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宗教与资本占有
本书第一章，讲的是不同宗教群体“工作精神”的不同。
韦伯从宗教/文化视角观察经济，发觉资本和技术大都掌握在新教徒手中。拥有资本和技术的新教徒，与其他宗教群体，譬如天主教徒，因社会经济财富状况的差距而出现社会分层/阶层。——“阶层”在韦伯的社会学里，指的是拥有共同生活水平表现的一群人。因为人会追求身份归属，像是回民去到任何地方都要去寺里/坊上，这就使得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
在马来社会，马来人和华人的经济财富状况也有差距。资本和技术可能更多地掌握在华人手中。但这是不是韦伯所说的“工作精神”导致的差异呢？你可以说华人有一种“工作精神”，但与韦伯所说的新教徒的“工作精神”是两回事。若华人真的有一种“工作精神”，从宗教归属来看，那它应是佛教——由“俗家弟子”构成的宗教群体——的一种“投机资本主义”精神。——踏进佛堂去膜拜，希望能发财；或是供奉“财神”。
但马来人的经济表现却像天主教徒，是经济传统主义的。若考虑到他们的纳格什班蒂耶的文化背景，就与天主教徒更相似了——一种出世的宗教精神。还有，天主教徒主张善工的救赎理论与穆斯林进天堂的“条件”也是相似的，他们都没有新教徒那种对救赎的绝望和不确定性。所以在马来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下，不只是华人，任何非马来群体，都有机会去掌握社会的大部分资本和技术。
在对资本的占有上，韦伯通过统计数据发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差距，不只是存在于存在着宗教群体差别的地区，即便是这一地区有着民族差别和历史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这种宗教群体占据资本的差距也同样明显。也就是说，宗教群体之间对资本占有的差距，已经明显到可以超越民族和历史差别了。
譬如在有着民族差别和历史发展差别的中国社会，回民与汉民对资本的占有，以及西部与东部的历史发展差别，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可是，若将资本主义精神投入这一地区，这些差别导致的资本占有情况都将会改变。也就是一种宗教精神在对资本的占有上所导致的差距，会比任何其他形式所导致的差距都要大。那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在东欧北部地区，德意志人主要是新教徒，波兰人主要是天主教徒，两者之间因宗教的差别对该地区资本的占有就超越了民族和历史。不止如此，任何地方，一旦进行了资本主义化/群众改信新教，对资本占有的差别就会立即变得明显。而时间越久，社会分层也愈明显。
但新教徒在欧洲社会占据多的资本的这个问题，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新教徒，也可能是历史因素造成的。譬如这些新教化的地区，刚好占有丰富的资源，像是旧德意志帝国；或是历史上经济就比较发达，像是英国。这样一来，似乎不是宗教决定了经济，而倒像是经济决定了宗教。这很接近马克思的观点。拥有资本后就可以给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接受了优质教育的子女反过来可以在商业上更成功，去占据更多的资本。按照这样的逻辑，是资本导致了资本的扩张，而不是宗教。
财富的家庭代际转移，确实在对一个社会阶层对资本的占有起着作用。但如何解释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强烈地倾向于对天主教会进行革命呢？展开宗教改革的地图，所有要革天主教教会命的，都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经济好的地区要对天主教进行改革？韦伯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倾向宗教改革和新教徒占有绝大多数资本是一回事。也就是，凡是进行宗教改革的都是新教徒，凡是新教徒都占据着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本。
经济传统主义是与宗教传统挂钩的。持保守经济观念的人，同时也是支持罗马天主教会的人。那脱离经济传统主义也就脱离宗教传统，就会走向世俗化，就会反教会。按照这样的逻辑，当年主张宗教改革的人都应该是反宗教的世俗派。换言之，就是无法再忍受宗教的压迫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首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要革教会命，可这些地区经济为什么最发达呢？是因为人们脱离了经济传统主义。所谓经济传统主义，就是，如铁匠的儿子继承铁匠的衣钵，代际相传，不去打破这种经济模式，不会把家族行业搞成股份公司，安于经济现状。这种保守的经济观念与宗教有一定关系，因为出世的宗教观念会使人倾向于维持现状。那，是什么打破了这种观念呢？还是宗教！新的宗教观念使人们脱离了经济传统主义。至于新的宗教观念为什么能使人们脱离经济传统主义，后面再讲。
对经济传统主义的脱离，会增强人们对传统权威/教会的反抗。但这种反抗并不是经济造成的，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无法再忍受教会的支配，就要起来反抗。甚至也不是因为人们无法再忍受教会的支配要起来反抗宗教压迫。这颠覆了许多人对宗教改革的观点。当时的宗教改革确实是祛除了天主教教会对人们生活的支配，但取而代之的是新教的支配，而这种新的支配甚至比天主教教会还要严格。
