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趟阿塞拜疆之行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多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就算写成一整篇文章，也未必能说得尽。    说来也有趣，我之所以踏上这段旅程，是被两位跟我在德国读大学的阿塞拜疆兄弟硬请过去的。他们拍着胸脯跟我说：“别担心，包吃包住”。盛情难却，我就踏上了那片陌生的土地。我们三人关系之所以特别铁，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都在俄语群，经常能聊起苏联的笑话和文化，那些带着苏式幽默的段子，只有说俄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讽刺与趣味。另一方面，我们都是穆斯林，每到星期五，我们就会一起去清真寺做礼拜。那种信仰上的共鸣，在异国他乡尤其令人安心，也让彼此间多了一份默契。有一次聊天时，他们向我介绍起阿塞拜疆的宗教情况：这里的穆斯林大约一半是什叶派，一半是逊尼派，但两者却能和平共处，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这让我非常惊讶。更出乎意料的是，虽然伊朗是什叶派大国，但它在阿塞拜疆几乎没有什么宗教影响力。阿塞拜疆和伊朗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张。对我这个政治系出身的人来说，这样的现状一下子就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    简单介绍阿塞拜疆的地理位置    阿塞拜疆位于亚洲西部与欧洲东部的交界处，属于外高加索地区。它的地理位置特点如下：东临里海：有长达约800公里的海岸线。北接俄罗斯：以大高加索山脉为界。西北邻格鲁吉亚，西部与亚美尼亚接壤。南部与伊朗为邻。     此外，阿塞拜疆还有一个飞地——纳希切万自治区，位于亚美尼亚、伊朗和土耳其之间，不与本土接壤。  旅程日记。     当我刚登上从伊斯坦布尔飞往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飞机时，耳边忽然听到有人说俄语，我的心情顿时激动了起来。在土耳其时，我常常在清真寺里遇到一些人想跟我聊天，可我们只能像哑巴一样互相微笑，因为大多数土耳其人不会说英语。我当时就想：到了阿塞拜疆，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了！ 这种兴奋的情绪一路延续到了我抵达巴库机场。过边检时，我还特意“秀”了一下我的俄语，结果却意外地引起了边检官的怀疑。她反复问我拿的到底是不是我本人的护照，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她不敢相信，我一个从未踏入阿塞拜疆的人，居然能说出一口没有外国口音的俄语。她甚至怀疑我是哈萨克人，拿着假中国护照。更让她疑惑的是，我护照上的照片还是17岁的我，现在的模样显然和那时有些差距。 我赶紧解释，说我曾在俄罗斯留学，俄语是在那儿学的。但她依然不放心，最终还是把她的上司叫来一起审核我的护照。那一刻，我从兴奋的巅峰突然紧张到跌入谷底——不过现在回头看，也算是旅途中最有戏剧性的插曲之一了。    出机场后，我的兄弟们来接我，带我前往他们的住处。一路上，窗外不断掠过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办公楼，彻底颠覆了我对阿塞拜疆的认知。我原本以为阿塞拜疆位于高加索山区，应该比较贫穷，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只有连绵的山脉和落后的村镇，根本没想到城市里竟然如此现代、有活力。但突然间我也意识到，阿塞拜疆其实拥有雄厚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且全国人口不过一千万出头，资源丰富、人口适中，自然生活条件不会差。再一对比，邻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就没有这种天然的恩赐。因为缺乏石油和天然气，它们的发展也相对受限。看到这一点，我不禁感叹：真主对穆斯林确实是极其仁慈的。看看世界其他角落——像越南、菲律宾，许多人不得不在工厂里辛苦劳作；而在不少穆斯林国家，只需钻一口井，财富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地底下涌出来。更有意思的是，格鲁吉亚也拥有一条不短的海岸线，但却没有油气资源。再看看东南亚，那些穆斯林国家几乎都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而非穆斯林的越南、缅甸、菲律宾，虽然同样拥有海岸线，却没有得到类似的自然馈赠。      此刻，我脑海中浮现出古兰经中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要计算真主的恩惠，你们是无法统计的。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古兰经》16:18 东南亚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布非常不均，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     到他家之后，我们先去了附近的超市。走进超市的那一刻，我几乎就不想离开了。货架上不仅有各种诱人的俄罗斯美食，还有大量突厥的食品，香肠就有几百种，分俄式，突厥式，比我去过的俄罗斯和土耳其还要多，让人眼花缭乱。这让我一下子意识到，阿塞拜疆的文化确实兼收并蓄，东西方元素自然融合。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奇怪。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文化本就相近，两国语言都属于突厥语系，而其中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的相似程度，就像马来语与印尼语一样，高度互通。再加上曾经受过沙俄和苏联长期统治的影响，俄罗斯文化也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这个超市里，仿佛我眼前不是一个国家的缩影，而是整个欧亚大陆文明的融合展台。 早餐吃得土耳其甜点，阿塞拜疆新鲜的大饼，俄式清真香肠和酸奶油膏     吃完饭后，我们驱车前往一座宏伟的清真寺。一路上我注意到街头有不少交警维持秩序，几乎每个主要路口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我忍不住跟朋友开了个玩笑：“你们这治安管得这么严，是不是你们‘独裁国家’的象征啊？” 他听了笑着回我：“说是独裁也行，但我们这儿治安比你们土耳其好太多了。你在街上丢个东西，没人会顺手牵羊——不像你们那儿。现任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的父亲——盖达尔·阿利耶夫，曾在苏联时期担任克格勃（KGB）阿塞拜疆分部负责人。他早在苏联解体前，就在政治系统中拥有广泛人脉和影响力。可以说，今天的阿塞拜疆政权是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延续。顺便一提，阿塞拜疆的副总统正是现任总统的妻子。这种安排在外人看来或许颇具争议，但在这里却构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稳定”结构。 盖达尔·阿利耶夫清真寺     主麻礼拜尚未开始，清真寺内已坐满信众，逊尼派与什叶派几乎各占一半。气氛庄重而安宁，我留意到两派在礼拜动作上有些细微差别。比如，什叶派在礼拜最后会举手三次，而逊尼派则通常只向右、向左行礼。宣礼之后，伊玛目上台主持礼拜。他是逊尼派，却身穿一袭黑袍，似乎是对什叶派信众的尊重。在主麻演讲的结尾，他祈愿：“愿真主喜悦四大正统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以及所有圣门弟子。”这一幕令我颇感意外，也深受触动。显然他常这样说，而什叶派信众对此并未反感，反而安然接受。礼拜过程中，我对身边什叶派的动作还不太习惯，例如他们在起立时也会举手。但这并未让我感到格格不入，反而让我意识到，这正是理解彼此信仰实践的良机。礼拜结束，大家纷纷起身互致问候、握手致意。那一刻，我由衷感到欣慰：在一个宗教分歧频发的时代，能够在同一座清真寺中见到逊尼与什叶并肩礼拜、和睦共处，这种画面既珍贵，也希望成为未来的常态。     礼拜结束后，我们开车去了军事公园，参观在第二次与亚美尼亚战争中缴获的武器装备。在路上，我和同学讨论并验证了我对阿塞拜疆宗教现状的一个假设：为什么阿塞拜疆现在一半是什叶派，一半是逊尼派？据我所知，阿塞拜疆最早在阿拉伯人传教时是逊尼派；后来被伊朗的萨法维帝国统治时，当地人被强迫改信什叶派。到了苏联时期，许多人渐渐淡忘了宗教。苏联解体后，来自北方邻国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如车臣）以及土耳其的宗教教材和伊玛目可以自由进入阿塞拜疆，因此，年轻一代很多人又转向了逊尼派。朋友也认同我的说法。他还补充道：土耳其电视剧在阿塞拜疆很流行，其中一些带有宗教色彩比如讲述奥斯曼一世的剧集。