是一个以丰富的水源而闻名的地区(31)。虽然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名字,但这里提到的是指麦地那和麦加之间的那个地方(32),而 Al-Hufair 是古莱什的 Bani Fihr 的住所(33)。离开后,6 英里外的商队到达 Wadi Malal(34)。7 英里外的商队到达 Al-Siyalah(35),这是一个综合村(36),由一个市场和一个以棕榈树而闻名的农业区组成。此外,其水源是水井(37)。离开 Al-Siyalah 后,商队经过 11 英里(38)的路程前往 Al-Rawha’。这些是 Muzaynah 的住所(39),从那里到 Al-Ruwaytha 有 13 英里(40)。这是一个综合村(41),依靠水井和水池取水。它有一片被称为 Al-Ahsa 的水体(42)。随后,商队继续前行,直到 14 英里后到达 Al-Arj(43),那里是 Muzaynah 的住所(44)。 经过 Al-Arj 17 英里后,商队进入 Al-Suqya(45),这是一座靠近大海的大城镇,距离大海一天一夜的路程(46)。这里除了是一片农业区,棕榈树繁茂,水源充足,周围有大量水井和泉水,植被茂盛(47),还有一条河流(48)。这些是 Bani Kinanah 的住所(49),据说它因其中的淡水而得名 Al-Saqaya(50)。 商队继续前行,17 英里后到达 Al-Abwa(51),那里的居民是阿拉伯人(52)。离开那里后,Al-Juhfa 距离这里23英里(53)。它被称为 Juhfah,因为洪水把它冲走了(54)。Al-Juhfa 是一个靠近大海的重点城镇,依靠水井供水(55)。附近最著名的遗址是 Ghadir Khum(56),它是 Bani Sulaym 的一些住所(57)。 经过 Al-Juhfah 24 英里后,商队将抵达 Qadid (58),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拥有许多水井和泉水。它被认为是一个肥沃的地区,有许多果园和属于 Khuza’ah 的住宅(59)。它因分流而得名 Qadid (60)。从 Qadid 出发后,商队继续前进 23 英里,直到抵达 Asafan (61),这是从 Bani al-Mustaliq 的住宅到 Bani Khuza’ah (62)。 再走 23 英里,商队到达 Batn Murr (阿拉伯语 مر),这是麦地那 - 麦加路线的最后一站。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镇,拥有众多棕榈树,拥有许多泉水和水井,有足够的水用于农业 (63)。它也被称为 Murr al-Thahran,因为 Murr 是村庄,而 Al-Thahran 是山谷的名字 (64)。它之所以被称为 Murr,是因为它的水很苦。也有人推测它之所以被称为 Murr,是因为在 Murr 和一棵棕榈树之间,有一座山位于山谷内,上面用白色墨水刻着:“Murr,只是字母 raa 与字母 mim 无关。”(65)从 Batn Murr 出发,黎凡特商队准备进入13英里外的麦加 (66)。 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将这条路线命名为“Tariq al-Jaaddeh”(67),而 Ibn Khardathibah 则将其命名为“Tariq Al-Jaad”(68)。麦地那和麦加之间的距离估计约为 200 英里(69)。 阿拉伯-伊斯兰地理资料一览 本研究考察了来自主要来源的历史材料,包括一般历史书籍和地理资料,这些资料描述了朝觐路线的各个阶段并提供了其站点的描述。这些资料包括 Al-Harbi (285 AH/898 CE) 所著的《Al-Manasik》一书,之后是一位不知名作者撰写的名为《Manazil Makkah》的手稿,以及脚注中提到的其他资料,我从中受益匪浅,获得了有关朝觐路线站点及其变化的重要信息。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包括:伊本·鲁斯图(290 AH/902 CE) 的《Al-A’laq al-Nafisah》、伊本·哈达提巴 (300 AH/912 CE) 的《Al-Masalik wa-l Mamalik》、巴克里 (487 AH/1075 CE) 的《Mu’jam ma Ista’jam》和雅库特·哈马维 (626 AH/1225 CE) 的《Mu’jam al-Buldan》。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甚至没有暗示,表明麦加还有另一个位置。所有历史资料都同意其当前位置,并对其地标进行了清晰的描述,这些地标仍存在于同一位置,其大部分历史名称均未改变。这些描述也符合该地区的环境和地理条件。因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过去的历史学家指出麦加克尔白是否曾有其他位置,特别是考虑到他们曾指出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阿拉伯半岛上存在其他克尔白。此外,他们还强调,麦加克尔白具有神圣性和崇高的地位,他们明确指出了其位置,没有任何歧义,正如他们指出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阿拉伯部落曾前往麦加克尔白朝圣一样。 一般历史书籍、城市历史书籍和《古兰经》注释都证实,它的历史位置正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回顾《古兰经》对 Surah Al-Saffat (70) 中经文 (133 – 138) 的解释,我们发现大家一致认为这些经文是为了提醒我们那些拒绝先知信息的人的结局,这些经文针对的是所有走这条路的人,无论他们的目的地如何。它一般是针对所有阿拉伯人的,因此目标受众并不局限于古莱什人。此外,从昼夜的提及来看,我们似乎认为它是指商队到达死海所多玛和蛾摩拉遗址的时间,此外黎凡特路线是阿拉伯商队经常穿越的路线。昼夜的意思是商队在废墟上反复旅行的连续性,这种比喻表达方式在阿拉伯语中仍然使用。因此,由于《古兰经》以一种复杂的修辞风格呈现了时间,因此只有通过这种风格才能理解其含义(71)。但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地形的原因,路线的北部主要是绿色的,温度适中,可以进行白天旅行,商队将在晚上经过废墟附近的地区。另一方面,从南部出发的路线主要是沙漠。它允许夜间旅行以避开白天的炎热。因此,从南部前往大马士革的商队将在附近的车站过夜后,于第二天早上经过废墟。 因此,这些经文劝告阿拉伯人,以及他们的古莱什的不信者,你们最好留心,看看那些拒绝你们之前的先知信息的人的下场,这就是所有效仿他们的人的命运。第 138 节以“你不推理吗?”这句话结尾,呼吁用心聆听这些废墟讲述的关于上帝(真主)力量的故事。 此外,历史叙述在提到伊斯兰教之前的麦加时,提到了所有人都知道的麦加所在地发生的历史事件。最著名的也许是持续喷涌的渗渗泉,叙述者对其当前位置的看法一致。图 5. 麦加路边绿洲的“迈赫迈尔”仪式(朝觐队伍中的仪式),作者:Georg Emanuel Opiz – sothebys.com 因此,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在现有的地理和历史资料中追随了黎凡特的路线,但没有找到任何可靠的证据来验证对已知位置的天房存在产生怀疑的研究路线。 在我们看来,这种怀疑背后的原因源于缺乏研究和对可靠历史资料的了解,以及错误地解释历史文本以得出错误的结论。 因此,我们认为那些对麦加当前位置产生怀疑的研究路线的人没有理由忽视伊斯兰地理资料,这些资料没有任何支持他们怀疑的东西,除非他们放弃科学历史研究的方法,这需要研究人员放弃偏见和过去的想法。还必须不要忽视历史和地理研究人员提到的那些资料。在非穆斯林中,以高度准确和可信而闻名的是克拉奇科夫斯基(72) 和法国东方学家雷诺 (73)。 这些地理和旅游出版物是研究任何地区或区域历史的首要资料来源,因此,我们有责任回顾这些作品,它们因其所包含的真实和全面的信息而被视为宝藏。我们无法否认 Al-Harbi、Al-Ya’qoubi、Al-Bakri、Ibn Hawqal 或 Abul Fida 提供的知识的真实性(尽管并不详尽);请参阅最后的参考资料。 除了地理信息外,这些作品还提供了有关经济、社会、政治和教义事务的其他信息,因此有助于研究人员对这些地区进行一般描述。 这些出版物是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工具,因为它们赋予研究人员高级空间思维的能力,从而获得历史知识并从历史叙述中提取信息。此外,它们使我们能够在现在称为数据挖掘的路径和路线中制作地图,即使是基本的地图。这些作品中的地理信息是无价的。 总之,可以说这些出版物是从地理角度追随历史现象的,因为尽管他们这样做有些晚,但他们提供了在他们写作之前关于这些地区的地理历史信息,当代研究已经证明他们对此有很高的信心。这些资料首先提到地理位置并具体说明它,以及它对该地区的重要性以及一些与气候和地形有关的细节,然后提到在作者时代之前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还提到了每个国家最著名的人物。 如果对麦加的当前位置有任何疑问,这些资料会明确提到它或以某种方式暗示它。然而,由于它没有这样做,这证明了研究趋势的错误,它对麦加的位置产生了怀疑,而且似乎除了严谨的学术研究之外还有其他动机。 这里我必须提到阿马尔·穆罕默德·鲁比博士,他回应了东方学家帕特里夏·克罗恩,驳斥了东方学家对麦加位置提出的所有证据(74)。此外,诺尔德克还评论了叙利亚语的胡泽斯坦编年史,这是意大利东方学家伊格纳齐奥·圭迪发现的一份手稿,他先将其翻译成拉丁文,诺尔德克随后将其翻译成德语。编年史是一部由东方基督徒在公元 7 世纪撰写的叙利亚语历史,其中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圆顶。作者在评论中的叙述被视为支持伊斯兰教的亚伯拉罕故事,强调提到的圆顶是麦加的克尔白(75)。图 6. 埃及 Mahmal 号前往麦加的途中,约 1880 年 – Khalili Collections / CC BY-SA 3.0 igo 结论 题为《黎凡特朝觐之路和卢特人的遗址——伊斯兰地理资料研究》的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其中最突出的是: 阿拉伯-伊斯兰地理资料在其方法论中将麦加的位置置于突出地位,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暗示易卜拉欣(愿主的平安在他之上)的克尔白除了麦加之外还有其他地方。这证明该位置是唯一的,并且保持不变,因为这些资料以其历史材料的可信度为特征。那些以易卜拉欣克尔白来得晚为借口对其位置表示怀疑的人拒绝这些资料,这只能解释为远离学术科学方法,这要求研究人员不要忽视不支持其观点的资料。 在处理其他研究中依赖的来源时采取双重标准,因为这些来源具有可信度和可靠性,而当他们没有从中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又怀疑它们的可信度,这不符合科学诚信。 表 1 表 2 脚注和参考文献[1] 哈比,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伊本·伊斯哈格·伊本·易卜拉欣·伊本·巴希尔(卒于伊斯兰历 285 年)。 Al-Manasik wa Amakin wa Turuq al-Hajj wa Na’alim al-Jazira,由 Hamad Al-Jasser 编辑,Dar Al-Yamamah(利雅得,1969 年),第 74 页。653;未知作者,有关麦加和麦地那历史的书《Manazil Makkah》,手稿保存于巴格达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No. (1587),论文 114b;而一些资料称第一个地方为“manzil”,参见:伊本·鲁斯塔赫,阿布·阿里·艾哈迈德·本·奥马尔 (卒于290 年 AH)。 Al-A’laq al-Nafisah,(莱顿,1891 年),第 33 页。 183;伊本·霍尔达贝,阿布·卡西姆·欧贝德·阿拉·本·阿卜杜拉 (卒于伊斯兰历 300 年)。 Al-Masalik wa-l Mamalik,Al-Muthanna 图书馆(巴格达,N.D),第 153 页。 150;有些资料提到离开大马士革后第一个地方的名字是“Al-Kiswah”。参见:Al-Omari,Ibn Fadlallah Shihab al-Din Ahmad ibn Yahya (卒于 749 AH)。 Masalik al-Absar fi Mamalik al-Amsar,(法兰克福,N.D),第 153 页。 334;贾兹里,阿卜杜勒·卡迪尔·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卡迪尔·本·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安萨里 (卒于伊斯兰历 977 年); Durar al-Fawa'id al-Munathamah,载于《Akhbar al-Hajj wa Tariq Makkah al-Mu'athamah, Al-Mutba'a Al-Salafiyyah》(开罗,1964 年),第 34 页。 