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疏离此世又腰缠万贯
德国的天主教徒极少参与现代商业，这意味着他们还是经济传统主义的。他们这种对现代商业的疏离，打破了人类社会的一项古老的经验。这项经验是，在一个社会，任何群体，一旦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就必然会将其能力全部转向商业领域，并会比其他群体在商业上表现的更强大。可这项古老的经验，并不符合德国的天主教徒。但韦伯的真正用意是，它更不符合新教徒。
这项古老的经验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可用来观察许多社会。俄国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他们作为少数群体，就在经济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法国和英国的一些少数群体，也符合这种古老的经验。而最为典型的，则是历史上的犹太人，前面已说过。这就是这项古老的经验所能适用到的一些例子。但有的群体则打破了这经验，譬如德国、荷兰和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他们在这些国家处于少数派地位，却从未像这项古老经验所认定的那样，在经济上有明显的成就。
提问[A]：是因为要一心服务于上帝吗？
提问[B]：是出世的原因？
回答：在韦伯给出上述观察后，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方面：因为他们醉心于上帝；出世的宗教观念使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未遵循这项古老的经验。我们还会联想到新教徒：他们显然是过于贪图顿亚才会有这样的商业成就。看上去似乎是这样，但事实远比这复杂的多，结果一定会出乎你们预料的。韦伯总是先列出一些例证，再推翻它们。
提问[C]：这个“古老的经验”，与犹太教徒很相似——少数群体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他们被迫向经济领域发展？
回答：对！犹太人在未被逐出巴勒斯坦前，他们在商业上也是很寻常的。后来因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且不是一时的被排除在外，而是一两千年的被排除在外，这就使得他们在商业领域表现的比任何群体都要强大。这条古老的经验，运用在犹太人身上是恰如其分的。
提问[B]：我们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少数群体，是不是就 [会在商业领域表现的很突出]？
回答：回民这个例子并不显著，他们从未像犹太人那样被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同时他们也缺乏自由的商业环境。历史上他们虽是被统治阶层，但都有某种程度的参政。在“新中国”以前，要是回民被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我想，他们也会符合这项古老的经验，在商业上会有巨大成就的。因为伊斯兰信仰，不同于天主教教义，对商业持开放态度。历史上，回民一直保持着他们在商业上的兴趣。可在今天，即便回民被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也不会有巨大的商业成就。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经济的国家，商业是不会完全对你开放的。
新教徒则完全打破了这一古老经验。
应该说，在韦伯的全球观察中，他们是人类社会第一个这样打破该经验的宗教群体。他们像是天生的商业才子。不论在哪个国家，不论是作为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不论是居于多数还是少数，他们均能表现出一种经济理性主义来。所谓“经济理性主义”，指的是一种现代商业的专业性。
与新教徒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也有着对这一经验的颠覆/以逆反的形式，就是天主教徒。同为欧洲人，甚至是同一个民族，却因信仰的不同，而在商业领域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来。当韦伯提出这一问题后，我们必然会试图寻找答案，而按照一般的方法论，必然是从历史/政治中去寻找，看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导致这样的情形？但韦伯说，外在历史中没有，我们应当去到宗教和文化中寻找答案。
在商业领域，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一个卓绝群伦，一个碌碌无为。
若对此进行表面思考，便不免会做出这样的评判：天主教徒更强烈的疏离此世，他们有着宗教上的禁欲主义精神，对物质和财货无动于衷；新教徒则更贪婪此世，他们是拜金主义的。这种观感，同德国20世纪初流行的对这两种宗教的评价是一致的。同时，两种宗教的信徒也这样来评判彼此——新教徒批天主教徒禁欲，天主教徒则反批新教徒物质主义。但在韦伯看来，他们都批错了地方。
韦伯引用当时德国一位作家对这两种宗教的描述：新教徒乐于吃得高兴，天主教徒乐于睡得安稳。我们看到，从对这两种宗教的表面思考，到20世纪德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再到两种宗教各自的认知，再到文学的刻画，似乎天主教徒真的就疏离此世，新教徒真的就物质主义。