我还问他，这里的什叶派会不会在卡尔巴拉日（阿舒拉节）自我伤害。他说不会，最多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悼念诗，用手拍胸表示哀悼。我又问这里有没有什叶派实行临时婚姻（“契约婚”）。他先是问那是什么，我解释了一下后，他立刻告诉我，阿塞拜疆没有这种“邪恶的传统”。我又问，在这里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通婚常不常见。他说，他爸爸是什叶派，妈妈是逊尼派。他还说：“我是 Sushi”——Shia and Sunni 的混合（笑）。 书店里摆着从俄罗斯运来的伊斯兰书籍。真主至大！在苏联统治时期，人们怎么能想到有一天，伊斯兰书籍竟然能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书店里？     在阿塞拜疆，虽然读书的风气称不上浓厚，但在公园长椅上或地铁车厢里，仍能偶尔看到人们安静地阅读。相比之下，在土耳其，这样的画面几乎完全看不到。根据一项调查，约有60%的土耳其人在高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读完一本书。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公共场所中，手捧书本的身影如此稀少。阿塞拜疆之所以保有浓厚的阅读氛围，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沙俄和苏联时期深植人心的俄语文学教育。在这片土地上，阅读不仅是一种个人修养，更是一种文化延续。走进书店，俄语文学区总是书香四溢，几百本厚重的经典作品井然排列。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从普希金、契诃夫到果戈里，这些名字如群星般闪耀，而我们所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我尝试阅读一些阿塞拜疆语文本，发现其中保留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虽然这种语言现象与历史渊源密不可分，但进一步了解后我意识到，造成更多阿塞拜疆语与土耳其语在词汇上的差异，关键在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进行的语言改革。在凯末尔领导下，土耳其共和国推行了一场深远的语言工程。这并非出于“语言纯化”的目的，而是基于民族主义、世俗化和去奥斯曼化的政治诉求。改革者认为，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词汇代表着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和帝国传统，与新共和国建立的民族国家认同与世俗现代化道路不相容。因此，许多传统词汇被有意替换为源自突厥语词根的新造词。有趣的是，我曾给一位阿塞拜疆同学看过赛义德·努尔西的《光明全集》中的奥斯曼土耳其语文段，他的反应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这个比现代土耳其语还好懂。    土耳其长期推行的极端世俗化政策，在社会日常中也留下了深刻影响。如今在许多大城市里，如果你在街上对陌生人说“赛俩目”（Salam），他们往往会装作没听见、不予回应。我亲身经历过，在入境土耳其时，我对边检人员说了“赛俩目”，他不仅没有回应，甚至流露出一种刻意的冷漠。这种现象在土耳其并不少见，除非是在清真寺里，才有可能听到有人自然地回应“赛俩目”。    相比之下，在阿塞拜疆，情况完全不同。“赛俩目”是一个活在人们日常交流中的问候语，无论你在街道，还是在小超市、政府场所，都能听到它。我在阿塞拜疆的边检口岸向工作人员说“赛俩目”，他立刻面带微笑地回应；就连小超市有卖酒的老板，也会自然地回复“赛俩目”。宗教问候在这里并不被视为政治表态，而是一种普通的礼貌与文化认同。    那天晚上，我们在巴库老城简单逛了一下，然后前往一座较老的什叶派清真寺礼拜。原本我是想去逊尼派清真寺，我的阿塞拜疆朋友却一再保证：“没关系，这里也可以礼拜。”    进去后，果然看到有几位逊尼派的穆斯林在按自己的方式祷拜，我便也跟朋友一起加入。然而，寺里的摆设让我有些无语。伊玛目领拜的位置上方挂着一块黑布，写着有关阿里（愿主喜悦之）的内容，而黑布上方则是一面阿塞拜疆的国旗。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突厥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当代突厥语伊斯兰世界的一种毒瘤。它披着文化复兴的外衣，实则将民族身份凌驾于宗教认同之上。伊斯兰教倡导的是“乌玛”——一个超越种族、国家的信仰共同体。但突厥民族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突厥人”的概念塑造成一种优越感，把非突厥穆斯林边缘化，甚至将伊斯兰自身的多样性简化为国家和民族服务的工具。      晚饭时，我特地提出要尝尝高加索山脉的肥羊肉。朋友们多是城市人，吃不惯这种油脂丰富的肉，只有我一个人点了带肥肉的羊肉汤，吃得津津有味。令人惊喜的是，阿塞拜疆的饭馆菜品种类丰富，整体水准也明显比土耳其的更合我的口味。这里的饮食受到苏联时期深远影响，从乌兹别克抓饭到哈萨克宽面，再到熟悉的土耳其烤肉，风味交融。饭后我还特意要了一份波斯风格的甜点，细腻香甜，口感层次丰富。虽然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语在语言上颇为接近，但在饮食文化方面，土耳其远不如阿塞拜疆这样拥有苏联与波斯双重遗产的“全家福”式风味来得精彩多样。阿塞拜疆的餐桌上，不仅有中亚的朴实，也有波斯的精致，还有土耳其的热情，确实是一场味觉上的文化融合盛宴。波斯风味甜点的摆盘方式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街角的一家面包店，想买新鲜出炉的大囊。我原本还想顺便买几个他们的烤包子，但老板却不肯卖给我。他说那些是昨天的，不新鲜，不能卖给客人。后来我们去了附近的超市，我看到柜台上摆着我很久没吃过的俄罗斯千层蛋糕，非常想买。收银员却摇头，说那块蛋糕放了一天，不够新鲜，不能卖给客人。我提出打折，说我真的很想吃，不在乎新不新鲜，但她依旧拒绝，态度非常坚决。还有一次，我们去药店买创可贴。我认真地用俄语对老板娘说，每次都是我朋友在帮我付钱，这次请一定收我的钱。但我的同学马上对她说：“他是我们的客人。”最后，老板娘还是坚持不收我的，而是收了我朋友的。幸好那天晚饭，我借去厕所的机会，悄悄用俄语把账单付了。他们得知之后都露出不悦的表情——不是生气，而是好客，尽其所能的善待旅人，这也是伊斯兰的价值观的体现。在阿塞拜疆，客人不仅是被尊重的，更是被珍视和保护的。    在土耳其则不然。虽然两国都讲突厥语，但我觉得阿塞拜疆对突厥传统文化的保留，比土耳其更完整、更自然。例如，在地铁上，男士都会主动给女士让座，而不是期待感谢。有一次，我的同学在地铁上给一位年轻女孩让座，女孩什么也没说，他却告诉我：“这在我们这里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一次，我看到地铁一节车厢里，两边都是坐着的女士，中间站着一位大约六十岁的老人。我问为什么没人给他让座，我的同学说：“除非他说他需要，否则就算是那个小女孩，也有权利不让座。”在公交车上，我同学也告诉我：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大家从小就知道——最后两排是男士坐的，女士一般坐在前面。街上抽烟的人很少，尤其是几乎看不到女性抽烟，而在土耳其我经常见到女的戴头巾抽烟。我问起这个现象，我的朋友说：“在我们文化里，女生抽烟是不被接受的。”晚上茶馆里几乎都是男人，女性通常不会进去。甚至连游泳池和健身房也都有明确的分时段：男宾、女宾分开使用。吃饭前，大家都会洗手，哪怕是在家里的餐厅区域吃饭，也不例外。城市街头能看到很多五星级的餐馆大楼，这些餐厅平时楼上不开，只有在结婚宴请时才会启用。我的同学说：“这反映了我们对婚姻的重视。”即使在大学里谈恋爱，也通常要避人耳目。哪怕是一些宗教信仰不强的家庭，也普遍难以接受子女在公开场合谈恋爱。虽然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语言相近，历史上也有很多联系，但这次旅行让我感觉两国在文化上已经有很大差别。阿塞拜疆很多日常习惯和礼仪，比土耳其保留得更多，尤其是在突厥传统和伊斯兰文化方面。虽然阿塞拜疆也经历了苏联时期的极端世俗化，但我猜想，高加索山脉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天然屏障，减弱了莫斯科“红色文化”的影响，保护了一些传统没有被完全打破。这些东西，在土耳其的大城市里已经基本看不到了。 那一节车厢，两旁全是女的，其中包括一位小女孩 在巴库，随处可见那种专门为婚礼修建的豪华餐馆。这些餐馆平时看上去很气派，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比如楼下角落里在正常营业，卖些简单的饭菜。只有等到有人结婚的时候，整栋餐馆才会真正全部开放起来，热闹非凡。      我们来到了巴库著名的希尔凡沙王宫（Palace of the Shirvanshahs），这是一座融合了波斯与高加索建筑风格的杰作。整座宫殿由希尔凡沙王朝（Shirvanshah dynasty）修建，王朝统治者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文化上深受波斯影响。