453; Mosel, A.《北希贾兹》,由 Abdul Mohsen Al-Husseini 译(亚历山大,1952 年),第 137 页。 156;后者提到,根据伊本·鲁斯塔(Ibn Rustah) 和伊本·霍尔达贝 (Ibn Khordadbeh) 的说法,Kiswah 是曼齐尔 (manzil) 的名字。基斯瓦是阿拉吉河上的一个小村庄,位于大马士革以南 18 公里处,其名字来源于巴努·加桑从前来收税的罗马国王使者手中夺走的衣服。向他们表示敬意。参见:Al-Zamakhshari,Muhammad bin Omar (卒于 578 年 AH)。 Al-Amkinah wa-l miyaah wa-l Jibal,由 Ibrahim Al-Samarrai 调查,Al-Saadoun Press,(巴格达,N.D),第 198 页;迪马什基,穆罕默德·本·伊萨·本·卡南·萨利希 (卒于伊斯兰历 1153 年)。 Al-Mawakib al-Islamiyyah fi-l Mamalik wa-l Mahasin al-Shamiyyah,Hikmat Ismail 调查,第二部分,文化部出版物,(大马士革,1993 年),脚注,第 74 页。 352;巴克尔,赛义德·阿卜杜勒·马吉德。 Al-Malamih al-Jughrafiyyah li Duroob al-Hajeej,Dar Tihama(吉达,1981 年),第 33 页。 182;至于库达马·伊本·贾法尔 (Qudama ibn Ja’far),阿布·法拉吉·伊本·库达马·伊本·齐亚德 (Abu al-Faraj ibn Qudama ibn Ziyad),卡提卜·巴格达迪 (al-Katib al-Baghdadi) (卒于伊斯兰历337 年)。 Al-Kharaaj wa Sina’at al-Kitabah,由 Muhammad Hussein Al-Zubaidi 编辑,Dar Al-Rasheed 出版社(巴格达,1981 年)。第一个名字(Al-Manazil)是在大马士革之后提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编号。 (1)。[2] 哈马维、谢哈布·阿尔丁·阿布·阿卜杜拉·雅库特·本·阿卜杜拉·鲁米·巴格达迪、穆贾姆·布尔丹、达·萨德尔(贝鲁特,1955 年)提到过它。它以苏尼扬的名字命名,距离大马士革有两个站,位于大马士革的豪兰附近城镇中,有些人认为苏尼扬是继基斯瓦之后黎凡特朝觐路线上的第二个站,也是伊本·鲁斯塔赫和伊本·霍尔达贝提到的地方,见《马萨利克·瓦-尔·马马利克》,第 150 页;奥马里,《马萨利克·阿布萨尔》,2/334;贾兹里,《杜拉尔·法瓦伊德》,第 453 页;马基,苏莱曼·阿卜杜勒·加尼。 Tariq Hujjaj al-Shaam wa Misr mundh al-Fath al-Islami ila Muntasaf al-Qarn al-Saabi’ al-Hijri,《Al-Dara》杂志,第十年,第一期,1984 年 6 月,第 17 页。 9. 详细信息参见:表号(1)。[3] Al-Harbi,Al-Manasik,第 14 页。 653;作者未知,第 114b 对开页;莫塞尔认为,位于大马士革以南 150 公里处的Athri’at 是第三宫的名称,伊本·鲁斯塔和伊本·霍达德贝将其称为“Dhaat al-Manazil”。根据Qudamah的安排,Dhaat al-Manazil是第二站。参见: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14 页。 183;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150 页;Qudamah bin Ja’far,Al-Kharaj,第 85 页;Mosel,Northern Hijaz,第 156 页;Al-Ya’qoubi 提到 Jund al-Sham 被划分为几个区域,al-Buthaina 是其中一个区域,其城市是 Athri’at。参见:Al-Buldan,第 82-83 页;至于 Al-Maqdisi,他将黎凡特地区划分为几个区域,其中一个区域他称之为约旦,并将这些区域作为他的城市之一,并确定了大马士革与两个阶段之间的距离。参见:Al-Maqdisi al-Bishari,Shams Al-Din Muhammad bin Ahmed(卒于伊斯兰历 380 年)。 Ahsan al-Taqasim fi Ma’rifat al-Aqalim,第二版(莱顿,1906 年),第 154、192 页; Dradkeh 提到,Dhaat al-Manazil 的名字表明了其位置相对于道路的重要性。参见:Dradkeh,萨利赫·穆萨。倭马亚时代的黎凡特朝觐路线,第四届黎凡特历史国际会议(倭马亚时代的黎凡特),(安曼,1996 年),第 17 页。 441;表号 (1)。[4] Dradkeh,Al-Hajj al-Shami 路,第 14 页。 441;阿尔·阿里迪 (Al-Aridhi),维丹·法里克·伊纳德 (Wijdan Fareeq Enad)。Tariq Umara’ al-Hajj fi al-Dawlah al-‘Arabiyyah al-Islamiyyah,Dar Al-Nahda Al-Arabiya,(贝鲁特,2021 年),第 17 页。30.[5] Al-Hamawi,Mu'jam al-Buldan,1/130;一些消息来源提到,它与大马士革之间有四天的旅程。参见:Al-Istakhari,Abu Ishaq Ibrahim bin Muhammad Al-Karkhi(卒于伊斯兰历四世纪),Al-Masalik wa-l Mamalik,(N.P.,N.D),第 17 页。49;伊本·豪卡尔 (Ibn Hawqal),阿比·卡西姆·纳西比 (Abi Al-Qasim Al-Nasibi)(生于伊斯兰历四世纪)。 Al-Masalik wa-l Mamalik,(N.P.,N.D),第 17 页。 171.[6] Al-Harbi,Al-Manasik,第 14 页。 653;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114b。扎尔卡位于大马士革以南 203 公里,麦地那以北 110 公里处。参见:Al-Dimashqi,Al-Mawakib al-Islamiyyah,卷。 2,脚注,第 14 页。 353; Bakr,Al-Malamih al-Jughrafiyyah,第 14 页。 186.[7] 阿尔-巴克里,阿布·奥贝德·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安达卢西(卒于伊斯兰教历 487 年)。 Jazirat al-‘Arab min Kitab al-Masalik wa-l Mamalik,由 Abdullah Yusuf al-Ghunaim、Al-Matba’ah al-Asriyyah 编辑,(科威特,1977 年)。Mu’jam ma Ista’jam,Mustafa al-Sakka 编辑,第 2 部分,Matba’at Lajnat al-ta’lif wa-l Tarjamah wa-l Nashr,(开罗,1945 年),2/696;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3/137。[8] 一些消息来源提到 Sargh 是 Athri’at(目前为 Daraa)的下一任 manzil。参见: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14 页。 483;伊本·霍达德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4 页。 150; Qudamah bin Ja'far,Al-Kharaj,第14 页。 85;贻贝,北汉志,第 14 页。 156、亚库特的萨格位于穆吉塔和塔布克之间,是黎凡特朝圣路线的马纳齐勒之一。参见:Al-Hamawi, Mu’jam al-Buldan, 3/212,以及:Al-Hazmi, Abu Bakr Muhammad bin Musa bin Othman bin Hazim Al-Hamdhani al-Shafi’i(卒于 584 年)。 Ma itafaqa lafthuhu wa iftaraqa musammaah fi-l amakin wa-l buldan al-mushtabah fil khat,阿拉伯科学遗产复兴中心保存的第 53 号手稿和苏莱曼尼亚图书馆副本的复印件。手稿 Laleli ,第 2140 号,第 218 页,目前 Sargh 是约旦城市 Al-Mudawarah,距离 Athri'at 超过 300 公里,商队很难在不停留的情况下继续经过这段距离;消息来源提到位于 Athri'at 和 Sargh 之间的七个 manazil 的名称。参见:Al-Harbi,Al-Manasik,第 653 页;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114b;看来这些马纳齐尔与距离相符,其中一些马纳齐尔仍然保留着伍麦叶哈里发时代的痕迹,也许我们可以分析,一些历史学家没有提到它们,是因为他们之间对详细了解 manzil 的细节和特征,以便根据水、草、市场和道路变化等因素将其视为 manzil。由于各种因素,请参阅:Dradkeh,《黎凡特朝觐之路》,第 441 页-443。参见:表号(1)。[9] Al-Hazmi,Ma itafqa lafthuhu,论文 218;Al-Hamawi,Mu'jam al-Buldan,3/212。[10] Al-Bakri,Mu' jam ma Ista'jam,3/735; Sargh 距离大马士革约 572 公里,参见:Bakr, Al-Malamih Al-Jughrafiyyah, p. 11。 193.[11] 伊本·萨阿德 (Ibn Saad)、萨阿德·本·马尼 (Saad bin Manee)(逝世于伊斯兰历 230 年),Al-Tabaqat al-Kubra,盲文出版社,(Liden,1904 年),2/165-168;阿布·伊斯塔卡里 (Al-Istakhari),阿布·伊沙克·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卡基 (Abu Ishaq Ibrahim bin Muhammad Al-Karkhi)(卒于伊斯兰历四世纪)。 Al-Aqalim,(北达科他州科塔),第 14 页。 10;阿布·扎伊德·艾哈迈德·本·萨赫勒·巴尔基 (Al-Balkhi)(卒于伊斯兰历 322 年)。 Suwar Al-Aqalim,保存在巴格达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图书馆的手稿,第 329 号,第 20 号论文。[12] Al-Istakhari,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4 页。 24;伊本·霍卡尔,苏拉特·阿德,第 14 页。 39; Al-Maqdisi Al-Bishari,Ahsan Al-Taqasim,第 14 页。 179;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论文 76; Al-Himyari,阿比·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莫奈姆·桑哈吉(Abi Abdullah Muhammad bin Abdul Moneim Al-Sunhaji,卒于伊斯兰历 727 年)。 Al-Rawd al-Mi’tar fi Khabar al-Aqtar,Ihsan Abbas 的调查,第 2 版,海德堡出版社,(贝鲁特,1984 年),第 17 页。 130;阿布·阿尔菲达 (Abu Al-Fida),伊斯梅尔·本·阿里·本·穆罕默德 (Ismail bin Ali bin Muhammad,卒于伊斯兰历 732 年)。 Taqwim al-Buldan,(巴黎,1840 年),第 17 页。 87; Al-Dimashqi,Al-Mawakib al-Islamiyyah,第 2 卷,页边空白,第 14 页。354.[13] Al-Istakhari,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4 页。 24;伊本·霍卡尔,苏拉特·阿德,第 14 页。 39; Al-Dimashqi,Al-Mawakib al-Islamiyyah,第 2 卷,页边空白,第 14 页。 354.[14] 当查看附录(1)时,我们发现 Al-Junaynah 出现在 Al-Muhaddithah 和 Al-Aqra’之后,参见:Al-Harbi, Al-Manasik, p. 11。 653;作者不详,Manazil Makkah,第 114b 对开页;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14 页。 183;伊本·霍达德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4 页。 150; Qudamah bin Ja'far,Al-Kharaj,第 14 页。 