文学对新教徒“吃好的欲望”的描写，确实反应了部分德国新教徒的面貌。可韦伯说，这反应的是“现今德国”部分新教徒的面貌。历史上的新教徒是否也这样呢？我们观察历史，发现与现在大不一样。再去看英国、荷兰和美国的清教徒，他们的典型特征是宗教禁欲式的，与享乐主义相反。且不去说历史上新教徒身份的资本家，就是现在已脱离宗教氛围的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家，像是巴菲特这些人，他们是享乐主义吗？
德国新教传统保持的不够好。法国新教至今还保持着加尔文宗原有的风貌，他们是法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担纲者之一，可他们有着严谨的生活态度，并不是享乐主义的。他们的这种严谨，正是新教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贡献的一种品质。
我们见新教徒在现代生活中保持这种宗教的严谨，见宗教对信徒生活组织的这种穿透，会说这是宗教的疏离此世。像是把天主教徒的不谙现代商业，判断为疏离此世一样。当宗教信仰者表现出一种严谨，即一种宗教伦理体现出来时，我们都会说这是某种宗教上的疏离此世。既然法国加尔文派新教徒是疏离此世的，德国北部的天主教徒——欧洲最具天主教精神的教徒——是疏离此世的，那历史上的加尔文派新教徒也应被视为疏离此世。可这里要注意，法国的加尔文派教徒与德国的天主教徒，这两个类别，与它们各自国家居于主流地位的两个宗教类别——法国天主教徒和德国路德派新教徒，是有区别的。
法国天主教徒，要么是享乐主义的，要么则敌视宗教。德国新教徒，他们更世俗主义，对宗教更淡漠。即天主教与新教在法德两国各不相同。韦伯主要指的是，加尔文派新教徒与路德派新教徒的不同。你不要见20世纪初期德国的路德派新教徒，就认为所有新教徒都是这样。真正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关联性的，是加尔文派新教徒。
韦伯对人们看待天主教与新教的观点——天主教是疏离此世的，新教是物质主义的——只略微运用一下一位社会学家的专业视角，就给全推翻了。这些观念都太模糊，太宽泛，都触不到真相。实际上人们都在谈一些例外，没有抓住实质。这对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现象毫无助益，尤其是无法用来分析历史。若人们还要用这些不严谨的概念来分析所谓商业上的卓绝群伦是物质主义，对现代商业的碌碌无为是疏离此世，那么，宗教的疏离此世与现代资本主义难道不是隐含着内在的亲和力吗？
所谓“内在的亲和力”，就是两个不同现象之间，是根植于共有的特征和清晰的历史联系。
宗教的疏离此世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亲和力，可从一种外部观察中见到，譬如许多有着最高精神形式的宗教人物都出自商业圈子。新教的一些虔信派信徒，大都有着商业背景。但人们会对这样的观察有不同看法，譬如宗教人物出自商业圈子，或许是因他本质上就具有宗教倾向，只是阴差阳错走入了商业领域。现在他们离开商业圈走向宗教，可看作是一种难以适应商业生活的过度反应。离开商业圈走向宗教的人，都视金钱为庸俗，视商业为拜金主义。若他们在观念上视商业为拜金主义，那么，就不存在宗教的疏离此世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具有亲和力这一说了。一些成功的大资本家都出身牧师家庭，像是英国殖民主义时期的塞西尔•罗德斯。他们之所以会成为大资本家，也可以解释为是，这是他们对自己家庭的宗教禁欲主义的一种反叛——商业上的成功，是对宗教的逃离。
故而，具有商业背景的宗教人物的存在，还不足以是一个证明宗教的疏离此世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具有亲和力的有力证据。于是，韦伯就拿来一个任何人都无力解释的现象：有的人，他既是纯粹的大资本家，同时过着信徒的虔诚生活；在他身上，有着商业与宗教的最强形式的虔诚结合。他们没有不适应自己的商业圈子，也不是对家庭禁欲主义的离经叛道，而就是兼具这两者于一身。而且，这不是一个人，而是历史上的一整个宗教群体/新教，都表现出这样的特征来。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商业与宗教最强结合的代表性群体，是历史上的加尔文宗。这个群体的这种商业与宗教的结合，历史学家已无法用外在的历史现象来给予解释了，它打破了历史的规范——在一个国家，无论是处于少数派地位还是主流地位，亦不论被排除在政治职业之外还是参政，都在商业上卓绝群伦。他们甚至在一个国家与一个特定阶层——我不太喜欢译者的“阶级”这个词——相联系。在法国，零售商和手工业者构成了一个新教派别——胡格诺派。韦伯称这是“修道士和工商业者”的宗教。这种商业与宗教的结合，无需社会学家去揭示，经济学家就已给出结论了：“异端”（即来自荷兰的加尔文宗）“激活了商业精神”；加尔文教徒的聚居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
尽管这样，人们仍可以将一个宗教群体的商业成功，解释为是其所在国家，譬如法国和荷兰，经济文化本身就具有商业优势。或是这些宗教群体的成员是移民，背井离乡和割断原有的文化传统，对他们造成一种强烈的影响，这促使他们向商业领域奋进。但韦伯说，商业与宗教的结合，是17世纪法国的实际情况。韦伯的立论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的。法国的实际情况是，法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财政恶化，支出高于收入。路易十四让柯尔培尔担任财政大臣，来平衡预算。柯尔培尔通过与国家资本的拥有者和工商业的主导者合作/维护他们的利益来促进国家商业的繁荣，在其任内成功消除了财政赤字。而当时国家资本的拥有者和工商业的主导者，正是胡格诺派新教徒。