主建筑是在15世纪中叶，约1435至1442年之间由**哈利勒拉一世（Shirvanshah Khalilullah I）下令建造的。建筑主要使用高加索地区特有的石灰岩（limestone），因此整座宫殿呈现出一种温暖的浅褐色，厚重而优雅。王宫不仅是一座王室住所，也兼具宗教和文化功能，包含清真寺、陵墓、浴场和其他附属建筑。可惜的是，如今主殿已被改建为博物馆，无法在其中礼拜。但我和同学们还是在主殿旁的一处附属空间里，脱下夹克当作拜毯，简单地完成了礼拜。礼拜结束后，我向他们讲解了刻在石灰岩墙壁上的阿拉伯文经文。这些经文线条优雅，布局和谐，历经数百年依然清晰可辨。 石灰岩墙壁上的阿拉伯文经文     离开巴库老城后，我们去了我同学的大学。他告诉我，他们大学里有用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俄语和英语四种语言授课，语言环境非常多元。他还说，如果高中成绩够好，就可以免费上大学。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在土耳其，哪怕是本地学生，也没有这种免学费的待遇。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他们特别重视数理化教育。我翻看了一本阿塞拜疆中学的物理教材，内容特别难，完全是苏联遗风，感觉像是在为将来设计导弹的人做准备。事实上，阿塞拜疆的确出过一些世界级的数学家。对比各个欧洲殖民母国留下的影响，我觉得英国算是相对好的，至少在教育、制度建设方面留下了一些东西。其次是俄罗斯，尤其在高等理工教育上确实有传承。反而是西班牙和法国的问题最大。西班牙在拉美和菲律宾等殖民地几乎不发展教育，反而大力扶植大地主阶层。这是因为西班牙的殖民模式以资源掠夺和封建土地统治为核心——这就是所谓的恩贡制（encomienda）”和“庄园制度（hacienda system）”，西班牙王室将大片土地封给少数殖民贵族和军功阶层。这些大地主掌控土地、劳动力甚至地方政权，造就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寡头政治结构，而教育对他们而言反而是“危险的”。法国更夸张：今天很多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后殖民国家都是法语国家。他们在殖民地几乎不投资教育，独立后还通过“非洲法郎体系”继续控制这些国家。14个使用非洲法郎的国家，必须把一半外汇储备存在巴黎的法国国家银行，连自己货币的贬值权都没有，借钱也只能从法国借，等于在经济上仍然被法国控制。    可惜的是，阿塞拜疆虽然继承了苏联在数理化教育方面的强大基础，但由于政体上的限制，始终没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这个国家的财政90%以上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政治上属于高度集权体制，缺乏透明机制和制度创新空间。相比之下，同样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爱沙尼亚，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又是欧盟成员国，爱沙尼亚不仅继承了苏联的理工教育传统，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将这些基础转化为国家治理和数字化能力的优势。如今的爱沙尼亚被称为“欧洲最数字化的国家”，政府效率位居前列。在那里，除了结婚和离婚手续，几乎所有行政事务都可以在线完成和签字，包括开公司、转学、报税、投票等。全国的公共无线网络覆盖广泛，甚至在森林中也能联网。每位公民都有一张电子身份证（e-ID），其数据以类似比特币区块链的加密方式存储和保护。在医疗系统中，只需提供电子身份证号，系统就会自动识别、分诊，并将病历呈现给医生；医生只能访问你就诊相关的健康信息，无法看到你在税务或投票方面的任何数据。同时，系统会自动在你的手机上显示“某位医生正在访问你的病历”，确保隐私知情权。税务系统同样高效。据说，在爱沙尼亚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个人报税，而在美国，纳税人每年仍需花费大量时间填写繁琐的表格。更令人钦佩的是，爱沙尼亚虽然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却孕育出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软件与数字服务公司，如Skype、TransferWise（现Wise）等。这说明，民主制度与高效治理结构，才是真正将技术教育转化为国家能力的关键因素。    当然，我还是看好苏联解体后的穆斯林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大多还没有实现民主，但我始终认为，相比短期的物质繁荣，宗教信仰带来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凝聚力更加重要。比如爱沙尼亚，虽然以电子政府、数字化、高效治理闻名，但现实是人口不断下降，对移民的态度也不如西欧包容。全国不过一百多万人，房价也不高，却依然面临极低的生育率。反观那些独立后的穆斯林共和国，比如阿塞拜疆，以及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斯坦国”，尽管经济相对落后，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去哈萨克斯坦或俄罗斯打工，但这些国家的人口却在稳定且大幅度地增长。阿塞拜疆和邻国格鲁吉亚是一个典型的对比：两国在苏联六十年代时人口都只有三百多万，但今天阿塞拜疆已经突破了一千万，而格鲁吉亚人口仍停留在原地。如果生育率与财富直接相关，那格鲁吉亚理应优于那些更贫穷的国家，但现实恰恰相反。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苏联时期最贫穷的共和国之一，人均购买力甚至只有格鲁吉亚的三分之一，至今仍是严重依赖外汇的国家，可它们的人口却分别增长到了七百多万和一千多万，而且还有一两百万人在海外打工未计入国内统计。这些事实说明，家庭结构、宗教文化和社会观念在决定一个国家人口走向上，远比经济条件更有影响力。这也是我对这些国家长期看好的原因。如果有一天它们走向民主，年轻的人口结构、高生育率和技术基础将会成为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动能，它们完全有潜力在区域内成为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和欧洲也明白，唯有这些国家走上民主道路，才能真正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从格鲁吉亚、爱沙尼亚、乌克兰的例子可以看到，一旦国家开始走向民主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急剧恶化。原因很简单，独裁政府往往依赖俄罗斯在军事上的保护与经济上的支持，而一旦走向民主，国家就会试图摆脱这种依附，追求更独立的外交与治理模式。    之后我们又去了巴库著名的地毯博物馆。馆内展示了大量阿塞拜疆传统手工地毯，图案丰富、用色大胆，风格与我在土耳其见到的地毯明显不同，反而与伊朗地毯的细腻与色彩感有些相似。尤其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位老奶奶正在现场编织地毯。她的手艺极为娴熟，快速而有序地穿线打结，还要不断对照图案——那种对图像的敏感度与精准度，没有十年以上的经验根本做不到。其中有一张地毯特别有意思，上面织着两军交战的场面：左边是一面星月旗，想必代表奥斯曼帝国；右边则是一头带有狮子的图案，很可能是波斯的萨法维帝国。正如历史记载，这两个伊斯兰帝国曾在高加索地区展开长期争霸。而阿塞拜疆，恰恰就是他们边界与冲突的前线地带。这张地毯最吸引我的地方，不是战争场面，而是中间上面那一幕：两方的学者坐在一起喝茶、讨论学术，没有兵刃相见，只有思想交锋。这幅画面让我想起了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一个历史细节：即便在基督徒与穆斯林激烈战争之时，双方也会尽力确保学者不受战火波及。这种对知识与文化的尊重，在今天看来仍令人动容。     夜晚我们去了一家饭馆吃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里面全是男的。有些人在看足球，有些在玩 backgammon（棋盘游戏），就我们几个人是专门来吃晚饭的。乍一看，这样的场所可能会让人以为是酒吧，但其实这里不卖酒，反而设有一个小型的礼拜堂。我问了同学，他告诉我，这种带有一定娱乐功能的饭馆，在阿塞拜疆几乎只接待男性顾客。法律上女性不是禁止进入，但文化上她们就是不会来。后来我们在街头陆续又看到好几家类似的饭馆，里面清一色是男性。这一点与土耳其的城市氛围很不同，在土耳其，男女在同一个空间里一起吃饭、聊天、甚至玩 tavla 是非常常见的。    吃饭过程中，我们聊到了很多话题，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他们如何看待俄语。我提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正在“去俄语化”，希望彻底脱离俄罗斯的文化影响。