85;然而,莫塞尔从他对该地区的研究中得出结论,Al-Junaynah 出现在 Muhadditha 和 Al-Aqra 之前,参见:North Hijaz,第17 页。 156.[15] Al-Bakri,Mu'jam ma Ista'jam,2/399。[16] Al-Harbi,Al-Manasik,第 16 页。 653;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14 页。 183; Al-Aridhi,Turuq Umara’ Al-Hajj,第 14 页。 32.[17] 摩泽尔,北汉志,第 17 页。 156;参见:Al-Omari,Masalik al-Absar 2/336; Al-Jaziri,Durar al-Fawa’id,第 17 页。458.[18] Al-Zamakhshari,Al-Amkinah wa-l Miyah,第 14 页。 65;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5/60。[19] Al-Harbi,Al-Manasik,第 19 页。 53;作者不详,Manazil Makkah,第 114b 对开页;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14 页。 183;伊本·霍达德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4 页。 150;库达马·本·贾法尔,《Al-Kharaj》,第 14 页。 85.[20] 这个地方距离塔布克约200公里,位于塔布克东南部,参见:Mosel, North Hijaz, p. 11。 156.[21] Al-Hamawi,Mu'jam al-Buldan 1/236。[22] Al-Harbi,Al-Manasik,第 23 页。 656;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 85;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u,第 134 篇。[23] 希米亚里,《鲁德·米塔尔》,第 247 页。 189; Al-Omari,Masalik al-Absar,1/231;参见:Al-Istakhari,Al-Aqalim,第 154 页。 10;伊本·哈卡尔,《Surat al-Ard》,第 154 页。 39; Al-Zamakhshari,Al-Amkinah wa-l Miyah wa-l Jibal,第33 页。 72; Abu al-Fida,出自《Taqwaem al-Bul》,第 154 页。 89; Shawkat,Ibrahim,《Jazirat Al-‘Arab min Nuzhat al-Mishtaq li-l Sharif al-Idrisi》,伊拉克科学院出版社,(巴格达,1971 年),第 33 页。 33; Bakr,Al-Malamih Al-Jughrafiyyah,第 34 页。 204-206。[24] Al-Harbi,Al-Manasik,第 24 页。 653;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114b;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83;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50;卢格达·伊斯法罕,哈桑·本·阿卜杜拉(310 AH)。 Bilad Al-‘Arab,由 Hamad Al-Jasser 和 Saleh Ahmed Al-Ali 调查,Dar Al-Yamamah 研究、翻译和出版部出版,(利雅得,1968 年),第 74 页。 397;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85.[25] 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4/338;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页602.[26] Al-Harbi,Al-Manasik,第 247 页。 653;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114b。[27] Lughdah al-Isfahani,《阿拉伯之书》,第 247 页。 396;巴克里,《Mu’jam ma Ista’jam》,3/743;哈马维,Mu’jam al-Buldan,3/228。[28] 查看附录编号时。 (2)我们发现 Ibn Rustah 和 Ibn Khordadbeh 曾以 Wadi Al-Qura 来指代其他 manazil 的名称,参见:Al-A’laq al-Nafisa,第 233 页。 183;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50;而Al-Harbi 之所以在供水站停留,可能是因为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对某个地方是否为 manzil 的定义存在分歧。[29] 一些人估计距离为(20 Marhala)。请参阅:Al-Istakhari,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54 页。 29; Ibn Hawqal,《Surat al-ard》,第 6 页;至于伊德里西,他估计其为(30 马拉哈拉)。请参阅:Shawkat,Jazirat Al-‘Arab,第 154 页。30;至于 Al-Omari,据他所说,该距离为 728 英里,相当于二百四十二法尔萨克,又三分之一法尔萨克。参见:Masalik al-Absar 2/299;至于大马士革和麦地那之间的距离,Al-Omari 估计为 580 英里,相当于九十三法尔萨赫又三分之一法尔萨赫。参见:Masalik al-Absar,2/317。[30] Al-Harbi,Al-Manasik,第 34 页。 427;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42a;不同的地理来源对于麦地那和杜勒胡莱法之间的距离有不同的看法。参见:al-Bakri,Mu’jam ma Ista’jam,2/464;哈马维,Mu’jam al-Buldan,2/295;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196;阿尔萨姆胡迪、努尔丁·阿里·贾迈勒·阿尔丁·阿布尔·穆哈辛·阿卜杜拉·本·希哈布·阿尔丁·本·阿巴斯·艾哈迈德·侯赛尼·沙夫二世(卒于伊斯兰历 911 年)、瓦法·阿尔·瓦法·阿尔萨姆胡迪、 Bi'akhbar Dar Al-Mustafaa,艺术出版社,(埃及,伊斯兰历 1326 年),2/293;虽然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它们之间的距离为 9 公里,但请参阅:Al-Kandhlawi,Muhammad Zakaria,Hajjat al wada' wa umraat alnabi salla Allahu alaihi wa sallam,Nadwat al-Ulama Press,(印度,N.D.),p 。 9.[31] Al-Harbi,Al-Manasik,第 34 页。 440;参见: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46b;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u,第 145 号文件。[32] 巴克里,《信仰的起源》,2/458-459。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2/277。[33] 雅各比,艾哈迈德·本·阿比·雅各布·本·瓦兹(卒于伊斯兰历 292 年)。 Al-Buldan,第 3 版,Al-Haidari Press(纳杰夫,1957 年),第 3 页。 73.[34] Al-Harbi,Al-Manasik,第 34 页。 441;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46b。[35] Al-Harbi,Al-Manasik,第 34 页。 443;参见: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46b;巴克里,《穆贾姆马伊斯塔贾姆》,4/1256; Al-Samhoudi,Wafaa’ al-Wafaa,2/166。[36] 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3/292;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333.[37] 伊本·鲁斯塔赫,《纳菲萨》,第 34 页。 178;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30;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333; Shawkat,《阿拉伯书》,第 34 页。 23.[38] Al-Harbi,Al-Manasik,第 34 页。 443; Al-Samhoudi,Wafaa’ al-Wafaa,2/166;历史学家对于阿尔拉瓦和麦地那之间的距离有不同的看法。参见:Al-Zamakhshari、Al-Amkinah wa-l Miyah wa-l Jibal,第 15 页。 114;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22,Al-Samhoudi,Wafaa’ al-Wafaa,2/314。最近的研究表明,该地区仍然沿用同一名称,但不再是朝圣者的驻地,距离麦地那 74 公里。请参阅:Al-Kandhlawi,Muhammad Zakariyya,《Hajjat al-Wada’》,Nadwatul Ulama Press,印度,第 174 页。 30.[39] 雅各比,布尔丹,2/681。[40] Al-Harbi,Al-Manasik,第 36 页。 445;参阅: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 论文 48a,Al-Bakri,Mu'jam ma Ista'jam,2/686。[41] 巴克里,《信仰之歌》,2/686。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277.[42] 作者不详,《Manazil Makkah》,第 48a 页;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78;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30;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277; Al-Samhoudi,Wafaa’ al-Wafaa,2/169; Shawkat,《阿拉伯书》,第 34 页。 23.[43] Al-Harbi,Al-Manasik,第 43 页。 447;参见:Al-Bakri,Mu’jam ma Ista’jam,3/903;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u,第 275 篇。[44] 作者不详,《Manazil Makkah》,第 48b 页; Ya’qoubi,Al-Buldan,第 34 页。 77.[45] Al-Harbi,Al-Manasik,第 44 页。 448;参见: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第 49a 页;穆贾姆·马·伊斯塔贾姆,3/742,931;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327.[46] 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3/228。 Al-Samhoudi,Wafaa’ al-Wafaa,2/323。[47] Al-Harbi、Al-Manasik,第 45 页。 451-452;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49b;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78;哈马维,Mu’jam al-Buldan,3/228;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327.[48] 伊本·霍尔达贝,《马萨利克和马马利克》,第 34 页。 130;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 80,Shawkat,Jazirat al-‘Arab,第页23.[49] 亚库比,《布尔丹》,第 34 页。 73.