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教伦理》之——七、“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

    第二章，谈“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韦伯运用/创造了许多术语，像是“资本主义精神”、“现代精神伦理”、“理性经济伦理”，它们在使用中是同义的。与之对应的术语则是“传统经济伦理”、“经济传统主义”。

    人为了理解事物，会用一个词去捕捉它/指明实体。用于指明事物的词是抽象的/由实体抽离出来的，但能真实反映事物的特性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凡是能指明事物的词，就是概念了。它就是真主创造事物的原理，现在被你发现了。若你脑海里有一个词，但还不能真实反映事物，还处在一种想象的状态，按照康德的说法，这不是概念，只是一种个人见解。所以，我们如何能确定，我们脑海里出现的词，是作为真理的概念还是一种个人见解呢？“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是否真实反映了一些事物的特性和关系呢？这就是韦伯在该章要解决的问题。

    读近代史，翻看一些历史案例——宗教改革，西方世界迅速崛起，工业革命，制造业产生，世界资本流向同一个群体，这时你脑海浮现一个词，可真实反映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韦伯在他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毕生研究中所经历的。他心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精神”，认为它可以解释由近代以来的这些历史事物构成的这种社会精神氛围。那它就是一个概念了。既然如此，是否可以给它下一个定义呢？韦伯说，一旦试图给它下定义，这项研究的某些困难就立刻显现出来了。

    在你社会学的职业生涯中，终于发现一个研究对象，而只有“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可以指明它。可若想让你的研究对象配得上这词，那它必须是具体的历史案例/截取自真实的历史片段。所以它是独特的实体，是从历史实在中提取出来的一些历史片段的复合。韦伯在面对这些独特的实体时，以文化视角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概念统一体。即该概念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物，是对世界真相的揭示。韦伯从文化视角，为它拟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

    一般而言，概念的构成是通过属加种差的方式，即先找到你的概念属于哪一类，再把它与该类之下的各种概念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别/清晰划界。譬如你拟了“宗教改革”这个概念，它属于“社会运动”一类，而该类之下有许多概念，譬如“文艺复兴”。这时你要把你的“宗教改革”的概念，拿来与“文艺复兴”比较，看能否对它清晰划界，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可韦伯拟定了“资本主义精神”后，发现无法给它归类。在社会学领域，在历史学领域，就没有这样一类。没有这类，也就没有其他概念可供比较、清晰划界了。

    这并非是说“资本主义精神”就不成立，只要揭示的是世界真相，是对历史实在的概括，就完全可以是一个概念。没有类可归属，反而说明它独特/具有质的重要性。这时，你就不能依常规，上来就对它定义。没有类的归属，没有其他概念的比较，也是无法定义的。实际上，你这是要建立一种新类别，开创一个新领域。所以是要在平地上构建这一概念。这时，你必须把从历史实在中抽取的各种历史片段放置在一起，来揭示这些历史事物之间的关系。

    故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书，并不是韦伯以“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写就的一部社会学作品，而是对“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的建构。整部书就是对“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定义。所以韦伯说，这一概念的最终形成不可能出现在这一研究的开端，必定出现在研究的结论之中。

    提问：这里的“属加种差”怎么理解？是属，之后是种类？

    回答：是的。这里的“属加种差”，如果用“+”就好理解了。就是，一个概念的构成，是其所属的类别，加上与这一类别之下的各种概念的划界。你的概念首先要属于一个类别，其次要与该类别之下的各种概念能清晰划界。

    韦伯说，他这种观察历史的视角，并不是唯一的视角。他从文化看，从历史案例中抽离出“资本主义精神”。人们也可以从别的视角看，譬如宗教的视角、经济的视角、政治的视角。韦伯从文化视角，抽离出了历史案例的特征。其他视角也可以从这些历史案例中抽离出其他特征，并从他所在的视角上，将所抽离出的特征视为基本特征。

    譬如从宗教视角，会抽离出这些历史案例的神学特征，拟一个“救赎主义”的词。——我面对这些案例时就有过这种想法。每个视角，都把自己所抽离出来的特征，视为基本特征。这里韦伯将“基本”打了双引号，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通过他的视角，抽离出这些历史案例的真正特征。所谓真正特征，就是唯一正确的本质，再没别的了。那这就是真主创造事物的真理了。人只能从某个视角，看到这真理的某一面，而无法全部拥有真理。