他们坦言，自己也不喜欢历史上沙俄的殖民统治，也不信任现在的普京，尤其是俄罗斯在军事上同时支援亚美尼亚——这个他们眼中的“死敌”——试图维持所谓的“实力平衡”。但现实情况也摆在眼前。南边是伊朗，因为长期的外交紧张与西方制裁，阿塞拜疆和伊朗之间的边境常年关闭，做不了什么生意；西边是亚美尼亚，至今处于敌对状态，边境完全封锁，而且大家普遍认为2022年阿塞拜疆武力从亚美尼亚收复的失地很可能还会引发第三次战争；西北的格鲁吉亚虽然政局稳定，但缺乏工业基础和大规模农业，也不具备实际的经济互补性。在这种地缘格局下，俄语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有用：一方面，阿塞拜疆与俄罗斯有大量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年轻而规模不大的国家，阿塞拜疆的学生依靠俄语进入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地的高水平大学继续深造，尤其是在理工和医学领域。    我们还聊到近年来突厥主义（Pan-Turkism）在地区复兴，尤其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想借此在中亚扩展软实力。我和我的同学最后认同，尽管所有突厥语国家都在口头上强调团结合作，但问题在于——“谁当老大”，谁也不服谁。特别是军事实力最强的土耳其与领土广阔、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在地缘与话语权上都不愿让步。如果连“首都定在哪”都难以达成共识，那这种联盟大概也只能停留在象征层面。 巴库夜景     第三天我们去了巴库市中心，广场上摆着庆祝波斯新年（诺鲁兹）的装饰，周围还有一些小摊卖着传统小吃。让我感到有趣的是，虽然阿塞拜疆和土耳其语言相近、关系密切，但他们的“亲戚”土耳其人并不过这个节日。相比之下，阿塞拜疆的诺鲁兹氛围非常浓厚，街头循环播放的传统音乐也多是带有波斯风味的旋律和诗意歌词，整体气质更接近伊朗文化传统。不过，我查到的信息显示，尽管文化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阿塞拜疆与伊朗的双边关系长期紧张。这在表面上看有些矛盾，毕竟阿塞拜疆总统本人就是什叶派穆斯林。但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部分什叶派宗教机构因与伊朗有联系，被阿塞拜疆政府关闭，理由是这些组织企图传播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思想，这与阿塞拜疆作为世俗共和国的宪政体制相冲突。另一个重要的地缘原因是民族因素。伊朗北部紧邻阿塞拜疆的地区聚居着大量阿塞拜疆族人，人数甚至超过阿塞拜疆本国人口。而近年来阿塞拜疆国内出现的“大突厥主义”思想强调突厥民族团结，对伊朗构成潜在威胁。伊朗担心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其境内激起分离主义，因此对其崛起保持高度警惕。正因如此，伊朗在纳卡冲突中一度明确支持阿塞拜疆的宿敌亚美尼亚，以此牵制阿塞拜疆的地区影响力。这也是两国虽然文化有交集，现实政治却难以合作的根本原因。 大突厥主义支持者的手势    狼的手势代表认为突厥神话中的狼     我朋友知道我很喜欢读书，他们在我要返程之前，又带我去了几家书店，店铺布置得很整齐，种类也多。更让我惊讶的是，书店里人不少，有些人坐着翻书，有些认真挑选图书，氛围很安静，有文化气息。而反观我在土耳其，市中心常常找不到像样的书店，就算找到了，人也很少进去。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俄罗斯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的书。听说他在普京的外交战略中有很大影响，提倡“欧亚主义”和多极世界观。他曾是乌克兰的暗杀目标，但结果是他的女儿那天坐了他的车，反而成了遇害者。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在整排的伊斯兰书籍中，几乎清一色是逊尼派内容，像布哈里、穆斯林的圣训集、逊尼教法的经典都有；而什叶派的书只有一本，是一位本地阿塞拜疆伊玛目写的。这让我开始想：作为一个什叶派为主的国家，为什么书店里反而几乎没有什叶派的书籍？我猜这可能和伊朗有关。伊朗和阿塞拜疆的关系一向不太好，尤其是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也许是因为伊朗边境管得紧，航班都没有了，宗教出版物也很难运过来。再加上，阿塞拜疆人基本没人会波斯语，即使书运来了也没多少人能读。相比之下，来自俄罗斯穆斯林地区的书就好得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之间有自由贸易协议和90天互免签证，加上很多人能说俄语，俄罗斯那边的书流通起来就容易多了。    我们还去逛了一家商场，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虽然阿塞拜疆是一个世俗国家，也不像土耳其那样存在宗教政党，但商场里居然设有专门的礼拜堂。那天正好赶上沙姆礼拜时间，礼拜堂里有大概二十多人在认真礼拜，场面肃静庄重。这让我注意到，阿塞拜疆虽然是一个威权政体，但在宗教问题上采取的不是完全打压的态度。他们显然明白，宗教在社会中根基深厚，压制得太狠可能会引起反弹。或许他们也从其他国家（比如塔吉克斯坦因强硬打击宗教导致内战）的经验中学到了一些现实的教训。 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在表面上保留了有限的宗教空间。整体来看，阿塞拜疆的世俗化不像埃尔多安时代前的土耳其那样激进，也比不上今天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那种高压式的控制 （学校不让带头巾, 饭馆必须卖酒)。我问了我的阿塞拜疆同学，他们说在大学里戴头巾的学生和老师见过，学校也并不干涉。不过，在教育系统中，宗教内容几乎被完全排除。他们回忆说，教材里只在“世界宗教”一章中简单提到伊斯兰，介绍伊斯兰在7世纪 (欧麦尔击败波斯帝国) 时期传入阿塞拜疆，讲了一些基本信仰内容而已。除此之外，几乎看不到关于伊斯兰历史、教法或文化的系统讲解。他们说：“自己了解伊斯兰，基本靠的是家庭和自学”。    最后一天清晨，我去了清真寺参加晨礼（费智尔拜）。清真寺里几乎全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且那天还是周一。如果在土耳其，除非星期五，不然寺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我不禁思考起这种差异的原因。土耳其年轻人对宗教的疏离，跟2016年政变失败后埃尔多安和葛兰之间的斗争应该有很大关系。那场政变不仅造成政治清洗，也在很多年轻人心中留下阴影，让他们对宗教学校、宗教机构甚至伊玛目都产生了怀疑。我在德国认识一位土耳其籍的世俗同学，他曾劝我不要去德国的土耳其清真寺，说那里有可能还有葛兰运动的人。政变失败后，据一些公开报道，土耳其政府大规模撤换了几千名伊玛目，只留下对政府忠诚的人，而不是选择伊斯兰学识深厚的人。我的另一位同学在土耳其上学亲身体验过这一变化。在斋月时，一些伊玛目在诵读古兰经时极其草率，念完《开端章》之后，只念两句就匆匆鞠躬，整段礼拜不到一分钟。在星期五的聚礼讲座中，我也多次听到内容非常简单，如讲“伊斯兰五功”，完全缺乏针对社会现实的引导和关怀。土耳其星期五的“胡突白”（演讲）是全国统一下发的文本，每年循环使用，伊玛目不能自由发挥。      礼拜完跟他们聊了一会儿。得知阿塞拜疆的穆斯林虔诚度比较年轻化。值得一提的是, 我乘坐的是阿塞拜疆航空返回的土耳其，飞机竟然提供土耳其式的烤肉配斯拉夫人常吃的荞麦（buckwheat）。这顿饭像极了阿塞拜疆文化的缩影：文化交汇、风味混合。这也让我突然明白了，“阿塞拜疆”在汉语中的翻译其实很有意思。“疆”字常常用于边疆、边地，而阿塞拜疆本身正处在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历史接壤处，是两大文明体系的边缘与交汇点。一顿饭里能同时出现土耳其的烤肉和斯拉夫的主食，正好说明了这个国家身份的双重性与复杂性。有时候，历史的重量，就藏在一盘简单的飞机餐里。  （作者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在读政治系硕士） 