[50] Al-Harbi,Al-Manasik,第 36 页。 450[51] Al-Harbi,Al-Manasik,第 36 页。 451;请参阅: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 论文 49 b。[52] 巴克里,《真理之书》,1/102。[53] Al-Harbi,Al-Manasik,第 54 页。 454;参见:Al-Samhoudi,Wafaa’ al-Wafaa,2/172。[54] Al-Harbi,Al-Manasik,第 54 页。 457;参见:Al-Bakri,Mu’jam ma Ista’jam,2/368;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156.[55] Al-Harbi,Al-Manasik,第 36 页。 457;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78;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31;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 81;Shawkat,《阿拉伯书》,第 34 页。 23.[56] 巴克里,《信仰之歌》,2/368;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156; Al-Samhoudi,Wafaa’ al-Wafaa,2/367;阿里,萨利赫·艾哈迈德,《Al-Hijaz fi Sadr al-Islam Dirasat fi ‘Ahwalihi al-Umrania wal-Idaria, muasasat al-Risalati》,(贝鲁特,1990 年),第 33 页。 263.[57] 亚库比,《布尔丹》,第 34 页。 73.[58] Al-Harbi,Al-Manasik,第 24 页。 457;参见: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154 页。 454.[59] Al-Harbi、Al-Manasik,第 26 页。 457, 460;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78;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78;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 81;巴克里,《穆贾姆·马·伊斯塔吉姆》,3/1054。[60]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59.[61]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59;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421.[62]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63;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52b;巴克里,《穆贾姆和伊斯塔贾姆》,3/942;至于伊德里西,他把它们描绘成巴尼朱海纳 (Bani Juhayna) 人的住所,见:Shawkat,Jazirat al-‘Arab,第 74 页。 23.[63]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65;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78;伊本·科尔达贝(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31;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 81;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u,第 354 篇; Shawkat,《阿拉伯书》,第 34 页。 23.[64] Lughdah al-Isfahani,《Bilad al-‘Arab》,脚注,第 63 页。 24;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u,第 354 篇;哈马维(Al-Hamawi)、穆贾姆·布尔丹 (Mu’jam al-Buldan)、5/104 萨姆胡迪 (Al-Samhoudi)、瓦法阿 (Wafaa) 瓦法阿 (Wafaa)、2/174。[65]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65;参见: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第 53a 页;巴克里,《穆贾姆马伊斯塔贾姆》,4/1212,1257。[66]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65;参见: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第 53a 页;巴克里,《穆贾姆马伊斯塔贾姆》,4/1212;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5/104;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93,距麦加25公里。请参阅:Al-Kandhlawi,Hajjat al-Wada’,第 154 页。 40.[67] 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16a-16b;伊本·哈卡尔,《Surat al-Ard》,第 154 页。 46; Shawkat,《阿拉伯书》,第 34 页。 23.[68]《马萨利克和马马利克》,第 64 页。 130.[69] Al-Harbi,Al-Manasik,第 36 页。 468;由于地理学家使用的计量单位不同,他们对麦地那和麦加之间距离的测定也存在分歧。参见:Al-Ya’qoubi,Al-Buldan,第 154 页。 73,Ibn Hawqal,《Surat al-Ard》,第页。 46; Al-Istakhari,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28;至于伊德里西,据他所说,距离为 (250) 英里,参见:Shawkat,Jazirat al-‘Arab,第251 页。 24;而伊本·法德勒·阿拉·乌马里 (Ibn Fadl Allah al-‘Umari) 估计的距离为“一百英里零十二英里,即三十七法尔萨赫又三分之一法尔萨赫”。请参阅:Al-Omari,Masalik al-Absar,第 154 页。 299; Al-Jaziri,Durar al-Fawa’id,第 33 页。442;承认1马尔哈拉为8法拉希克,1法尔萨克为6公里,1英里为2公里。参见:Al-Ya’qoubi,Al-Buldan,脚注,第 154 页。 75;伊本·拉法,阿布·阿巴斯·纳吉姆·阿尔丁·安萨里 (卒于伊斯兰历 710 年)。 Al-Idaah wa-l Tabayun fi Ma’rifat al-Mikyal wa-l Mizan,由 Muhammad Ahmad Ismail Al-Kharouf 编辑,Dar Al-Fikr(大马士革,1980 年),第 34 页。 77-78;亨茨,瓦尔特。 Al-Makayil wa-l Awzan al-Islamiyyah wa ma Yu’adiluha fi al-Nitham al-Mitri,由 Kamel Al-Asali 译,约旦大学出版物(N. P, N. D),第 153 页。 94-95。[70] 塔巴里,《关于古兰经的记载》,《Dar al-Tarbiyah wa-l Turath》,麦加,N.D.,C 21,第 237 页。 105; Al-Qurtubi,Abu Abdullah Muhammad bin Ahmed Al-Ansari,Al-Jami’ Ahkam al-Qur’an,由 Ahmed Al-Bardouni 和 Ibrahim Ataqish 编辑,埃及书店,(开罗,1964 年),卷。 15,页120; Sayyid Qutb,《Fi Thilal al-Quran》,第 6 版,Dar, Al-Shorouk,(贝鲁特,1978 年),第 5 卷,第 174 页。 2998.[71] 穆罕默德·本·穆萨·巴巴·阿米,《Mafhum al-Zaman fi-l Quran al-Karim, Dar Wahi al-Qalam》(大马士革,2008 年),第74 页。 65[72] 卡拉乔夫斯基以尊重和赞赏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文明学者的著作,并特别提到了地理资料,他说:“也许这首先适用于阿拉伯历史和地理文献,学者们很早就承认它们是研究伊斯兰世界历史的主要和可靠资料来源。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课题,不仅对于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来说如此,对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史、科学史、宗教史、语言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而且文献的范围并不局限于阿拉伯国家,而是为我们提供了阿拉伯人到达过的所有国家或他们获得过信息的国家的信息。这与他们描述的伊斯兰土地的丰富景象如出一辙。有时,阿拉伯地理资料可能是一个国家特定时代历史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来源。”请参阅:Karachowski,Ignatius Yulia Naqash,《阿拉伯地理文学史》,Salah al-Din Osman Hashim 译,阿拉伯国家联盟作者、翻译和出版委员会,(开罗,1963 年),第一部分,第 1 页。 3[73] 法国东方学家雷诺这样评价阿比·菲达的《塔格维姆·布尔丹》:“欧洲中世纪没有一本书可以与之相比。”参见:Krachowski,先前参考文献,1/389;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穆罕默丁,《Al-Turath al-Jughrafi al-Islami,Dar al-Uloom》(利雅得,1999 年),第 33 页。 193.[74] 阿马尔·穆罕默德·鲁比,《对帕特里夏·克罗恩的回应:麦加贸易与伊斯兰教的兴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 年还由 Amal Muhammad Al-Roubi 以阿拉伯语重新出版,Al-Radd ‘ala Tijarat Makkah wa Thuhur al-Islam, (In),第二版,(开罗,2013 年),第 24 页。 26-30[75]德文版链接:https://menadoc.bibliothek.uni-halle.de/.../pageview/865296[76] 请参阅:马哈茂德,尼扎尔·阿齐兹·哈比卜。 Khidmat al-Hajij fi-l ‘Asr al-‘Abbasi 132-334 AH,未发表的硕士论文,巴士拉艺术大学学院,1990 年;表号(1)。[77] 参见:同一参考文献,表号。 (2)。 原文链接:https://muslimheritage.com/levantine-hajj-route/
文艺