韦伯打趣说，天主教教会的支配，相比新教而言，实际上是“轻松愉快”的。新教的支配是一种对信徒生活的全面组织，穿透了所有私人的和公共的领域。所以，宗教改革的原因并不是因宗教压迫。再去看清教治下的英国历史，宗教的严苛远超天主教教会。此外，宗教改革的目标也不是要世俗化。
为了进一步论证宗教改革与宗教压迫无关，韦伯说，天主教控制下的社会有句谚语，说的是“异教徒必惩，但罪人从宽”。这种观念在中世纪被人们普遍接受，甚至在现代社会也可以被人们接受。这说明，天主教教会在中世纪对人们生活的支配，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无法忍受。哪怕是在现代社会，人们仍然可以接受。但相比而言，新教——加尔文宗对人们生活的支配，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但就是这样一种严苛的支配，人们/信徒仍然抱怨宗教和教会对生活施加的支配太少。韦伯特别指出，上述观念都是存在于经济发达的地区。似乎是经济越发达宗教愈保守。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应是教育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韦伯说，像这种富裕的中产阶级，在新教，尤其是加尔文宗的信仰传播之前，很少去服从这样的宗教暴政。若没有新教，而推行这种宗教暴政的是天主教教会，那么，这样的中产阶级可能会造反的。但是在新教社会，他们完全接受了，并去捍卫这种暴政。从历史看过去，这是欧洲宗教史上“最后的英雄主义”。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历史现象呢？显然是宗教的冲动，以及一种新思想的深入人心。但无论如何，这颠覆了许多人对宗教改革的认识。
新教徒对资本的占有，是因财富的代际转移吗？
先不论韦伯的观察，一个家族将资产成功转移到下一代，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这种挑战的难度，可能超过他凭空积累资本。一个大资本家，能够把自己的遗产成功地、隔着几代人、几百年往下保持，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难以见到。所以新教徒占有资本的原因，决不会是因财富的代际转移。
提问：你对犹太人有什么看法？因为犹太人在传承[财富]方面是比较成体系的/成熟的。
回答：从宗教和民族视角来看，犹太人/犹太教徒占据着比一般族群相对更多的资本。也就是说犹太人在商业上很成功。可他们为什么很成功呢？他们的成功和新教徒完全不同。犹太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是因宗教信仰的原因。他们的成功，在于他们的历史。韦伯也曾对此做过研究。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就成了流民。到巴比伦，不是巴比伦人。到欧洲，哪怕是到了近代，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虽然生根那么多年，也并不被认为是德国人。他们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就把精力用于商业，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并不见得是他们喜欢商业，而是没得选择。所以，犹太人的商业成功，是历史造成的。这与新教不同。
实际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包含着对当时经济学家桑巴特的一种经济史观的反驳，桑氏曾著有《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提出犹太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担纲者的观点。韦伯驳斥了这种观点，并依据大量历史材料来证实，犹太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投机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无关。
提问：新教徒为什么要改革？是不是把这个先讲一下，这样一来，大家听起来可能就不会这样费力，……先大概地讲一下，新教是怎样产生的？是不是苛捐杂税方面太重了，所以这些有钱人、占有资源的资本家们不同意，商议后，就决定推翻教皇？这些你给讲一下，让大家[对历史]有个清楚的轮廓。
回答：关于宗教改革，前面已说过。
宗教改革的原因，对于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两三句话很难讲清楚。我这样说吧——
譬如，中国穆斯林，多年以后阿语版的古兰消失了，——阿语也消失了，大家只能看汉译本。我们这样生活了几个世纪，也形成了自己的“教会”/宗教协会，并根据汉译本制定出了本土化的信条。譬如教会的领袖有了赦免权，成了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这时世界大变，有位伊斯兰世界的学者来到中国，带来一本阿语版的古兰。有位阿訇就刻苦钻研阿语学习这个版本，他发觉，汉译本和基于此制定的信条有问题！并不是教会对人们的生活支配的太多，存在着宗教压迫；而是他们那套基于政治工具的信仰是假的。该怎么办呢？他[这位阿訇]就要搞改革了，要推翻它的统治，复兴真正的、建立在阿文[古兰]基础上的教门。