选择日本的理由    我在日本流行文化的薰陶下长大，我的父亲甚至在日本工作，总是告诉我有关日本的故事，所以我开始爱上这个国家还有它的文化。日本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在我的国家，凡事最好要小心谨慎，但在这里，我可以把包包放在校园的自助餐厅一整个小时，回到原地它仍然在那里原封不动。在这里，身为一名女性也可以在晚上独自行走，完全不用担心。    日本人也很热情和友善，我的日本朋友帮助我习惯这里的环境，帮我翻译东西，告诉我日本青少年的流行趋势，并且总是告诉我，在如此遥远的地方生活是多么坚强。    最后还有一点，日本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不是指公共景点、东京的高楼大厦、涩谷的行人穿越道，并不是。我所说的是所有一切事物，还有大自然。日本非常干净，可以好好享受大自然。身为学生，我很高兴就算没办法去很远的地方旅行，没办法花很多钱来娱乐自己，生活在这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福。 寻找日本的大学    我一直想去日本留学，但说实话，要查询关于日本大学的一些资讯很困难。我尝试从不同网站上寻找所有提供英语基础课程的大学，但他们的首页大多是日语，或者资讯没有更新。但我很高兴我现在就读的大学——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APU)的网站非常容易理解而且有保持更新。我的日语家教老师提供给我有关大学的资讯。我的老师认识很多在日本工作或与日本有关的人，所以我很感谢她帮助我推荐大学，并把我介绍给可以帮助我入学的人。 我对大学的选择标准    我挑选理想大学的第一个标准很简单，我首先想知道这所大学有多关心他们的学生。身为一名国际学生，在来到这里之前，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很难适应新国家的新生活，而且会遇到很多问题。我的大学非常关心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或非身体问题的免费咨询，还有健康诊所和职业顾问。另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大学的制度、愿景、教学方式和课程，是否与我的个人目标一致，以及将如何支持我个人成长和追逐梦想。我现在这间大学的制度非常适合我，对于学习和获得更多知识很有帮助。    最后一点是环境。到处旅游、欣赏自然风光还有人，都非常方便。我透过观察目前在我所申请的大学就读的人，做了一点研究，帮助我了解当我去到那里时会是什么样子。 为您在日本的生活做好准备    抵达日本后，一点一滴准备好所需的一切非常重要。注册手机方案很重要，因为在日本，常常会要求你留下电话号码作为联络资讯，如果你仍然使用本国的本地电话号码，他们可能会不方便联络你。来到全新的国家，用完漫游数据，又没有网路连线时，也是一场噩梦！务必确保随时保持连线状态！    开设银行帐户也很重要，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有些商店不能使用国际金融卡或信用卡，所以我总是必须备好现金。如果你也想要网购东西，那么拥有日本银行的签帐卡或信用卡会容易许多。有时我的国际卡会不能使用，这一点有点麻烦。    日本有自己的国民健康保险，据我所知，每个人都必须加入。每所大学都不同，但我的大学会协助办理，最后我每个月只需支付大约2,000日圆。这里的健康检查和住院费用相当昂贵，但是有了保险，你就只需要支付总费用的30%，这对我们留学生来说是很放心的。总而言之，确保准备好所有必需品，可以让你更顺利展开日本生活，祝大家好运！ 以穆斯林身分在日本生活    我来自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很难适应这里与食物有关的一切。在印尼，穆斯林可以吃的食物都有自己的标签，所以我们只要看标签就知道。但在这里，我必须自己找出答案，所以一开始过得很辛苦。我不能吃猪肉，所以在食物选择上经常选择鸡肉，而因为我不太喜欢蔬菜，所以我避免吃纯素标签的食物。但我最后发现这里连鸡块都含有猪肉，我感到非常震惊。我常在超市买的牛绞肉，原来也掺有猪肉。即使是普通面包有时也含有一点酒精。以前在家里煮菜常用的酱油，这里则经常加入味醂。但是，我渐渐开始不再把这件事当作「斗争」。相反地，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一场冒险。当我翻译食材时，我不再只强调是否含有猪肉或酒精，而是也借此学习日文。    我的建议是，在购买食材之前，要尽可能寻找更多的资讯参考！进行日常采购前，列出购物清单，然后在Google上搜寻哪个品牌有贩售这项食材而且清真友善(穆斯林可以吃)。例如，你想买味噌酱，就提前搜寻「清真」、「味噌酱」、「日本」等关键字，然后写下要买的品牌，这样你在逛超市的时候就不用一边拿着手机查询和翻译成分。如果你还有更多时间，可以列出哪些品牌是清真的，哪些不是，以便将来购物时参考。另外，记得禁止食用的食材的汉字或日文翻译，也会很方便，这样看到食物时就能很快知道。去餐厅时，不要犹豫询问工作人员食材。请记住，对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设立界限，并不是一件坏事。最后，记得携带自己的餐具。我认为在日本很难找到一家全清真餐厅，甚至提供的餐具也可能包含我们禁止食用的东西，所以自备是最安全的，而且也会更加卫生和永续环保！ P.S. 在家煮饭是最好、最安全的选择！拥有一个可以与你分享这些事的穆斯林朋友也会很有帮助，会让你觉得自己并不孤单。经常与日本的穆斯林往来，这样你也可以获得有关清真食品和餐厅的资讯。我居住的城市有一些清真餐厅，我经常会去用餐。   

   今年清明前夕，我们原计划从深圳回四川为孩子奶奶扫墓。母亲却突然打来视频电话，声音低哑，带着哭腔：“你回回舅舅走了。” 我一时怔住。母亲是家中长女，五个兄弟姐妹里，回舅舅是最小的那个。命运偏偏最残忍，让他最早离开。我轻声安慰：“回舅舅……活满花甲了吧？”话一出口，便觉得苍白。母亲在屏幕那端抹泪：“路娃子（舅舅小名）一生无儿无女的……这几天我哭得比当年你外婆走时还凶。” “他是 1964 年生人，今年刚满六十。”我竟第一次知道他的确切年龄。 我继续安慰母亲：“他一辈子无亲生儿女，现在突发急病去世，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应该没受太多罪吧？”母亲说，一周前发病，他头痛得撞墙，亲戚紧急地把他送去县医院，立刻就被转入重症监护室（ICU）待了 7 天。县医院医生帮他联络了上级的成都华西医院医生网络会诊，脑瘤压迫着神经，做手术很可能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异地转院去成都手术的条件很难达到。他自己也不想治了，只想回家，你大舅他们半夜把他接回去了。 “昨天我和你爸去看他，疼得在床上直打滚……”母亲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唉，还是好可怜啊，活活疼死的……” 父亲在旁边幽幽地插话：“路娃子是很可怜，不过，你们的干婆婆，生前还是挺维护他、照顾他。我当兵退伍回来和你妈结婚后，在供销社站新华书店柜台卖书卖文具，他那会儿刚上小学，隔三岔五来买铅笔。我就训了他：‘你是吃笔的？还是用笔的？这么不节省？你妈卖菜赚钱多不容易？’他吓得不敢来了。你干婆婆（领养他的回婆婆我们一直叫干婆婆）过来帮他买笔，还让我不要凶他，他的成绩还不错。” 母亲抢着说：“他后来当建筑工，脑子好使的，很聪明。镇上的人想建什么新款的灶啊，他都会画图纸，给人家造出来。” 为了转移母亲的悲伤，我问是否需要我随礼。母亲一向怕麻烦别人，连忙说：“我们随礼就好了。他们回族的礼仪和我们不一样，不用操心这些。他一辈子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现在清真寺的人把他接去净身后才送回家的。那些穆斯林特别团结，他们自己办。” 我们那里的回民的确很团结。2008 年四川大地震后不到 20 个小时，古镇与外界通讯完全中断，但宁夏隔着省送过去的救灾物资，包括一些新鲜的牛羊肉就送达了四川本省的清真寺里。这让我想起《穆斯林的葬礼》那本小说。净身，白布，众人的祈祷。母亲说，清真寺的人忙前忙后，他们这些汉人反倒插不上手。 ▲ 表妹送葬时拍的照片 他一辈子没去过外面打工，哪家有点啥事需要帮忙的，他都不计得失的帮着忙前忙后。他在那边辈分还挺高的，这次为他戴小白帽、当孝子的人好多。 这倒像他一生的写照——明明流着汉族的血，却把自己活成了彻彻底底的回回。    我又有些好奇地问母亲：“当年外婆为啥把路舅舅送给了回回家庭？” 母亲说：“生他时，我妈大出血，也是往县医院转院，生在半路上的。所以，大家都把他叫‘路娃子’。当时干妈和她一起怀的，干妈的大儿提前几天生了，没带活，夭折了，又没回奶，就把他送给干妈先奶着。等我妈从县医院抢救回来后，就不好意思再要回来了。给干妈当了‘压生儿子’，干妈后面等了十年，才又生了那个亲生的老二。” 我再一次感到汗颜，我从小唤他“路舅舅”，直到他往生了，我才知道他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出生在路上。 挂断视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知该如何形容这位小舅舅。原来，他只比我大十来岁。比起前些年网上走红的“二舅”，我这位小舅舅的一生更加平淡无奇，同样，如尘埃般消散在人间。 有的人死重于泰山，有的人死轻于鸿毛。我的回回舅舅的离世，或许真的轻如鸿毛。用几句话概括他的一生：一出生就被送养，亲生父母在他童年双亡，家境贫寒，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孤苦伶仃，了却此生。 外公在母亲 13 岁时意外去世，家里五个未成年孩子，最小的这对儿女都陆续送养了。小姨送给了一个林场工人家庭，后来迁移去了四川绵阳市。没过几年，外婆也在五十岁左右离世，那时候，路舅舅才十岁。 小时候，我总搞不清这个回族舅舅和我们家的关系。他常来家里串门，长得瘦巴巴的，和他养母家弟弟个头差不多。长大后才知道，他其实是母亲的亲弟弟。我们家住在古城北街头上，叫庙街的地方，他家在东街回族区，步行不过十分钟，他常来大姐家走动。 ▲ 表妹拍的照片 虽然出身汉族家庭，但他严格遵守穆斯林的清规戒律。父亲觉得他太过苛待自己，笑骂他一个“假回子”比人家真的还心诚。在那个年代吃肉机会少，总希望他能跟着我们补充些营养。