更多 ›在读中学时,我就读过王蒙的许多作品。后来我认识了他,并与交往。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时,王蒙的作品在中国文坛上成为一个奇迹。他在新疆生活了十几年,后来他调回北京以后通过手中的笔写下了爱和恨。其间经过40多年后,当别人问他:“你没有忘记维吾尔人呀?”他回答说:“我不能忘,当我处在困难的日子时候,维吾尔人关心我,养育我,理解我,维吾尔语从我耳朵里进去,渗入我的血液之中了。” 那天“麦西莱甫”晚会举行的非常热闹。王蒙听完乐手沙依提江大叔专门为他演唱的维吾尔民歌《黑眼睛》时,他静静地听着,双眼噙满了泪水。这个泪水使他的记忆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黄叶在他的眼前纷纷飘落。我发现,王蒙的另一个特点是,他非常自信,从不自暴自弃。他相信文化,无论是大文化,还是小文化,他都能从中得到巩固自我的东西,并且去适应他,在应该痛他哭的时候他会走到人们中间去紧紧握住他们的双手。所以,他没有被埋没。因为他非常自信,所以他克服了困难,使自己适应了这些。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有许多精英人物经受不住打击,然而他却没有失落,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失去自信。在那次“麦西莱甫晚会”上,沙依提江大叔稍片刻后,又抱起独塔尔琴时,王蒙对我打趣地说:“艾来提兄,请你告诉乐师,能否请他再唱一遍《黑眼睛》?”我当即示意沙依提江马上去做了。当沙依提江大叔那灵巧的手指在独塔尔的琴弦上开始跳跃的时候,王蒙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过去的岁月里与富有感情的原野见面了。 王蒙为什么喜欢维吾尔人?因为他在北京时还忧虑:“哪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将遭遇什么样的生活?”来到新疆时,是维吾尔人民首先给他递上净手的水,在他面前铺上洁白的餐布。他无法忘记这些人的好处,并且如此善良、好客的文明基础上探索着,因此而深深地理解了维吾尔民族,并结下了一生的情缘。所以,他能够与我们的作家、诗人、舞蹈家、歌唱家等哦们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成为朋友。总之,他与自己最喜爱的那首维吾尔民歌《黑眼睛》结为了一生的伴侣。这首民歌的歌词和曲调逐步将他带入维吾尔人民的过去与现实生活之中。他往往通过这首歌来回忆自己在新疆的生活。后来他在北京做了官。即使在那样繁忙的日子里他也常常唱起我们的这首名曲。并将它翻译成汉文引用在自己重要的作品中去。他没有忘记在口头上、在心中、在实际生活中向维吾尔人表示自己的谢意。他就是带着这样的情感在自己的作品中树立了维吾尔人的形象。他在创作并发表反映维吾尔人生活的小说中,把自己血液中的维吾尔情感充分地宣泄了出来。我自以为对他的作品能够深刻地理解并得到享受。他写小说并不拘泥于固定的理论模式,也不纠缠与单纯地塑造形象,他追求并探索通过实践摸索来创造理论。这便是他的独到之处。比如,有一年他来伊犁只呆了一个礼拜,回去后就发表了那篇题目叫《凯丽碧努尔》的小说。这篇小说里有形象,也有思想,最重要的是有自己鲜明的世界观。作品中的凯丽碧努尔是一个宾馆的服务员,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然而,她放弃了一次机遇。有一天,从北京来了几位拍电影的人。他们是找演员的,他们发现了凯丽碧努尔,邀请凯丽碧努尔到北京去,可是,凯丽碧努尔没有同意。他们对她说:“我们把你调到北京去,你可以在中央工作。” 可是凯丽碧努尔还是没有离开自己生长的那块美丽的土地。总之,她生活的很满足。王蒙在这里倡导的是:人应该懂得机遇并抓住机遇。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思想也确实发人深思。王蒙的特点是,他把主要想说的话明确地写出来。并不是想把它留给读者或者评论家。在《凯丽碧努尔》这篇作品中也是这样。后来,他为凯丽碧努尔没有能到远离故乡的地方开开眼界,去锻炼自己表示了深深的悲哀。那么王蒙的哲学观点是什么呢?聪明的王蒙就在于拿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拿今天跟明天进行比较。生活中让一个人“别那样做,要这样做,别那样说,要这样说。”这本身并不困难。一天,两天,一年或两年跟在他屁股后面,他终会做我们让他做的事,说我们让他说的话,这也不难。难的是,要让那个人真正在哲学的意义上感受自己的所作所为,从心里明白自己所走的道路。只有这样,他才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这里所说的独立思考不是狭义的,它包括广义上的探索。王蒙把“凯丽碧努尔”这名字用来做这篇小说的题目,把主人公的名字翻译成汉语“心的光”来使用,这不是音译,而是意译。本来人名一般都采用音译,然而,王蒙都没有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正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显然,王蒙通过凯丽碧努尔的形象用她的名字与她的人生观加以对照,努力解释和揭示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心理以及在新时代对生活的态度。他公开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人们在追求,人世间存在着许多可能性,你只要试图发现自己,并找到自己的价值,就能创造真正的自我。如果你躺下,你发火,你赌气,没有谁会帮助你。 如果王蒙40年前到伊犁时,抱着“管他那么多呢,这世上有什么可争的”与世无争的的态度,那么现在他在伊犁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了,绝不会成为今天中国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的。这就是努力并且满怀希望生活的结果。王蒙现在既是作家,也是评论家、发现者和组织者。他的这些特点最初对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一个崭新的时代应该有一个崭新的风格。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不再是很久以前为人们开心解闷的东西,它是影响人们生活的先进文化。所以,他写出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生动的,一个跟一个不一样的。当评论家们看了他作品后,刚说了一句“看来王蒙是用这样的风格写作的”时,他又跳到另外一种风格上去写作,就是让他们摸不着门道。为了适应生存、生活节奏、新文化,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停留在一种风格上。因此,他的作品对读者很有吸引力。在每个时期针对中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他都能通过自己的作品作出自己独特的评价和看法。他都不会随波逐流或盲目地敲锣打鼓。他时刻都关注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活。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没有那种无病呻吟的东西。他不是那种认为自己已经写过、已经说过就了事的作家,而是为大众的生存基础歌唱和悲哀的、为揭示人们真实的内心世界而努力的作家。让我们再回到短篇小说《凯丽碧努尔》这个话题吧,现实生活中究竟有没有凯丽碧努尔这样的人?我认为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就能找到许多。比如,对外开放以来,一些商人到外面找到了生路,赚了大钱。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家乡最终还是离开能挣大钱的地方,又回到了自己门前有着小木桥和哗哗溪流的村庄。他们的生意中断了,他们心满意足了,赚来的钱也没有能留给后人。风筝的线索断了,财路断了,他们从事的事业没能延续下去。当然,这里有很多原因,但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只要你能正确地适应,就一定能使对方诚服,使陌生得到改变。上个世纪60年代,伊犁河谷有许多青年被独山子、克拉玛依的石油冶炼、采矿部门招去了,可是过了几年后,这些好汉门说:“我们想念家乡,那里没有果园,没有溪水,没有早晚围坐在一起立上一瓶酒喝上一杯的树林,那里的人们你给他讲个笑话,只会像个老牛似的瞪着眼睛一声也不吭傻坐着------”就这样他们三、五成群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现在他们怎么样了呢?能说什么好呢?只能说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就是这样,得到了的东西不懂得珍惜,对待一切事物就像果园里的苹果一样发呆。 这种事例数不胜数。许多人下岗了,离职了。看上去他们好象还很风光。可是现实生活是不会接纳这种呆头呆脑和的盲干的人的。从今往后这样的事还会发生吗?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呢?每个有头脑的人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王蒙22岁拿起了笔,写了五十年。他在新疆就呆了十几年。他的脾气、心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之,维吾尔文化伴随了他一生。他最初是通过馕,其后是通过奶茶、通过包子、抓饭、拉条子认识了维吾尔人。他在接触了这个胸怀宽阔、快活幽默、脸上写着所有的表情、热情好客、视所有的人类为真主的子民的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后,才开始学习维吾尔语言和文字,并学有所成。他把维吾尔文化和汉族文化加以对比,从中获取了新营养。他开始喜欢窗帘、餐布、民族款式的衣服、饭菜、地毯、花毡等等。他身上的这些变化在他后来当了文化部部长时写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现。他写了伊犁的生活,宣传了维吾尔人,诠释了维吾尔人,他把像阳光一样温暖的维吾尔族文化向世人作了介绍。他还把儿子王山送进新疆大学语言文学系读书。王山于1999年陪父母一块到伊宁来时,许多人来看望他们。伊犁的作家们很想跟他交谈,为此我曾在一个场合跟他们争执起来,王蒙答应晚饭跟我们一起吃。我们把他带进艾山努尔哈吉家院子,很好地招待了一番。王蒙那天很开心。我们一起喝酒聊天,我们怕崔瑞芳夫人孤单,我们把自己的的妻子也带去了,女人门听了王蒙的维吾尔语都很惊讶。乐手弹唱了一曲之后,王山说:“我给你们唱首歌吧。”他放开嗓子唱了起来,那大概是他在新疆大学读书时从南疆籍的同学们那儿学来的歌曲,歌声非常宏亮,他唱完后,王蒙对我们说:“王山唱的歌是喀什风味的。”我们都笑了。那天我们吃的饭菜很丰盛,气氛也达到了高潮。夜里我们一起出来在院子里合影留念。在场的诗人和作家中有马克力、克维尔、吐尔逊买买提.伊明、吐尔逊.力提甫、吐尔逊.艾力、加帕尔.哈斯木、克尤木.索皮、乌斯满.富利木、夏克尔江.伊拉吉等人。那天艾山努哈吉热情好客的夫人拉碧维大姐亲自下厨掌勺,不辞辛苦地为客人们服务(这位伟大的母亲今年因病治疗无效而去世,愿她的灵魂安息吧)。次日早晨发生一点不愉快。那天早上我一上班,我们的领导就问我:“昨天晚上你把王蒙他们带到哪去了?”我给他们做了解释。领导说:“王蒙来了,你为什么不向我们汇报?”我对他们说:“我的客人来伊宁我没有向你汇报的义务吧。”还有几位领导也干预了这件事。他们说:“今天我们也要宴请王蒙,请你把王蒙给我们带来。”不得已我把他们带到了王蒙住的宾馆,他们对王蒙纠缠不休,王蒙只好被迫退掉中午要去的地方。中午我们又跟他在一起了。正当相互敬酒的时候,我端起一杯酒走到王蒙身边。崔瑞芳夫人笑呵呵地说:“昨天晚上我们很开心,谢谢。”我也向她了谢意。 2003年成都市举行了《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讨论会》。艾克拜尔.米吉提也从北京赶来参加会,我向学术讨论会提交了题为《王蒙在新疆的生活及其文学创作》的论文。这篇论文与其他人的文章一起被编成一本书出版了。我们出席讨论会的那天,本论文集就发到我们手上。我在篇论文中阐述了以下观点: 一、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他在那个困难的日子没有放弃自己,变成一个普通的活命者。而是渗入到维吾尔社会中去,在学习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风俗习惯过程中掌握了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字。 二、学习,终生学习,学有所成是王蒙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成就王蒙的正是这一点。 三、青年王蒙是维吾尔社会造就的,维吾尔文化为他打开了许许多多五光十色的金门和神秘的聚宝盆。他得到了维吾尔文化中友谊、宽容、进步、好客、随和、忠诚等人类精神的共同瑰宝―――理解与爱。 四、王蒙在新疆的经验,有助于他身在边疆了解中央和身在中央了解国外,这为他以后创作的《文化帝国》奠定了基础。 五、王蒙通过自己的作品在新疆找到了朋友。他在困难的日子里成长,在幸福的时候探索,在没有价值的地方创造了价值。他是怀着:“让所有的生活一齐来吧,我们会拥抱它们的”愿望生活的。 六、王蒙在自己的作品中一贯把做有知识的人放在首要的位置。在学习过程中引导自己、鼓励自己,通过这些做到学有所成,争取社会发展,繁荣文化,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造福于人民,这些就是王蒙50年文学创作活动的价值。 七、把每一个人培育成有能力、懂生活、有钱、有路子、懂爱情、有家具、关心自己、关心家庭、关心亲朋、关心社会、寻求荣誉的人是王蒙生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大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的要点。当时新疆小组的作品研讨会是艾克拜尔.米吉提主持的。