    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韦伯的自谦。

    他穷尽其研究找出的“资本主义精神”，肯定希望它是这些历史案例的基本特征——自己触碰到了真理。但他是位社会学家，没有黑格尔那种哲学家的狂傲，懂得学无止境的道理。所以他为这项研究留下了余地，说“资本主义精神”绝不必然就是基本的。实际上，各个不同的视角，在面对这些历史案例时，都是在推进人类对其基本特征的认识。其实历史概念的形成，就是一种学术的努力——各种方法论的目的，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去捕捉现实，而是把现实整理成有形的，因果性的，稳固的，具有独特性的历史概念，贡献出一种迥然不同的东西来。这实际上已超越学术本身，而走向一种宗教式的对真理的追求了。

    韦伯出于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现在并不急于给“资本主义精神”一个概念性定义。即便他能够在概念的世界为其研究的对象划定一块新大陆/清晰划界，也不想现在就定义它。他现在想做的是，为“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所指向的人类活动提供一份临时的例证。所谓“临时的例证”，即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立的有力证据，而只是为了让人们涉入这一领域、了解他的研究对象举的一个例子。韦伯拿来一份经典的关乎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文献。之所以拿它，是因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已看不出宗教痕迹、资本主义自成体系后，自然流露出的一种资本论。这份文献截取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给那些愿意致富的人的必要忠告》和《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

    这份现代资本家利益熏心的文献，实则暗含着一种伦理。

    富兰克林认为，若别人借钱给他，就是把钱在这段时间里可产生的利息/利润给了他。他要为钱在这段时间里可产生的利润负责，认为自己有一种义务。他会寝食不安，要想法子使钱产生它应有的利润。在这种资本家眼里，1便士不是1便士，而是这1便士可产生的利润。他不仅看到了这1便士的利润，也有着使它产生这利润的能力，或言一种拼搏精神。所以，只要他手里握着金钱，他就能积累起可观的资本来。为了掌握金钱，他必须有信用/善于付钱。为了掌握金钱，他必须勤劳。为了使金钱利润最大化，除了勤劳之外，他还必须节俭。可以说，这种金钱观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穆斯林，我们该思考的是，金钱的本质是什么？真主造化它是为了什么？这在法学和教义学那里，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新教徒这里已有答案了——金钱的存在和资本的积累，涉及到宗教上的一个伟大目的。这后面会讲。

    韦伯列出这样一份文献，很符合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观感。大家看过后会说，没错，这就是他们。韦伯说，好，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谈。但还是先说一句，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所有东西都包含在这份文献里了。

    奥地利作家库恩伯格在他《美国文化览胜》中引用这份文献并说：“他们从牛身上刮油做蜡烛，而从人身上刮钱。”这句尖刻的话，说的恰如其分。可这说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被誉为正人君子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库恩伯格说的不只是富兰克林，还包括他对美国佬/清教—资本主义的印象。他们的商业哲学，也确实就是从人身上刮钱。韦伯引用了奥地利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作家的话，来展现人们心中对最世俗的资本家的印象。这已经无以复加了。韦伯说，这很好，但除此之外，这份文献还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一种观念——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财富的责任。这种对财富的责任意识，已具有一丝伦理的含义了——韦伯还不认为这是真的伦理。你仔细品读这份文献，它不只是一种商业智慧，还暗含着一种精神气质。

    像是前面说的，一个人认为自己对1便士所可能产生的利润负有责任。这是一种恐怖的精神。若具有这种精神的群体掌握了世界大多数资本，那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伴随着责任感、信用、勤劳、节俭，他们必会使人类世界的财富成倍递增，而这正是我们在现代社会所看到的现实。若穆斯林也有这样的责任意识——当然是由伊斯兰伦理产生的，那他们也将会改变世界。譬如一位开餐馆的老板，若是他认为自己对开这餐馆负有责任/使命感，那这立马就不是开餐馆了，而成了“天职”——真主给我命定的这个职业，我一定得把它做好。这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的精神”。

    新教徒不只有金钱观，还有职业观。我们以后再讲。像是美国社会，不必是所有人，只要有一部分人能把自己的职业视为天职，那这个国家立即就会强大起来。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人们都能在他的职业上表现出一种专业性和敬业精神来。政治家要为人民服务，法官只效忠于宪法，军人从不过问政治，知识分子看守正义，媒体永远监督政府。反观穆斯林世界，政治家不是政治家，军人不像军人，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像是塞西，作为军人，推翻民选政府，而埃及的长老们却又拥护这样的独裁者。再像是巴沙尔，人民反对他，他就开枪镇压，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的统治，哪怕血流成河。他们这些人，欠缺的不只是一种职业精神，还有道德和人性。最可恨的，竟然还有许多穆斯林去为他们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