母亲有时心疼他，想煮鸡蛋给他吃。他却嫌我们家的碗筷不够“清真”，在他们的眼里是不干净的。每次来玩，一到饭点，就悄没声息地溜了。 他的养母待他很好，她亲生的儿子和我哥哥一样大。她对两个孩子都视如己出。记忆中，干婆婆是个四五十岁的干瘦妇人，和街上大多数回族妇女一样，靠卖菜为生。有时母亲让我放学后顺路买点菜，她总会热情地把剩下的菜全部塞给我。我都不好意思，见到她的菜摊就绕道走，怕她对我“盛情难却”。 她在世时，我只去她家吃过一次饭。那天她宰了羊，特意用新鲜的羊头肉，配上门口菜园里现摘的葱、芹菜和辣椒，炒了一盘羊肉。在那个小镇餐馆稀少的年代，那盘毫无腥膻味的炒羊肉让我第一次体会到“鲜”字的真谛——“鲜”字，可不就有个“羊”字么。许多年后，我在西北，在深圳的西北餐厅里，吃过无数羊肉，却再没尝过那样的鲜美味道。   初二暑假，我在家里研究不知道已经看过多少遍的《红楼梦》。路舅舅过来神秘兮兮地说带我去赚钱。听到能赚钱，我财迷心窍地答应了，而且干一天，他许诺我可以买一本我想要的世界名著的价码。第二天，跟他到北街一个工地，才发现是去给我同班同学家的商铺门口铺水泥地。同学的妈妈当众夸我勤快懂事，我羞得恨不得钻进地缝，我同学一整天缩在他家铺子里，都不敢抬头看我。 烈日下，我灰头土脸地拌砂浆，他佝偻着背，抹平地面。他干活时一丝不苟，要求很严，砂浆桶很沉，递慢了，对我又吼又叫的，把我累得腰酸背痛。后来他再叫我去干活，骗我赚钱，我是打死也不去了。好歹，我爸在镇上供销社有工作，挣工资的，不用细皮嫩肉的我去干那个力气活。 但——那竟是我们舅舅甥女这辈子唯一整天相处的记忆了。 因为家境贫寒，营养不良，他个子很矮。同母所生的大舅身高一米七八以上，他却只有一米六左右。虽然住在镇上主街，择偶条件本不差，他非要找回族姑娘。人家血统纯正的看不上他，愿意改信伊斯兰教的汉族姑娘也很稀少，挑来挑去，最终错过了婚育期。 他的养父母也早早过世了，他的回弟弟成年后只有他一个哥哥。他们相依为命，关系比亲生兄弟还好。弟弟后来去宁夏打工挣钱，收入也相当微薄。他把自己前半生赚的钱都拿来给弟弟建房娶妻。弟弟成家后，生了两个男孩，特意过继了一个孩子给他，他就巴心巴肝地赚钱补贴弟弟一家人。 ▲ 古城内清真寺，他们家就在清真寺门口 （母亲后来补充，出事后，他过继这个孩子真把他当亲爹一样的亲。才上小学四年级，往县医院转院后第二天，就带着亲戚去镇上的银行里取钱救他，只有这个 10 岁小孩知道路舅舅银行卡的密码。） 老城改造成旅游景点，照顾他这个五保户当了清洁工。每次回乡，都能看见他穿着橙色马甲，在古城墙下扫地。远远认出我，便咧嘴一笑，露出已经掉了几颗的缺牙。我们站着聊几句，内容无非是“回来了？”“几时走？”   晚上偶尔来家里坐坐，却依旧不肯留下吃饭。 上次回乡又两年，在城墙上偶遇，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面。他也如尘埃般飘散了。 如今，我在网络上到处码字。我不为他码几个字，还有谁知道他来过这世间一遭呢？ 他的回名叫：马连富，生于汉族家庭，姓廖，小名叫“路娃子”，出生于四川青川县，1964-2025，终年 61 岁。    作者：深圳小树，本名张云燕，75后，原职IT工程师，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一个“瞎说大实话”的理想主义者。本文来自：深圳小树（ID：ritachang1984）。    

    吉隆坡的暮色在玻璃穹顶上流淌，双子塔的倒影被切割成无数菱形光斑，落在清真寺的大理石地板上。马远哲跪坐在人群边缘，膝下的拜毯还残留着白昼的余温。他望着眼前用香蕉叶包裹的椰浆饭，忽然觉得这场景荒诞又神圣——现代化到极致的城市腹地，竟藏着一座透明的清真寺，像一枚被摩天楼捧在手心的水晶新月。    宣礼声响起前的十分钟，人群如潮水般涌入。穿西装的白领卷起袖口，戴头巾的主妇牵着穿校服的孩子，印度裔老人提着装有咖喱角的藤篮。马远哲注意到右前方的一家人：父亲用平板电脑处理邮件，母亲往孩子嘴里塞了颗蜜枣，少年戴着耳机摇头晃脑，却仍记得把矿泉水瓶摆成整齐的队列。    "要椰枣吗？"左侧传来温厚的马来语。转头看见穿淡蓝长袍的老者捧着竹篮，皱纹里盛满笑意。马远哲学邻座妇人的样子，右手抚胸微微颔首，拈起两颗金黄的椰枣。枣皮在指腹留下糖霜般的触感，让他想起昆明街头的冰糖葫芦。    穹顶突然暗了下来。玻璃外的双子塔亮起蓝色光带，像两柄直插夜空的琉璃剑。人群自发挪动，为迟来者腾出空间。马远哲的后背贴上冰凉的大理石柱，发现柱面蚀刻着爪夷文与汉字的对照经文，月光从玻璃穹顶渗入，将"慈悯"二字映在他膝头。    宣礼声破空而至的刹那，两千只塑料杯同时倾倒。马远哲含住第一口温水，听见此起彼伏的吞咽声在穹顶下共振。前排的白领男子扯松领带，喉结剧烈滚动；戴粉红头巾的小女孩被呛得咳嗽，母亲轻拍她的背脊。    免费开斋餐开始分发。不锈钢餐盘传递的轨迹编织成无形的网，椰浆饭的蕉叶与印度煎饼的油纸相互摩擦。马远哲接过盘子时，发现底层垫着印有商场logo的传单——某奢侈品牌的新款手袋广告，被咖喱汁浸透的模特依然保持着矜持的微笑。    "尝尝这个。"斜后方伸来一只涂着玫红甲油的手，递上半块用报纸包裹的曼煎糕。马远哲抬头，看见穿银行制服的华裔女子眨眨眼："我外婆做的，比商场里卖的地道。"糕体还带着体温，花生碎从焦脆的边缘簌簌掉落。    当最后一道甜点玫瑰奶昔传递完毕，穹顶忽然落下一阵急雨。雨滴在玻璃上蜿蜒成阿拉伯书法般的纹路，将双子塔的轮廓晕染成水墨画。马远哲听见此起彼伏的快门声，年轻人们举着手机拍摄雨中的光塔奇观，老人们却闭目聆听雨打玻璃的韵律——像极了滇南雨季时，清真寺铁皮屋顶的叮咚声。    起身离去时，他发现拜毯上粘着半片金箔。那是某位母亲头巾的装饰，在拥挤中遗落的星芒。马远哲将它夹进人类学笔记的扉页，纸页间还夹着阿米拉给的雕梅核。玻璃门外，商场的霓虹灯牌已然亮起，Gucci的金色字母与清真寺的新月徽标在雨幕中相映生辉。   

         “长官包子，大柳面，要吃驴肉上保店。”五十多年前，我在故乡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长官镇上学读书时，就熟知宁津县的这“三大名吃”。如今，三大名吃已经成为德州市和宁津县的著名品牌之一，被列入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为故乡长官镇有历史悠久的名吃“长官包子”而感到骄傲。        长官包子是特指长官镇回族制作的清真包子。长官的清真包子为什么会成为名吃呢?长官镇到底何时建镇?她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沧桑?在宁津县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回族人聚居的大镇?这里的回族先人们是从哪里来的?长官镇和长官包子承载着多少历史风云和传奇故事?这一切成为我多年来梦魂萦绕的心结。        2009年，建于明代永乐初年（公元1403年）的长官清真古寺进行了扩建和修缮，并在寺内建立了回族文化室。我应邀撰写修缮清真寺碑记的碑文和协助筹建文化室，圆了我探寻长官镇和长官包子历史的举意，也开启了我多年的记忆之门。我遍寻资料，造访乡贤，回首往事，力求梳理一个回族古镇的千年脉络。        长官镇地处河北、山东两省的交界，是宁津县唯一的回汉杂居的乡镇。全镇现有回族一千一百多户、五千多人，全部居住在长官街上。长官镇历史上一直属于宁津县管辖。长官镇的回族，张姓是大姓，占全镇户数的一半以上，基本上都属于六百多年前由南京迁徙而来的“六箴堂张氏家族”。张氏家族是有文字记载的较早落户于长官镇的回族，据明代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的《六箴堂张氏家谱》记载：“始祖之世，家金陵水西门外拴马桩也。永乐改元二载，从移民诏，迁来直隶宁津县东北乡长官镇。”由此可知，在六百多年前，长官就已称“镇”了。根据回族群众围寺而居的习俗，单门独户的回族一般不会在没有回族居住的地方落户，张氏家族明初迁来长官镇落户，说明这里元代就有回族人定居了。        《宁津县志》中关于宁津县回族来历的记载是：“十三世纪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率部西征，大批中亚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东迁。其中有一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部人’，迁徙到宁津县长官镇屯居，从此宁津县有了回民穆斯林。”这也证实了长官镇在元代就有回族人定居的史实。          长官镇原来叫长湾店，这是元朝时留下来的说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长官镇上学时，就听老人们这样讲述：老辈子那会儿，长官四遭有城墙，四街头上有城门，周围那些大湾就是垒城墙的时候挖的。古时候叫长湾店，后来怎么又叫开长官了呢?原来咱这儿是朝廷派驻大官的地方，比县官还大一级呢，专门统领周围各营的兵将。要不长官周围这一片怎么叫营的地方多呢?你看，这东西南北的，乌马营、偏坡营、大营、小营……一溜十八营，全归这儿的长官管。长官要是有个什么事了，就派传令兵骑马到各营去号令。传令兵骑着马到各营去传令，就这么呐喊着：“长官有令……到长官街……”天长日久，长湾店就给叫成“长官街”、“长官店”了。老人们生动的讲述，印证了史料的记载。从《六箴堂张氏家谱》所载看，“永乐改元二载，从移民诏，迁来直隶宁津县东北乡长官镇”，说明永乐初年，长湾店就已经改称长官镇了。        长官镇是个中国式小城的标准格局，四条街由镇中心的十字街向东西南北辐射，每条街长约五百米，直通到街头的“寨门”。每个寨门外都是湾河，有桥通往镇外。