另外,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持续三天的讨论会,王蒙和崔瑞芳夫人一直是坐在台下第一排位子,全神贯注地望着发言者的嘴巴,静坐听会。在我们这里情况则完全相反的,被讨论的作者往往坐在上席,除此而外,所有人的发言都是以赞扬和鼓励为主的,几乎没有批评。而王蒙作品研讨会上却不是这样。他还专门邀请持反对意见者参加讨论会。比如,著名作家、批评家韩西先(音译)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当今长篇小说上的障碍》的发言。他解剖了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宽容大度的王蒙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了批评。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艾克拜尔.米吉提宣读了他题为《论王蒙的文学技巧及其语言风格》的论文。艾克拜尔.米吉提当年拜王蒙为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论及王蒙的语言风格时指出: “王蒙的文学技巧及语言风格在中国作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点当然与他在新疆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在那些岁月里他与维吾尔农民几乎日日夜夜在一起,边劳动边学习维吾尔语,与他们成为朋友并且生活在一起。” 这种例子非常多,他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总是穿插一些新疆的生活和维吾尔人的特点加以描述。我对他作品中的这些地方非常注意阅读。比如,他的有些作品写得很活泼,很鲜明,实际上对他这些作品产生起作用的正是维吾尔文化,他理解了维吾尔人民。谈到这里时他这样写到: “大多数情况下,题目、思想、描写、灵感、情感和世界艺术中的发现来自于对比之中。理解了维吾尔人之后,有助于了解汉族人。通过掌握维吾尔语言文字的特点就可以掌握他们的秘密。了解新疆的冰山、绿洲、戈壁之后才能了解北京的东西长安街。” 王蒙是完全了解自己在新疆生活的作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精神是充实的,后来他学了英语,他四十岁以后学习了这种语言,又是他在美国从事写作过程中学会的。聪明的王蒙一生中凡是需要学习的东西他总是下决心掌握它。所以,他总是有别于周围那些颇有名气的作家们。总之,他理解国内几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文化,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对他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是有感情的。并且他把这样的人道主义努力渗透到了自己的重要作品中。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上升为中国文学界的一颗特殊的明星。人民选择了他,他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之后也没有放弃学习,没有忘记自己在新疆度过的岁月。没有忘记在伊犁巴颜岱农村时给自己馕的海力其汗老妈妈。他自豪地说:“我热爱新疆,我没有忘记新疆,她给我的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财富,她给了我坚定的信念。” 理解王蒙是不易,但也不难。如果认为自己是作家,学者,官员而不可一世,你就不可理解王蒙。首先,你在精神上要接近弱者,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你应该为他们说话。新疆人民的生活,准确地说,是伊犁河谷农民们的生活造就了王蒙作为一个世界性作家的地位。他回到新疆以后,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对比,将他们的状况与自己的状况进行了对比,从而,得到了从书本上永远也学不到的东西。他从书本中超脱了出来,然后,才认认真真地去写书,去宣传伟大的人民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日日夜夜捍卫饮用水的精神状态。维吾尔文化对他的血液发生了影响。特别是农民们轮流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倾其所有,同吃共饮,当维吾尔人弹起长期以来无限热爱的独塔尔琴悠扬的琴声时,他对这一民族感到了震惊。维吾尔人从不问他是谁,也不问他是哪个民族的?相反,却教会了他喝酒,他们安慰他说:“王蒙,请喝酒。你只要喝了酒,就会把一切烦恼都忘掉的。你是作家,请放心,真主总有一天会支持你的。一个国家没有皇帝不行,没有诗人和作家更是不行。”他们把王蒙列入自己一伙,使他和维吾尔人一样发出真实的笑声。王蒙身上的这种变化,引导他开始学习维吾尔语言和文字。他还把这种意志强加给儿子,王蒙的聪敏之处正在这里。如果我们不了解王蒙的这些方面,我们就不会理解他。因为,有些相当有名气的作家也只会说:“哦,新疆啊,那是个贫穷的地方呀!”而已。他们对新疆的理解就是这样肤浅。王蒙回到北京后却写了许多宣传新疆,尤其是宣传伊犁河谷的作品,创作发表了许多反映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生活的好作品。当年在作家和读者中掀起了“新疆热”。因为,王蒙在介绍伊犁河谷的时候,他那神秘的笔触也把伊犁河谷美丽景色的每一个特色播撒在了所有读者的心里。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读了王蒙描写伊犁河谷的作品之后,接待了好几批来伊犁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目睹这里的风土人情后都纷纷说伊犁不错。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络绎不断,他们来这里带着神秘的心情来的,可返回的时候也是带着神秘的心情返回的,他们并没有理解我们。他们回到北京后,一见王蒙便说:“你描写的像天堂一样的伊犁是个很小的城市嘛?”王蒙在几篇作品中这样写道:“到伊犁去一、两回是不可能理解它的。要理解这个河谷是需要时间的。伊犁的山水、空气对人非常适宜。我尤其对伊犁人爱说爱笑的性格非常喜欢。甚至他们的聚餐与我们不一样。我们喝酒时称赞菜炒的怎么好,他们是为食物祝福,然后才坐下来喝酒。边说边笑,边弹琴,边唱歌边喝酒。说笑话时所有的客人都可以参与。所以,总的说来,他们聪敏,能说会道,有教养、活泼开朗。聚餐会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所学校,说笑对他们来说是真正教养一个男人的途径。因此,他们对聚餐会、麦希来甫聚会看得很重,乐器是他们聚会时不可缺少的东西。高声唱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会唱。所以,每个人怀抱独塔尔琴时都会唱歌,他们的气氛、性格是通过音乐和歌声来调解的。” 对王蒙的成功产生影响的重要一件东西是维吾尔歌曲和音乐。所以,他在许多作品中对这一点都做过详尽地、反复地论述。他每次来伊犁时,维吾尔人为表示敬重设宴招待他,每次他都点名要听《黑眼睛》这首歌。1999年他带着妻子和儿子来到伊犁时,在接待他的场合我们曾为他唱过这首歌。原来他也是从这首优美的旋律中得到了许多东西。这首歌成了他情感的导火线,他在这支歌的旋律中陶醉,获得新的构思。他对我说:“艾来提.阿斯木,本来我有那首歌的全部歌词,后来给弄丢了。你给我搞一份那首歌的歌词好吗。”我答应了他,并专为他搞了一份歌词,第二天我们在石桥凉亭下见面了,那天是伊犁地区各民族作家们在那里集中的一天。他站起来讲了话,最后他说:“我们大家都要爱护自己的身体,没有健康的身体任何事情也做不成。这次来到伊犁发现有几位老作家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巨大损失,所以,我希望朋友们都来爱护自己的身体,希望大家健康长寿!”他回到座位上的时候我把一本《伊犁民歌集》送给了他。他非常高兴地说:“太好了,艾来提.阿斯木,这本集子里收有所有的伊犁民歌吗?”实际上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好地使用了许多伊犁民歌。例如 “要埋就把我埋在大路边,不要把我埋在戈壁滩上。”这首歌词很漂亮地翻译成汉文用在了自己的作品中。 2003年在青岛召开的《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他从下面走上讲台,看上去他非常简朴,他向大家致谢,他那亲切的语言使大家折服。他说道:“同志们、老师们、朋友们,谢谢大家。这次研讨会开的很好,有肯定的也有批评,这对我今后的创作将是个很大的鼓舞。现在我想说的是,同志们对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的说我是“旗手”、“伟大作家”‘巨人作家’。我认为,我们还是不要急于做这样的评价,时间会决定一切的,当然,我听了这些话后在没有人的时候也许会高兴得笑出声来。然而,这个评价对我是不合适的---” 王蒙的谦虚又一次使我信服。因为,他是在伊犁生活的那个王蒙。在伊犁汉人街上用烤包子填饱肚皮,吃了烤羊肉,喝了烧酒,吸了莫合烟过足了瘾,最后半醉半醒地骑上踏板车往巴颜岱赶路的那个王蒙。他是个谦虚与完美哲学的奴仆。所以,他生活得很谦虚。他就是在当部长时也没有忘记曾经一起拾过柴禾的朋友。那天吃晚饭时我跟艾克拜尔.米吉提俩人在一张餐桌上。我们的餐桌上还坐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和一位小伙子,还有一位姑娘。老妇人很开朗,我们互相认识以后,她先做了自我介绍,她住在美国,原先在一所大学里当教授,现在已经退休。小伙子是她的孙子,那姑娘是她孙子相好的女朋友。小伙子和姑娘两人都在武汉大学读书。他们三个人每人花200元来列席这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小伙子今年准备写学术论文。于是,我就逗那小伙子,我问他:“这三天会议你有什么感想?”他回答说:“我发现王蒙的脑子很灵。”王蒙在会上最后的讲话确实对他产生了影响。我心里想:“这小伙子好歹还算有脑子!”我们热烈地交谈起来,可是,情况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小伙子知道我来自新疆后,说:“噢,新疆是流放罪犯的地方。”我一下字愣住了。老妇人感到事情遭了,对孙子严厉地说:“这叫什么话!新疆是少数民族居住区,你说话可要注意啊。”我瞥了一眼小伙子,他显得很尴尬。我又问他:“你读过王蒙哪些作品?”他回答说:“我读过一、二篇作品,名字记不得了。”我说:“你要阅读王蒙的所有作品,特别是读《在伊犁》这部短篇小说集,要记住作品的名字。那时你就会理解新疆了。”可见,在今天的中国,王蒙的声音对新疆很重要。 今年秋天,我们在伊犁又接待了王蒙和他的夫人。这期间艾克拜尔.米吉提也在伊宁市,他是回来参加妹妹的婚礼的。举行婚礼的那天他对我说:“几天以后王蒙要来,先生到俄罗斯去了,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将授予他名誉院士称号,他是带着夫人一起去的。婚礼后我要在这儿等他几天。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霍尔果斯口岸迎接他。” 11月26日王蒙过霍尔果斯口岸,我们去迎接他了。霍城县的人们也得到了消息,当地新华书店里他的著作被人们购买一空。王蒙一到边界,一些崇拜他的读者们争先恐后地拿着书迎上去纷纷请王蒙签名,王蒙站着为他们签名。中午我们在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一起用餐,并举行了体面的座谈会。吃过中午饭后,我们就向伊宁市出发了。 第二天中午王蒙把时间交给了我们。这个时间是我们提前一天申请得到的。可是负责在伊宁市接待他的一位工作人员却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说:“那不行,人家是部长级的领导干部,他在伊宁市的活动是自治区直接安排的。”我没有多说,只是说:“请你转告他这是艾来提.阿斯木说的,如果没有时间就算了。”因为,我是有把握的。这事是加帕尔.哈斯木、克尤木.索皮、夏克尔江.伊拉吉、乌斯满.赛利木等朋友们一起安排的。总之,我们准备了马肠子、马肉、羊肉、各类维吾尔饭食等所有的东西。王蒙一听是我们的要求,就把午餐的时间交给了我们。我们为他和他的两位随行人员都准备了礼物。午餐就安排在《明星》酒店的麦西来甫大厅里举行,我到将军宾馆把王蒙及夫人和随从人员一起接过来,我们向客人们献了花,紧接着就开始了我们的节目。 一切都进行的十分顺利。70岁的王蒙还是那样精神饱满。餐后我们抓紧时间进行我们的节目。沙依提江大叔带来了一帮子乐师,他们排成一排开始奏乐。我嘱咐他们说:“先以王蒙喜欢的民歌《黑眼睛》开始吧!”他们奏起了音乐,乐声停止后,王蒙手拿麦克风讲了话。他用维吾尔语讲话使人感到亲切。服务员,其他客人们和协助接待王蒙的人们都涌在麦西来甫大厅前面。王蒙那亲切的维吾尔语在麦西来甫大厅回荡:“我今天非常高兴,我又回到了我美丽的第二故乡。