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创造的概念，认为人类社会由经济基础（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组成。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就是“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的一切。马克思是物质主义的，认为物质，也就是资本主义说的“利益”，才是人类历史与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韦伯说的“观念”，马克思称之为“意识”，他认为这不过是某个利益集团/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投射。在他看来，“观念”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利益的产物。但韦伯在他的研究中，认为观念才是人类历史与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将支配现代人类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通过历史研究论证为是一种观念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有责任拥有职业的天职的观念，会被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上层建筑”，认为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对此，韦伯拿来一个历史案例，要推翻这种说法。现在说起资本主义就会想到美国，而在美国诸州中，哪些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作用、最具有资本主义精神呢？展开一张美国地图，你会发现，就是东北角那几个州——新英格兰，其中的马塞诸塞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
这几个州是英国清教徒的聚集地，是由传教士、神学院毕业生、小商人、工匠和农民建立的。这些人都不是大资本家，甚至都是穷苦人，却有着最“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南方各州，都是大资本家出于商业目的建立的，它们有着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但却是最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所以，观念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刚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点相反：美国现代资本主义观念产生在北方经济基础最差的州，而在经济基础最好的南方州却最不具备这种观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以此简单的理论来对世界进行终极解释，并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提供一种宏大的解决方案。但这种理论家的大胆猜想，既不能认识历史，也无法解释未来。譬如将“资本主义精神”视为上层建筑，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水到渠成的事、像花一样自然开放，而实际上该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想的要复杂的多。
由“资本主义精神”建立的新世界，凭借的不是经济基础，而是一个群体虔诚的宗教观念。韦伯说，它只有在同敌对力量的旧世界进行了艰难搏斗之后才变得突出。别的不说，就资本主义对人们的经济传统主义观念的改变而言，也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富兰克林今天告诫人们的那些话，虽然在现代社会让人为之喝彩，但在前现代社会却肯定是要被谴责的。资本主义这套盈利的文化，会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世界，在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所在的地区，遭到谴责的。即便是在今天，它也会被较少涉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群体所排斥。
但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观念的转变，并非是中世纪人的逐利没有现代人强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进步主义，不免会认为，历史由弱向强演进，过去人不像现代人这样逐利。浪漫主义文学也喜欢这种过去人没有现代人对黄金、金钱的贪欲的刻画。可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的清朝官员，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缺乏资本主义观念的农民，这些人的贪欲不必任何人差。清代那些大贪官，哪个不是利益熏心？那不勒斯的出租马车车夫，或者威尼斯的游船船夫，亚洲类似行业里的代表——我想到埃及金字塔下宰客的驼夫，还有南欧和亚洲的工匠，对金钱的贪欲要比任何资本主义者都强烈的多。我们知道中国官方是反资本主义的，有一次我与一位官员茶叙，他上来就问我是赞同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并大批资本主义。可实际上，他们中的贪官对金钱的贪婪，都无法用数字计算清楚了。资本主义精神中还包含着一点伦理，而这些人的贪婪则是肆无忌惮的、没有底线的。
德国经济史学家桑巴特在《资本主义的精髓》中将富兰克林的观念追溯到文艺复兴。这样一来，就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归到文艺复兴上了。韦伯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他将富兰克林及其清教先辈的伦理观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建筑艺术家阿尔贝蒂的观念相比较：一方面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作家与学者]的某种人文主义的贵族取向，而另一方面是清教徒的小册子与布道词中所体现出来的针对某种商业取向的中产阶级（更确切地说是商人）的大众取向。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观念，会被清教徒视为有罪。若资本主义精神追溯到清教，就不可能是源自文艺复兴。同时韦伯也断言，富兰克林的观念也同样没有受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尽管这种启蒙运动在历史上常常呈现出与清教徒的密切关联。
提问[A]：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运动的根源，或者兴起的动机是什么啊？真的如教材中所描述的那样吗？希望您可以简单讲一下。