湾河环镇相通，连接起一个个大湾，形成围绕镇街的一派水乡风光。环东街与北街的是荷花湾，环东街与南街的是老南湾，环南街与西街的是西家后湾，环西街与北街的是大庙湾。湾沿儿上种植的多为柳树，长长的枝条垂入湾水中，在风中拂动，引起水中的鱼儿追逐跳跃。有的柳树高大粗壮，一个大人的双臂都环抱不过来，树龄都有几百年了。这是不是元代的先人们栽下的呢?我以为完全有可能。荷花湾里，夏日片片荷叶覆盖了水面，荷花亭亭玉立在水中，景色宜人，美不胜收。冬日结冰后，有采藕人穿一身皮衣，破冰采藕，引起人们的围观，成为镇上的一景。老南湾是镇里最大的一片水面，把东寨门与南寨门连成一片，一望无际地伸向东南方。远处的湾沿连接着的是一片浩浩荡荡的芦苇荡。我和同学们经常到芦苇荡里玩耍，那里是玩捉迷藏最理想的地方；有时也去拣野鸭蛋，或去摸鱼，其乐无穷。关于老南湾，镇上一代代人流传下来很多神奇的故事。听大人们讲：无论天多旱，老南湾从来没有干过，因为老南湾里有一条鲤鱼精。鲤鱼精守护着水下的一个珍宝洞，洞里藏着许多金银珠宝。曾有“南蛮子”来老南湾“憋宝”，让鲤鱼精吸进湾里淹死了。老南湾里的鲤鱼精，从来没有人见过，但老南湾里的大鲤鱼，人们可是常见。每隔个一两年，老南湾就要翻湾一次。翻湾时，满湾的鱼虾都浮在水面上，张开嘴吸气。这时，全镇四街到处有人喊：“翻湾啦！老南湾翻湾啦！”男女老少拿着水桶、篮子、脸盆、筛子等家什，齐往老南湾跑。会水的老爷们儿下到湾里，专去逮大鲤鱼。娘儿们、孩子们就在湾边上用筛子、脸盆、篮子抄鱼。我曾用筛子抄过一斤来沉的鲤鱼，还有人曾逮着过二十多斤重的大鲤鱼。老南湾翻湾后的几天里，四街家家户户飘散着炖鱼的香味。        长官镇的标志性建筑，是东街荷花湾南沿上古色古香的清真寺。寺内有碑刻记载：清真寺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后经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等数次维修和扩建，方具现今之规模。二进三院，占地六千一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三千平方米。前院坐西面东为主体建筑礼拜大殿，高二十六米，占地一千八百平方米，殿内高于地面一米，用木板和地毯铺成，可容纳两千人同时做礼拜。大殿里悬挂有明永乐年间制的牌匾“西域祠宗”、“教重纲常”，清康熙二十六年制的“真主能知”、“真有无相”，以及明清年间制的阿文牌匾。整座建筑为砖木结构，飞檐斗拱，塔楼高耸，兼具中国古典建筑与阿拉伯建筑之风格，史称“标异沧（州）济（南）”。后院西侧是五间沐浴室，室内有明代打的一眼深水井。沐浴室内有两口硕大的铁锅，全天都烧着热水。后院东侧有一跨院，五间北房为小学教室，我就是在这里读了三年小学。我记得，每周还请阿訇给上一节阿文课。        长官镇东街住的是清一色回族，至今如是。南街和西街住的大部分也是回族。只有北街住的大部分是汉族。南街、西街和北街的回族，大部分居住在十字街附近，汉族大部分居住在街尾。长官镇回汉两族杂居，和谐相处的历史已很悠久。长官镇的回族有一个习俗，就是回族人家的孩子都愿意认个汉族的干爹干娘，据说这样孩子能长命百岁。我想，这个习俗可能是回汉两族之间加强团结，增进友谊的一种形式吧。        长官镇地少人多，每口人平均也就一亩地，回族人家多以经商做小买卖为生。“包子馃子宰牛羊，吃五行来贩卖粮”，这就是回族人家的真实写照。这也形成了长官镇上店铺林立，商贸活跃，集市贸易和饮食业发达繁盛的景象。镇中心的十字街是店铺最为集中的地方，基本上全是回族经营。西街口北侧的源聚斋和元兴隆清真点心铺，是传承了几代的老字号，远近闻名。四乡八村，回汉两族，有什么红白喜事，都是来这里买糕点。每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光月饼就卖出去几百斤。西街两侧还有清真包子铺、太和堂药店、吴记茶叶铺、镶牙馆、茶馆等。南街口北侧是仁和轩、义和轩、四和轩清真饭馆，他们的勺面、烩饼、一寸厚的油盐大锅饼和枣锅饼，都是出了名的特色小吃。特别是大锅饼和枣锅饼，我至今在别的地方也没见过。南街上还有茶馆、炸馃子（油饼）铺、大车店、皮具铺、杨大夫医馆等。东街口有包子铺、牛羊肉铺、烧饼铺等。北街的店铺多为公家经营，有国营饭店、供销社、邮电局、新华书店以及油脂公司、轧花厂等。十字街上，除了店铺以外，更多的是摆摊、推车、提篮叫卖包子、烧饼、馒头、锅饼、糖火烧、牛羊肉、熟杂碎等各种吃食的小商小贩。不仅白天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就是到了夜晚，这里也是灯火通明，叫卖声此起彼伏。        镇上最热闹、最喜庆的日子，是每年的斋月。从入斋月的头几天开始，东街和西街、南街、北街临近十字街的街道上，都在沿街两侧拉起绳索，绳索中央挂上像宫灯一样的大玻璃罩煤油灯，整个斋月的夜晚，四街灯光通宵不息。一些店铺也通宵营业，为夜里备斋的人们提供方便。清真寺里也竖立起高高的杉杆，上面悬挂起一盏红灯笼。每天到了开斋的时刻，红灯点亮，高高挂起，几里外都能看到，全镇人就知道开斋的时刻到了。斋月也是孩子们盼望已久的节日。镇上回族人家有个传统的风俗习惯，每逢斋月，家家户户都蒸包子。蒸了包子不仅自家吃，而且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之间互送。送包子的任务，自然都由孩子们来承担，孩子们也都争先恐后地抢着承担这个任务。孩子们去送包子，总能得到主家给的一些好吃食和零钱回报，这是孩子们一个不小的收获。关于家家户户互送包子的传统习俗，我听爷爷奶奶讲过，他们小时候就这样，都给人家送过包子。他们小时候是清光绪年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现如今这个传统习俗仍然延续，可见其历史的久远。        送包子也是有许多讲究的。送给别人家的包子，一般不同于自家吃的包子，都是专门精心另做的。除了用的面要白，发得不能太老，既不能酸了，又不能碱大发黄。主要还是在馅儿上下工夫，不仅要色、香、味俱佳，还要力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给人以新鲜感。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表姑家送的素馅儿包子。素馅儿里有鸡蛋、粉条、豆皮、虾皮、木耳、香菇等十几种材料，比肉馅儿的包子还好吃。有些从外乡嫁到镇上的新媳妇，都要在婆家的指导下，先学好做包子的手艺。不然，送出去的包子品质不好，会让人笑话。这样家家户户互送包子，就好像来一个包子花样大竞赛，包子质量大比拼，比一比谁家的包子最优秀。这大概就是长官镇产生名吃长官包子的历史由来吧。        长官包子，留在我童年记忆里最早的是从北京回故乡的那个冬夜。1950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不只是天气，还有全家冰冷的心。当年，不善经商的父亲，从故乡逃难来到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战战兢兢地做了几年粮店生意，最终还是把家底儿赔了个干净。在北京难以立足，无奈携全家又回了老家——长官镇。故乡是纸面上的语言，人们口头上都是把故乡叫做老家。凡是在外乡混不下去的人，最后的归宿就是回老家，只有老家才不嫌弃落魄的游子。那一年我六岁，刚刚能记事。记得我们在一个叫泊头的小站下了火车，雇了一辆胶轮马车，在僵硬的土路上颠簸了百十多里路，夜色朦胧时，我们终于来到了我陌生的老家长官镇，先在我的一个堂祖父九爷爷家落了脚。看到我们已冻得直抹眼泪的三个孩子，快人快语的九奶奶惊呼着：“我的孩儿啊！赶这天儿回来，没把你们冻死啊……”说着，她赶紧把我们三兄弟抱到炕头上，捂上棉被。接着，她就招呼正不知所措的九爷爷：“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十字街包子铺端包子去。”九爷爷仿佛这才回过神来，急忙穿上棉袍子，急匆匆走出屋门。不一会儿，只见九爷爷用撩起的棉袍襟子兜着一篮子热气腾腾的包子回来了。一篮子还冒着热气的包子放在炕头上，让在炕头热被窝里昏昏欲睡的我们三兄弟一下子来了精神，从被窝爬出来，争先恐后地捧起包子吃得满嘴流油。当时吃了多少个包子我早已记不清了，就记得那是我平生记忆里最好吃的包子了。        1983年，我在中国评剧院当编剧，搞专业创作。为了深入生活，曾回故乡宁津县挂职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生活了一年。这给了我一个求解长官镇和长官包子历史谜团的机遇。我读了保存在县档案馆的历代编修的县志，仔细研究了长官张氏家族的《六箴堂张氏家谱》，访问了镇上许多长辈，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长官镇和长官包子的故事。其中，给我最大帮助的是我的堂祖父秉翰先生。秉翰先生在我的祖父辈中排行为三，我叫他三爷爷。他自幼喜读诗书，满腹经纶，且写得一手好字，是我们家乡有名的秀才。1930年至1936年，他曾和族中先辈登云公、广训公及我的堂曾祖父广厚公等人，续修了《六箴堂张氏家谱》，并撰写了《张氏宗谱自序》，对张氏家族的历史变迁、历代名人、正史逸事以及长官镇的社会风情、特产要物、民风习俗进行了考察和记载。他还把1966年春他精心编修抄写的我们这一支《二门二十八派》的家谱简本送给我。通过查阅史料，我对长官镇和长官包子的来龙去脉，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        元代达鲁花赤长官在长湾店驻守时，“掌军民二百有二户”，“南街有城门朝阳门，北街有官厅”，这里已是回、汉两族群众杂居的镇店，形成了商贸交流的集市。