我不会忘记伊犁,在困难的日子里维吾尔人民养育了我,支持了我,借此机会,我对伊犁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知情的人们听了他的讲话都热烈地鼓掌。我从王蒙手中接过麦克风说:“王蒙先生在半个多世纪里,用他的笔和他的爱,把新疆、特别是把维吾尔人民向全中国、全世界作了介绍。因此,我代表伊犁河谷的广大作家和诗人们对他所创作理解我们、歌颂我们的所有作品表示感谢。”场内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沙依提大叔那双期待运气的手拿起了独塔尔琴。他的手指顿时使呆板的独塔尔琴发出了悦耳的响声。充满激情的乐师又一次放喉歌唱,我们大家都跳起舞来,王蒙与夫人崔瑞芳也翩翩起舞,气氛达到了高潮。 王蒙回到伊宁市住了两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墓地去了,祭扫了他在伊犁时已去世的朋友们的坟墓。然后又到巴彦岱乡自己曾住过的村子看望了老人们。11月28日早上我们送他到了伊宁市机场。 王蒙道了一声“我还会来的”就走了。无论他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他是不会忘记新疆的,他会用笔想念我们的。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他通过让读者折服的作品,表达了愿意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交朋友的愿望。今年秋天他到伊犁来在‘明星’酒店跟维吾尔作家们见面时在饭桌上他问我:“艾来提.阿斯木,这个酒店有奶茶吗?”我立即吩咐酒店准备奶茶。他把茶碗推到自己跟前,把馕掰碎蘸着奶茶享用起来。后来又拿了一个热乎乎的包子。就像在40年前时一样,他津津有味地享用了奶茶和馕。没忘记用馕蘸奶茶吃的王蒙当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他与铁衣甫江和克里木.霍加交往甚好。尤其他对铁衣甫江非常敬佩。以上两位著名诗人去世以后,他曾写文章回忆他们。他经历了许多酸甜苦辣以后,找到了生活的道路,洞悉了生存的秘密,他生活得很平静,生活得很满足,他在希望中生活,在荣誉中生活,在毅力中生活,在自己的哲学里生活,在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中生活,他在新老朋友中间生活,他在读者们不停息的记忆里生活,他在未来接班人的新世界里生活,他在闻名于世的伊犁河的怀抱中生活。王蒙每次离开伊犁时,与这里的维吾尔族朋友们是这样告别的: “我还是40年前的王蒙,在聚餐会上吃着马肠子面肺子就喝酒的王蒙,谁家盖房子我都去帮工的王蒙,学会了‘踩馕渣儿的就要倒霉’的王蒙。我没有在形形色色的荣誉中迷失方向,我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我没有玷污我的笔和自尊,对生活,对人们,对将来都没有丧失我的爱。维吾尔人,我爱你们,向你们致谢!------- (译自《无尔塔格》文学月刊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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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新当选的纽约市市长佐兰•曼达尼在很多方面都引人注目。他将成为自1892年以来该市最年轻的市长,也是该市首位穆斯林市长和首位出生于非洲的市长。他去年参加竞选时几乎没有任何知名度,资金也很少,更没有政党机构的支持。单凭这一点,他就足以证明他战胜前州长安德鲁•库莫和共和党候选人柯蒂斯•西尔瓦的胜利非同寻常。但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民主党左翼人士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政治家。他年轻有魅力,并且像他这一代人一样,天生就擅长使用社交媒体。他的族裔背景反映了该党支持者的多样性。他从不回避政治斗争,并自豪地拥护左翼事业,例如免费托儿服务、扩大公共交通以及政府干预自由市场体系。 曼达尼还展现出极强的洞察力,能够专注于那些近年来逐渐疏远民主党的工薪阶层选民所关注的核心经济问题,但他并没有否认左翼的文化原则。但批评人士警告说,这样的候选人在美国大部分地区都无法当选——而共和党人则兴高采烈地将这位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捧为民主党的极左翼代表人物。然而,周二晚上在纽约市,他却赢得了选举。 通过与前纽约州州长科莫(他本人也是州长的儿子)竞选并击败他,他战胜了根深蒂固的民主党建制派,许多左翼人士认为该建制派严重脱离了他们的党派和国家。正因如此,曼达尼的市长竞选活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其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一场市政选举,即便这是美国最大城市的选举,也未必能获得如此多的关注。这也意味着,作为市长,他的成功和失败都将受到密切关注。 十二年前,民主党人比尔•德布拉西奥凭借解决纽约市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竞选纲领赢得了市长选举。和曼达尼一样,美国左翼人士也对他的政府寄予厚望,希望它能为全国树立高效自由主义治理的典范。然而,德布拉西奥在八年后卸任时,由于市长权力有限,难以推行新政策,其政绩褒贬不一,因此他的支持率很低。曼达尼将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限制和期望。 同为民主党人的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已经表示,她反对提高为资助马姆达米雄心勃勃的计划所必需的税收。即使资金充足,曼达尼也无法单方面实施各项计划。 他竞选时以尖锐批评纽约的商业精英和企业巨头的姿态出现,这些精英将曼哈顿打造成了世界金融中心。然而,为了有效执政,他或许不得不与这些利益集团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而他最近几周已经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他还谴责了以色列在加沙战争期间的行为,并承诺如果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踏入纽约市,他将以战争罪犯的身份逮捕他。这一承诺可能会在他任期内的某个时候受到考验。不过,这些都是以后的问题。眼下,曼达尼需要做的,是赶在对手之前,在公众面前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虽然他的竞选活动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但对美国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仍然是一张白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6%的美国公众“根本不关注”纽约市长选举。这对曼达尼和美国左翼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到普通民众,保守派人士将试图把新当选的市长描绘成社会主义威胁,称其政策和优先事项将给美国最大的城市带来毁灭,如果被整个国家接受,将构成危险。他们会放大每一次失误,并着重强调每一项负面的经济指标或犯罪统计数据。 与纽约有着私人渊源的特朗普肯定会乐于与曼达尼展开政治较量,他有很多方法可以给这位新市长制造麻烦。曼达尼还将面临赢得民主党领导人支持的压力,例如纽约州参议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后者从未支持过他的竞选活动。 然而,曼达尼的机会在于,他没有被自己的过去所束缚,他的政治对手在竞选期间曾试图利用他的过去来攻击他,但没有成功。明年一月就职后,他将有机会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声誉。如果特朗普真的与他发生冲突,那只会给曼达尼提供更大的发展平台。他的政治才能和能力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这绝非易事。但这与他未来几年将面临的考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纽约人喜欢把自己的城市视为宇宙中心,但周二举行的选举远不止市长选举。事实上,它很可能甚至都无法最好地反映出周二当前的选举氛围。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去年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以微弱优势击败特朗普——都举行了州长选举。而且在这两个州,民主党都以较大优势获胜。新泽西州的选情更为胶着,最终结果表明,特朗普去年在该州工薪阶层和少数族裔选民中取得的进展,在总统名字没有出现在选票上的情况下并没有持续下去。与曼达尼不同,谢里尔和斯潘伯格的竞选活动得到了建制派的支持,采取了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提出的政策也更为保守。然而,这三位候选人都将重点放在了住房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问题上。出口民调显示,经济问题再次成为选民最关心的议题。 周二,民主党左翼和中间派候选人获胜,这对于那些希望了解民主党应该推出什么样的政策和候选人以确保未来选举成功的人来说,可能会变得很困难。然而,上周曼达尼坚称,党内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各种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这必须是一个能够真正让美国人从中看到自己形象的政党,而不仅仅是少数参与政治的人的镜像,”他说。“在我看来,将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那就是劳动人民。”明年,随着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前往投票站选出国会中期选举候选人,这种观点将受到考验。届时,紧张局势势必加剧,传统的分歧也可能再次浮现。 然而,在这一夜里,民主党人却像一场盛大的欢乐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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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坎儿井是无动力引水工程。它是利用潜水自由水位的自然坡降,顺势将潜流引出地面的人工水利工程。它是人类在新疆特别是在吐鲁番、哈密这个特殊的自然环境下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巨大成就,是一项防蒸发、无污染的环保水利工程。有人将坎儿井比喻成干旱农业地区的地下运河,与长城、运河并列,誉为中国古代“三大人工水利工程”,是很有道理的。笔者想对坎儿井的源流和发展问题谈一点与过去专家不尽相同的看法,故称之为“新说”。 关中井渠西传说是不成立的 说新疆坎儿井是关中井渠西传的说法,一是清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六:“坎儿者,缠回从山麓出泉处,作阴沟引水……其法甚古(《汉书・沟洫志》引,洛水,井下相通行水),西域亦久有之”;二是《新疆图志》建置二:“初吐鲁番有溉田,久芜,云贵总督林则徐贬谪伊犁,始于,托克逊及伊拉里克等渠,复增穿井渠通水,民用温给”;三是王国维在其《西域井渠考》中推断:“汉时井渠或自敦煌城北直抵龙堆矣,汉于鄯善、车师屯田处当亦用此法”。四是黄文弼1957年所写《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序言》;五是戴应新1977年出版的《关中水利史话》之“古代的洛惠渠――龙首渠”。 上述资料,共同组成了新疆坎儿井是关中井渠西传说。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说法都是不成立的。关于这个问题,黄盛璋先生于1981年以《新疆坎儿井的来源及其发展》为题撰文,从井渠的开凿目的和用途、关中井渠没有西传、对陶葆廉《辛卯侍行记》与王国维《西域井渠考》的理解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论述,指出新疆坎儿井是井渠西传说是没有道理的,笔者认为论述深刻,故不赘述。 坎儿井东传说依据很不充分 美国人亨丁顿在其著作中说:他在1906年在新疆进行实地考察时,鲁克沁的伯克和毛拉向他说过:坎儿井是斯坎达尔、玉努斯及在吐鲁番建立大砖塔的素赉满统治时期的1780年,从外里海传入的。