这就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起因。当时马丁•路德翻阅的是拉丁文《圣经》；而拉丁文版《圣经》是根据欧洲的实际情况——拉丁文当时是文化和学术语言，一种基督教欧洲本土化的结果。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就是建立在拉丁文版《圣经》基础之上的。他就是根据这样的译本，来制定教义和信纲。经历了几个世纪后，似乎已成为事实了，大家也不去质疑，都跟着走。但我们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它是无法完全展示启示录经典的。启示录经典以一种语言降示，就像是把信息刻在一块选定的石头上一样，是无法复制的。何况还存在着政治动机的编译。这样问题就来了，譬如原罪的问题，怎样救赎呢？后来我们知道，教会拥有了救赎特权。
可16世纪问题爆发了。为什么是16世纪呢？[因为] 穆罕默德二世——奥斯曼帝国君主——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分为两大区块：一个是拉丁语教区，一个是希腊语教区。这两种宗教语境，就类似伊斯兰世界的汉语和波斯语两种伊斯兰文化语境一样。大家品评一下，汉语和波斯语，哪个更具权威性呢？汉语世界的教门仰望中亚，是中国伊斯兰的一种历史事实。我们不去谈这个问题。在基督教欧化/西方化之后，罗马帝国的分裂，将其也分裂为希腊语与拉丁语教区，以亚欧板块交界处为界。君士坦丁堡失守后，许多神职人员觉得圣城不复存在，就携带经书逃往欧洲腹地，其中就有希腊语版《圣经》。路德得到这种版本后，就将其译为德文。在译介过程中，他发现救赎问题并不是教会所说的那样；教会可能根本没资格对人进行救赎。这样问题就大了。这不是拿千百万信众开玩笑吗？于是就写了他那份著名的信纲，贴在教堂大门上，从而拉开宗教改革的大幕。大抵是这样。
这场运动是追求宗教的原根，而不是反宗教。在这种事关信仰的重大问题上，一个人起来振臂一呼、一场演讲就可能造成一个脱离罗马教会的派系产生。随后形成了新教，有路德宗、加尔文宗，还有各种兄弟会。教皇的统治，一夜间土崩瓦解。教会的分裂，立即引发了政治的分裂，于是整个欧洲从教会的大一统，走向无数个近代民族国家。
提问：当时是不是存在容易接受新教思想的人群？人们是不是在等待这样一种思想的出现？要不然也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快。
回答：任何宗教变革都要有教门基础，没有教门也就不会有变革。没有教门，教派斗争都没有。东北一些教门薄弱的地方有教派斗争吗？教门都快没了，还争什么呢？它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当时的欧洲社会，人们还是比较虔诚的，把信仰看得很重。若不看重信仰，譬如是在今天一个很世俗化的国度，出马丁·路德、加尔文也没用。振臂一呼，也不会呼起什么人来。
韦伯举了个例子，来证明新教徒的占有资本并不是因财富的代际转移。譬如在德国和匈牙利，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会给自己子女选择完全不同的教育和课程。新教徒家庭的孩子，学习成绩更优异。这并不是他们的孩子聪慧，而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相比之下，天主教徒家庭的孩子缺乏这样的心态。但这份数据并不能完全解释问题，因为有钱人家的孩子，自然就会接受更优质的教育。
但韦伯又给出一份数据，说，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并进入大学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子女，他们选择的课程有很大差别。天主教徒家庭的子女更偏好于哲学和历史，而新教徒家庭的女子则偏向技术和商业。财富的转移，并不能解释这种在完全相同条件下的选择的差异。
提问：老师，可以用台布列厄的情况来比较吗？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大学里选择专业时会偏向于宗教学。
回答：这需要一份可靠的数据来证明，若能得到证实，那么台布列厄家庭的孩子是与天主教家庭的孩子很相似的。中国是个家长制社会，孩子大学专业的选择，可能更多地取决于父母的要求。韦伯这里的例子说的是，天主教徒家庭的孩子，在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时，也会偏向某些学科。这说明什么？一种传统观念已深入血脉了！
若以上两份数据还不能完全说明天主教家庭子女和新教徒家庭子女在职业选择上的差异，那第三份数据就基本上可以定音了。那就是两者家庭的子女在现代大工业企业的熟练工人中的比例。工厂要在手工业中招募熟练工，但只有新教徒家庭背景的手工业者原意进入工厂，获得高级技工和经理的职位；而天主教徒背景的手工业者，则愿意留在他们的老本行中。也就是，天主教徒更倾向于经济传统主义。韦伯说，这是“一种习得的内在品质”。就是一种文化/观念，在家庭宗教氛围的熏染下，已成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深入人的血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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