那究竟是法国自身的商业优势成就了这个新教徒群体，还是该群体促成了法国商业的繁荣呢？历史的发展随即揭示了这点。法国是天主教国家，胡格诺派是宗教少数派，而且还是天主教的死敌新教，所以处境岌岌可危。法王亨利四世在位时颁布过一道法令，叫《南特敕令》，给予境内的胡格諾派宗教自由。据说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份推行宗教宽容政策的法令。路易十四在一些天主教人士的鼓动下，决定废除《南特敕令》，镇压胡格諾派。柯尔培尔坚决反对，说这些人是国家商业的重要力量，不能镇压。路易十四一看财政大臣反对，心想，那好，就等你死后吧。柯尔培尔死后，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迫害胡格諾派。结果二十万胡格諾派教徒逃亡国外，法国工商业瘫痪。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百年的时间里，也未能重建工商业。
至此，我们已见到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性。但并不是所有新教教派都对现代资本主义有着同等的影响。德国是路德宗的大本营，在乌珀塔尔并存着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但加尔文宗与路德宗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明显不同。我们将视野从乌珀塔尔扩大到整个欧洲，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真正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关联性的是加尔文宗。既然是这样，韦伯为什么还要用“新教”这个概念呢？因为路德宗在某些方面对加尔文宗有着影响，譬如在“天职”概念上。所以，还是存在着“新教伦理”这样一个跨新教派别的宗教准则的。
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不是一种简单的联系，而是宗教对生活的严密控制与商业意识的最密集发展之间的关联，即真正的宗教精神与真正的商业精神之间的结合。其结果是，在一些宗教派别中，譬如英国和北美的贵格会以及德国和荷兰的门诺派，存在着大量要“疏离此世”却又腰缠万贯的人。韦伯一直将“疏离此世”打着双引号，这是因为，据新教教义，人的救赎是在今世实现的，通过参与今世世界理性化的伟大工程来赢取救赎的确定性，所以并未有真正的疏离此世。
本书第一章，以宗教/文化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新教徒。他们占有大部分社会资本，有着相同的宗教身份。现代社会的“工作的精神”/“进步”观念，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可这种“工作的精神”，不能被解释为是为了“享受生活的乐趣”。你不能从人本主义解释它，更不能将它指向“启蒙运动”。资本主义精神，与启蒙运动那种知识与理性的进步主义无关，也与除魅的世俗化无关。相反，它完全指向宗教。历史上的老牌新教徒，与现代社会的所谓进步观念毫不相干。相反，他们会敌视这些所谓的进步观念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西方崛起的一项核心要素，可它不是来自世俗化，也不是进步主义。记住这点很重要。当有穆斯林说，伊斯兰要世俗化和宗教改革时，说明他们并不具备历史知识。你只有耐着性子和他们讲常识。可要是他们不读书，或读不懂书，这种对话就没有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坐下来认真读书的原因。
搞研究的人，要想在老牌新教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寻找内在亲和关系，一定不要以进步主义和世俗化的眼光，去看这一新教精神有多少物质主义成分，有多么的人本主义。即认为，只有新教远离宗教的本质，才会与现代资本主义亲和。韦伯说，要想找它们之间的关联，就去纯粹宗教的特性中。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就包含在未世俗化的宗教中。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英国人，最重要的三个面向是虔诚、贸易和自由。韦伯引用孟德斯鸠这句话，是想说明，英国的贸易优势，乃至其自由的政治制度，源于他们宗教的虔诚。当然，清教中也有奥立佛·克伦威尔这样的独裁者，但英国最终还是走向了自由。
韦伯以“宗教归属和社会分层”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性后，你脑海里已对该问题有个模糊的轮廓了。每个历史案例/问题，都存在着难以穷尽的分歧，无法列出这所有的分歧来逐一探讨，只有把任务设定为，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历史案例清晰化。要使得这些历史案例清晰化，最终找出真相，首先要放弃现在的参照平面。人本主义、进步主义、进化论、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这些个观念，要全部丢掉。去到基督教史中，观察那些不同形式的宗教思想，将其中最独特的品质找出，来呼应本书的命题。在出发前，先要对那些要进行历史解释的现象的特殊性进行讨论，然后再在本书的研究的框架内，给出这种历史解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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