亨丁顿的这个“听说”立即得到西方学者斯坦因、伯希和、拉铁摩尔、斯柯姆伯格等人的赞同和引用。他们的理由:一是坎儿井的形制结构与挖掘方式与中亚的Karēz相同。二是Karēz起源于古代波斯。坎儿井是波斯语Karēz的译音。这是新疆坎儿井是中亚坎儿井东传说之始。 1951年浦熙修的《新疆纪行》、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人岛崎昌连续发表的3篇文章,虽然支持了亨丁顿的观点,但并未提出新的根据。 黄盛璋先生于1981年以《新疆坎儿井的来源及其发展》为题撰文,支持亨丁顿的观点。黄先生在文中说:“古作Karēz,一般都认为发源于波斯向西传播到欧洲意大利……最东就是新疆。按上引鲁克沁伯克与毛拉的介绍说自外里海地方传入,所指之地今为苏联中亚其中以浩罕距新疆最近,而浩罕最近也最为可能……特别是大和卓之子孙逃至浩罕,张格尔、玉素普兄弟及其后人多次入侵新疆,以及最后阿古柏侵占新疆,都直接来自浩罕;另一方面浩罕商民有不少居住新疆各地,喀什噶尔与叶尔羌驻有商务代办……所以吐鲁番之坎儿井自浩罕传入远比其他地方可能性大得多。”似乎为坎儿井中亚东传说画上了句号。 我们认为上述说法的依据是很不充分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直到笔者撰文时为止,国内外未发现任何关于新疆坎儿井是由中亚东传的文献。笔者认为新疆坎儿井如果确如黄盛璋先生所说的从浩罕传入的,源流国一般应有文献记载。如果是民间行为,在传入地官、民文书中也会有明确记载的。但是新疆坎儿井由中亚坎儿井东传说除了美国人亨丁顿的这一次“听说”以及一些外国学者的随声附和之外,是没有任何足可信任的记载文献。像新疆坎儿井的源流这样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怎么能仅靠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一次“听说”就形成结论呢?而且亨丁顿这次“听说”并没有经过任何考证,即使经过考证了也只是一个孤证,也不足以作为一个重大学术问题结论的全部依据。 第二,黄盛璋先生利用日本人岛崎昌的3篇文章中引用的《三州辑略》、《回疆志》以及《皇舆西域图志》,论证了新疆坎儿井出现的时间问题,认为“上限在1782年,下限在1807年,中间相去仅20多年,如定为18世纪80年代,看来最妥当不过。”笔者认为理由是充分的。但是黄盛璋先生对新疆坎儿井源流的推断却是与此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 黄先生说:“……所以吐鲁番之坎儿井自浩罕传入远比其他地方可能性大得多。”意即浩罕之张格尔、玉素普、阿古柏入侵新疆时将坎儿井传入的,事实上张格尔是在清道光六年(1826)入侵南疆4城的;玉素普是于清道光十年(1830)入寇南疆4城的;阿古柏是于清同治三年(1864)入侵南疆,清光绪二年(1870)攻占了吐鲁番等地的。他们的入侵时间都是在黄先生论证的新疆坎儿井出现下限时间之后,最早入侵的张格尔也是在新疆坎儿井出现下限时间之后的20年。显然,张先生的说法自相矛盾,难成立论。 第三,“Karēz起源于古代波斯。坎儿井不是汉语,也不是维吾尔语,而是波斯语Karēz的译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维吾尔族历史上先后使用过突厥语、回纥语、察合台语,皈依伊斯兰教后,改用了以阿拉伯文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语言文字,属于阿勒泰语系突厥语族。在维吾尔语言中不仅融入了相当数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而且在语音、语法、词法、句法等方面都受了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深远影响。加之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各自形成一些独特的特点。例如维吾尔语,除有众多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欧洲诸国词语、蒙古语、满语的借词外,还有遍及各个领域的汉语借词,如大豆、茶叶、凉面等,维吾尔语都是直接音译,形成鲜明的汉语借词;还有一些既不是维吾尔语,又不是汉语,但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词汇,如麻达(麻烦)、阿瓦孜(点子,愿意是声音)、艾来拜来(胡搅蛮缠)等维吾尔语、汉语同音的词汇;另如卡拉茶叶(茯茶)、茶叶纳克(茶壶)、莫合烟(手卷烟)等部分为汉语词汇读音、部分为维吾尔语词汇读音的独特词汇,典型地表示出维吾尔族和汉族互相融合、互相离不开的紧密联系。“坎儿井”一词就属于这一类词汇。 “Karēz”是波斯语词汇,又是维吾尔语借词。换句话说,“Karēz”是波斯语词汇,也是维吾尔语词汇,它在新疆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又演变成“坎儿井”这个维吾尔语与汉语相融合的词汇。它的前半部分“坎儿”是“Karē”的音译,后半部分“井”显属汉语名词,组成了“坎儿井”这个表现维、汉两个民族紧密融合的独特词汇。看来,亨丁顿与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学者对新疆维吾尔语言文字很不了解,竟然以“Karēz起源于古代波斯”为据,断然推断吐鲁番的坎儿井是由中亚传入的,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上述三点,说明新疆坎儿井中亚东传说的依据是很不充分的。 新疆坎儿井不是林则徐创凿的 新疆坎儿井林则徐创凿说始于《新疆图志》:《新疆图志》卷二:“……复增穿井渠通水,民用温给。”卷一百一十四:“林则徐……尤以创凿吐鲁番坎水为最。”笔者认为此说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 首先,林则徐日记记载在他贬谪之前新疆就有坎儿井。如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1月19日日记: “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 第二,清廷重臣证实在林则徐谪戍之前新疆就有坎儿井。如陕甘总督总理营务的刘锦棠《刘襄公奏稿》卷七载: “……旧有民耕坎井,……本是成法,林则徐复加意讲求。” 第三,清廷谕旨证明林则徐贬谪之前新疆就有坎儿井。如《清实录》322卷:“又谕……因附近无水,必须挖卡引水,以资灌溉等语……” 既然林则徐贬谪之前新疆就有坎儿井,新疆怎么又会出现林公井之说呢?原来林因焚烟贬谪新疆,决心学习已革粮道谈春台潜心边疆屯务的做法,先于道光二十四年5月捐资认修阿齐乌苏荒地龙口地段的开垦工作,继于道光二十四年冬到二十五年冬之间履勘了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伊拉里克、喀拉沙尔等地的屯田,精心研究屯务和发展边疆生产的措施,提出了不少有利于发展边疆经济的好建议,特别在他和全庆管理伊拉里克的屯务期间,使本无坎儿井的伊拉里克一下子发展到60多道,是吐鲁番原有坎儿井的两倍。由于林则徐努力发展屯垦生产,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两年时间,但当时的新疆已经出现了一片田园丰收、牲畜繁衍的可喜景象,深得当时民众的广泛传颂。 当林则徐被“著饬回京,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补”后,人们即将林则徐提倡和推广的坎儿井叫作林公井,以志对林之纪念。但并非说坎儿井即林公创凿。 上述三点,证明在林则徐谪戍之前新疆就有坎儿井,坎儿井林公创凿说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存在了。 坎儿井是新疆各族人民创造的人造地下水利工程 其理由如下: 第一:岩画作证。20世纪80年代,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所辖的托克逊县克尔碱镇发现一幅岩画,专家们推断这是2300年前的文物遗迹,画面上刻有水系、井、泉,其配置形式与坎儿井极为相似,考古专家们认为这是新疆先民们给我们留下的新疆在远古时代就有坎儿井的最有力的实物证据。读者或许会问:本文前面已经说明新疆坎儿井产生于18世纪80年代,怎么现在又说2300年前的远古时代新疆就有坎儿井呢?其实这是不矛盾的,或许新疆先民们于2300年前在吐鲁番这个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就创造了坎儿井这个特殊的人工水利工程,但在以后的沧桑变化中,被历史淹没了,中断了,失传了,在18世纪80年代人们又重新创造出了坎儿井。像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例如东汉时张衡创造的浑天仪,在历史的沧桑变化中就被淹没了,失传了,我们只能在史书中知道张衡有这个伟大的发明创造,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创造出第二个浑天仪来。 第二:民间口碑资料作证。吐鲁番和哈密民间普遍流传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兄弟俩放羊,突然遇到大风,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羊随风走,人跟羊行,到大风停止时,羊群已经走进戈壁深处。兄弟俩望着天山,将羊往回赶,走了两天了还没走出戈壁,羊渴得走不动了,人累得走不动了。兄弟俩想,如果找到泉水了,羊、人就都得救了。这时哥哥突然发现前面的一个断崖下有一丛芦苇长得十分茂盛,弟弟说:能长芦苇就有泉水,我们挖泉吧!于是兄弟俩就挖泉不止,一直挖到刀子断了,手指出血了,就在兄弟俩累得实在不能坚持的时候,一股清泉流了出来。羊得救了,兄弟俩得救了。 兄弟俩回到村上,讲了他们找泉的故事,村上的人就学着他们的做法,挖泉引水,浇灌农田。日子久了,形成了习俗。伊吾县维吾尔族直到现在还保留着过清泉节的习俗。年复一年清淤挖泉,泉流源头形成暗渠。暗渠长了,清淤出土不方便,人们就在源头打一口竖井,便于出土。暗流,维吾尔语音为坎儿。井,是维吾尔语的外来词。这就出现了“坎儿井”这个名词。民间把只有一个竖井的坎儿井叫单坎儿。这是坎儿井的雏形。 上述故事,虽是一个民间传说,但它却是坎儿井源流的一个有力证据。 第三:坎儿井的传统挖掘方法作证。先民们在千百年的清淤挖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坎儿井的泉流选择、形制结构、挖掘方法以及挖掘工具选择等一整套符合当地实际的方法,进一步证明新疆坎儿井是新疆先民们的一个科学创造。泉流选择,首先要看最近山峰雪帽(即积雪)的大小,一般都是在雪帽较大的山前冲积扇的边缘寻找芦苇等野生植物生长茂盛的地方,先掘一个三四米深的竖井,如果发现地下潜流,在其上流20米处再掘一口比第一竖井更深的竖井,一般坡降为1/40左右,要根据地势具体掌握。如果第二竖井又发现潜流,还要在上流20米处采用三点一线的原理选择第三个竖井位置。如果第三口竖井也有潜流,这个坎儿井的泉流位置就算选对了。其余竖井位置依法选择,直到泉流水量达到要求为止。 竖井一般是长方形,吐鲁番与哈密一般都是东西长0.8米,南北长0.6米。井下暗渠宽为0.8米,高约1.5米,上为拱形。挖掘工具是一把短把子的镢头、一把短把子的坎土曼和两只柳条筐,柳条筐要求标准化,高为0.25米。挖掘暗渠时,在竖井东西向的中线上插一盏铁制油灯,坎匠背对油灯,始终挖掘自己的影子,就可不偏离方向。以泉流能淹没筐沿为渠深标准。辘轳提土,一班3人。 挖掘坎儿井是一项费钱费力的工程,有时在坎儿井的掘进途中遇到潜流自由水位有较大起伏的地质结构,坎儿井就会宣告报废,人们就会白废钱、力,给坎儿井的主人与坎匠们都会带来严重的损失。人们恼火地把这种报废的坎儿井叫做“白坎儿”,“白”读bei。形成方言,引申意为无用、废物。有时也用作对头脑简单人的贬称。这个方言流行于整个新疆,而且是维吾尔语与汉语同音,从一个侧面说明坎儿井就是先民们在新疆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下创造的地下水利工程奇迹。 在坎儿井发展的最好时期,吐鲁番地区共有1158道,哈密地区有495道,总长度相当于中国京杭大运河的4倍。当时坎儿井灌溉面积占当地耕地总面积的70%,在民众生存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是在机电井普及、渠道实现防渗化的1998年,吐鲁番、哈密两个地区仍在使用的坎儿井还有608道,出水量约7.05立方米/秒,灌溉土地1.06万公顷,约占两地区耕地总面积的13.09%。坎儿井还形成坎儿井文化,旅游部门将其列为旅游景点,吐鲁番地区修建了坎儿井博物馆,中央将坎儿井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拨出专款进行维修和保护。笔者所以特作上述议论,目的是还新疆坎儿井源流的一个本来面目,同时也为新疆先民们的伟大创造争取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