回答：简单来讲，文艺复兴是人文主义的，越过基督教，上乘罗马的文化和思想，借古讽今，以对抗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它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艺术，你看那一时期教堂里的雕塑，耶稣、玛利亚、天使等栩栩如生，看似是宗教作品，实际上表现的是现实中的人；耶稣的塑像不是耶稣，而是活在现实世界的真实的人；人物表情表达的是人的情感，不是神，从而通过文艺的手法展现出了人的存在，所以是以人为本的一场反抗神权政治的运动。但这种艺术的表达毕竟是隐晦的，在14世纪时，有多少人能解读出其中的艺术思想呢？而真正推翻神权政治将欧洲人解放出来走向近代的是宗教改革，但宗教改革是宗教内部的一种思想觉醒运动，并不属于文艺复兴，这我们前面已说过。文艺复兴落幕之后就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了，其精神，如康德所说，就是人的理性担当、敢于求知，将人类从不成熟的状态解放出来。实际上是在原有的天主教神学知识体系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其中包含着许多现代价值，像是自由和平等。从欧洲史来看，若没有宗教改革改变了欧洲社会的大环境，尤其是英国社会，为一个新世界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启蒙运动是很难形成的。
说到资本主义的逐利，在那些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人们在谋取私利方面更肆无忌惮。像是中国，人们为了谋利，不惜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甚至去危害人的生命。这类国家的人不只是表现为强烈的逐利，工人也缺乏认真勤恳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又不是任何国家的群体能够轻易具备的。后面讲天职时，我们会讲到这一点。真正具备资本主义精神的工人，是把职业视为天职的。这种观念的确立，不是你简单想一想就能做到的。它有一种源自宗教的精神性的动力，来把一份职业真正视为天职。一旦确立了这种职业观，不论工作多苦多累，工人都会敬业尽责。
若你是工厂老板，能招到具备这种精神气质的工人，就会很轻松地运行你的企业。但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譬如相对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意大利，工人就不具备这种职业精神。韦伯举意大利，是因这是个老牌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对职业一直以来就缺乏认真勤恳的自觉性。从经济与文化研究来看，这源自他们的文化。而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要想发展，这种工人的观念是主要障碍。这也是为什么富兰克林将勤劳视为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品质。因此，由于逐利是人的本能，存在于任何社会，存在于古代与现代，所以它并不是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原因。
我们提到资本主义时，想到的就是逐利，似乎现代人的逐利也是由它引发的。实际上人对黄金的渴望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你从历史去看，这种逐利行为贯穿人类文明史。荷兰船长为逐利敢去地狱。中国亦有句谚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些历史上的逐利，与现代资本主义相比，大都缺乏内在约束规则。当然伊斯兰世界还是不同的，我们穆斯林有我们的商业之道。韦伯可以拿伊斯兰与新教来作比较，进行他宗教与经济的研究。前面我们说过，韦伯对伊斯兰的研究是缺失的，但我们穆斯林读这本书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依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来进行这种比较。
穆斯林逐利的规则是，禁止利息，禁止赌博，禁止囤积居奇，禁止不公平的交易。真主说：“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不要以别人的财产贿赂官吏，以便你们明知故犯地借罪行而侵蚀别人的一部分财产。”（2：188）伊斯兰经济学家/法学家借此创造了“الغَرَر”[风险、欺骗性]这个概念，就是“出售不存在的物品”。此外，我们还有平均财富的天课制度。所以，仅就逐利而言，穆斯林还是有着自己的伦理的。但这种关于逐利的伦理，并不能像新教那样产生资本主义精神。我们的伦理是对经济行为的约束，并不是创造财富的精神动力。新教伦理则不然，它从教义上为创造财富提供了动力。这我们到后面再讲。在伊斯兰和新教之外的世界，逐利都缺乏内在约束规则。唯一有的一点约束力，是在兄弟、亲情这种“家庭伦理”之间。
——译者对原文逐字逐句翻译，但英语和德语的语言表达与汉语不同，所以译出来的句子就比较难理解。这种译法是，译者不论是否吃透和理解原文的意思，都忠实地给照搬过来。虽然难以理解，只要符合原文、韦伯的语言逻辑，只要原文在意思上是通顺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译文来抓住原文的意思，虽然会有些困难。当然，最好是对韦伯的思想比较了解，这样更有助于你理解译文。我原先读的三联版，译者基本上是领会了原文的意思，然后将自己所领会的译出来，所以读起来比较轻松。但是，译者的领会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一旦翻译出来，读者就会跟着错，而没有任何挽救的可能。像这句中的“作为一种‘冒险’”，三联版就没有；很多类似难于理解的词句它都舍去了，但这样无疑就缺失了原文的意思。
所有在经济史上我们所能知道的，任何对有价值的商品进行估值的交易，以及为这种交易的获利提供机会的经济形式——克门达制，租税承包，国家担保借贷，战争、国家官吏、王公宫廷的金融，都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的冒险。所谓“冒险”，即，在任何不受伦理约束的、未理性化的商业交易中去逐利，就是在冒险。与这种经济行为并存的，是具有冒险的思想框架的个人。所谓“冒险的思想框架”，就是嘲笑任何对经济行为的伦理限制，认为营利就得不择手段，这种经商的思想观念。
在这类逐利的经济行为中，一个人，为了获利，常常，一方面冷酷无情地去逐利，一方面则又“坚定而紧密地与严格地遵守古老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不受约束的逐利，往往是在经济传统主义中进行的，而宗教，像是天主教，又是偏向经济传统主义的。随着传统解体，人彻底失去约束，不受限制的获利侵入了社会群体的核心。像是当今中国，传统崩溃，拜金主义像癌细胞一样扩散至整个社会。
综上，冒险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的冒险，并不是像历史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观念的起源。相反，不受限制的追逐利润从未获得过任何伦理的认可，它只是到了现代才被容忍。要么，它被视为伦理上无足轻重的/伦理无需去关注它；要么，它被当作令人厌恶的却又不可避免的现实来对待。
可以看出，诸社会伦理，未能解决人的逐利问题。我所说的“解决”，是从一种信仰的高度，对人在逐利问题给予影响。它不是外在的制度性的/教法的约束，而是根植于教义的一种人在逐利上的自觉。当韦伯澄清对金钱的贪欲并非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体所独有的观点之后，比这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表明，不受限制的逐利，是前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普遍的经济行为特征。这种不受限制的逐利，因为其所在社会对其给予的容忍，使其发展为一种强大的经济观念，它不但不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相反，它成为这个新世界产生的巨大障碍。
提问[B]：这里的“新情境的伦理”怎么理解？
回答：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伦理。
提问[C]：这种“被容忍”，是谁容忍它啊？
回答：是其所在社会容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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