到明初永乐年间，“燕王扫北”大移民时，南方的回族相继迁来长官镇落户，人口渐渐增多，物资交流更盛，长官镇成为冀南鲁北商贸活动的重镇。传统的集市，也以每逢农历三、八日固定下来，传承至今。长官镇地处冀鲁两省的四县之交，每逢集日，两省百把十里的群众都来这里赶集。特别是临近长官镇的南皮、庆云、盐山、孟村、陵县、泊镇等地的回族，来赶长官集的最多。赶集的人多，要吃要喝，自然就繁荣了饮食业的发展。回族群众素有经商的传统，又以“勤行”（清真饮食业）最为普遍。长官回族制作的清真饮食，不仅包子远近闻名，其他，如油酥火烧、糖火烧、烧羊肉、锅饼和勺面等，也都很有名气。清真饮食是对符合伊斯兰教法食物的统称。伊斯兰教非常重视穆斯林的饮食生活，将恪守伊斯兰教的饮食律例作为对穆斯林的一个基本要求。人所共知，回族制作饮食不仅有传统的手艺，质量上乘，而且卫生、洁净，一切禽畜肉类都是经过清真寺阿訇动刀屠宰。所以，回族制作的饮食不仅本民族的人喜食，也受到其他民族的青睐。        中国包子的历史，传说在三国时就有了。河南开封的清真灌汤包子，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市）七十二家正店之一‘王楼’，出售‘山洞梅花包子’，号称在京第一，为当时著名的市肆小吃。”据传，元朝时驻守长湾店的达鲁花赤“色目人”长官，特别爱吃包子，就广招远近制作包子的回族能人高手，来此竞相献艺，以饱口福。元灭明兴朝代更迭后，这些制作包子的回族人便在此落了户，以卖包子为业，他们制作的包子在长官镇渐渐有了名气。华北平原是冬小麦的主产区，群众的饮食习惯也是以面食为主。包子是长官镇一带人们常吃的日常饮食，家家都会做。每逢集日，平常人家也蒸一些包子，长官人称“卖货”，卖给赶集的人。制作“卖货”不同于自家吃，好歹都可以凑合，卖货得讲究质量，不然就卖不出去。所以，各家都有各家的高招，包子的品种也各有千秋。在互相交流、竞争中，长官包子的整体质量得到了不断提高，成为宁津县的名吃。长官包子不同于那些一家一户用祖传秘方创制的名吃，它是长官镇广大回族群众集体创制的地域名吃，是长官镇特有的民族风情习俗的产物。        到了清光绪年间，长官镇上的包子铺已有二十多家，这还不算那些每逢集日也卖包子的平常人家。所有卖包子的打出的旗号，都是“正宗长官包子”。在这些包子铺中，有的面皮筋道，有的馅料味美，有的色形好看，各有千秋，各有所长。开包子铺的张合立是个有心人，他集众家之长，经过十多年不断改进，创制出了色、香、形、味俱佳，有独特风味的“牛肉大葱”、“羊肉蒜薹”等品种的包子，受到普遍好评，在众家包子铺中脱颖而出，名气越来越大，成了长官包子的代表。        我的曾祖父张广聚，与南皮县双庙村的清末重臣张之万、张之洞多有交往。张广聚在北京经营祖传的米面庄“聚茂魁”时，曾请在京居官的张之万题写了“聚茂魁”铺匾和店内的两帧“抱柱联”。张之万是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状元，历任官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苏巡抚、兵部尚书等要职。张之洞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内阁军机大臣等官职。双庙村与长官镇只有一河之隔，相距仅几十里路。因两个家族是老世交的关系，常常相互走动。听堂祖父秉翰先生讲，每逢南皮张家有人来长官拜访，宁津县和南皮县的县官早早就来长官伺候。南皮张家常来长官镇做客，品尝过长官包子，大加赞赏，由此长官包子名声大震。也有传说，张之洞吃过长官包子后，念念不忘，他在京任内阁军机大臣时，曾请长官的回族师傅到北京去专门制作长官包子，并进献给慈禧太后，受到慈禧太后赞赏。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长官包子更是声名远播。        长官包子以牛羊肉馅为主品种，尤以牛肉大葱包子最为知名，也兼有素馅等花样。经数百年代代相传，不断改进，长官包子的制作工艺更为完善。选择牛羊肉要肥瘦适当，然后剔除筋骨，先切块，后剁碎，再配上葱姜细丝，加小磨香油、上等酱油、花椒水等调料调馅。发面稍嫩，使之兜馅而不破，入口软而不黏。包时上捏三十二褶，兜油拢味，熟后宛如盛开的菊花。长官包子以其皮薄馅大、色香味美，成为经济实惠的大众食品，深受回汉两族群众的欢迎。近年来，长官包子已被评为“山东名小吃”，并多次在全国饮食大赛中获奖。现在，不仅长官镇、宁津县城、德州市有众多专营长官清真包子的店铺，在天津、济南等大城市，也开设了长官包子专营店。 

    马远哲站在奶奶家的木屋前，手里捧着一杯温热的玫瑰糖浆，目光却始终无法从墙上那把中式短刀上移开。    刀柄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但"永乐十五年"几个字依然清晰可辨。马远哲的手指轻轻抚过刀柄，仿佛能触碰到几百年前的岁月。奶奶坐在藤椅上，手里握着一本泛黄的册子，封面上写着《航海食谱》。    "这把刀，"奶奶缓缓开口，"是我祖父林远山留下的。他是郑和船队的厨子，也是这把刀的主人。"    马远哲坐到奶奶对面，阿米拉则安静地站在一旁，头巾上的茉莉花在暮色中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奶奶翻开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汉字和爪夷文，还有一些手绘的香料图案。    "那是永乐十五年，"奶奶的声音低沉而温柔，"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船队从南京出发，经过马六甲时，遇到了一场大风暴。船只受损严重，不得不在当地修整。"    马远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到几百年前的马六甲港口：巨大的宝船停泊在岸边，船员们忙碌地搬运货物，空气中弥漫着香料和海风的味道。林远山站在甲板上，腰间别着那把短刀，目光望向远方的陆地。    "修船期间，"奶奶继续说道，"我祖父结识了一位马来姑娘，就是我的曾祖母。她教他用椰浆和香料烹饪，而他则教她制作中国的面点和腌菜。船队离开时，祖父选择留下来，在这里开了一家小餐馆。"    马远哲睁开眼睛，发现奶奶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她轻轻抚摸着册子上的字迹，仿佛在抚摸祖父的手。    "这把刀，"奶奶指着墙上的短刀，"是郑和亲自赐给他的，表彰他在船队中的贡献。刀柄上还刻着一行小字：'以味传情，以食会友'。"    阿米拉走到墙边，小心翼翼地取下短刀，递给马远哲。刀身沉甸甸的，刀鞘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刀柄上的字迹在暮色中泛着微光。    "祖父常说，"奶奶的声音忽然变得坚定，"美食不仅是味道，更是记忆。每一道菜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马远哲握紧刀柄，感受到一股暖流从掌心蔓延到全身。他忽然明白，这把刀不仅是一件武器，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门。     

    Kampung Baru 的午后，阳光透过椰树叶的缝隙洒在泥泞的小路上，斑驳的光影像极了奶奶家墙上那幅褪色的蜡染画。马远哲跟在阿米拉身后，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空气中弥漫着烤椰丝的香气。巷子尽头，一栋漆成天蓝色的木屋静静伫立，门前的花架上摆着几盆盛开的九重葛，花瓣红得像火。    "奶奶知道你要来，特意打扫了屋子。"阿米拉推开木门，回头对马远哲笑了笑。门内传来一阵清脆的风铃声，像是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马远哲踏入屋内，第一眼就被整洁的环境震撼了。木质地板擦得发亮，墙角的老式藤椅上铺着绣有金线的手工靠垫，茶几上摆着一套青花瓷茶具，瓷面泛着温润的光泽。墙上挂着几幅老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穿着马来传统服饰的老人，站在一艘木船前，神情肃穆。    "这是我曾祖父，"阿米拉指着照片说，"他是郑和船队的水手，后来留在了这里。"    马远哲凑近细看，发现老人的腰间别着一把中式短刀，刀柄上刻着模糊的汉字。他正想询问，厨房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声。    "奶奶在准备开斋餐，"阿米拉轻声说，"我们去看看。"    后厨比马远哲想象中还要整洁。灶台上摆着几个陶罐，罐口用芭蕉叶封着，墙上挂着各式铜制炊具，擦得锃亮。奶奶正站在灶台前，用木勺搅拌一锅椰浆饭，她的动作缓慢却精准，仿佛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    "奶奶，这是马同学，"阿米拉介绍道，"他对您的椰浆饭很感兴趣。"    奶奶转过身，脸上布满皱纹，但眼睛却明亮如星。她打量了马远哲片刻，用略带口音的华语说："你长得像他。"    "像谁？"马远哲下意识问。    奶奶没有回答，转身从橱柜里取出一个木盒，盒子上雕刻着复杂的花纹，边角已经磨损。她打开盒子，取出一本泛黄的册子，封面上用毛笔写着《航海食谱》。    "这是我祖父留下的，"奶奶翻开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汉字和爪夷文，"他是郑和船队的厨子，后来留在这里，把中国的烹饪技艺教给了当地人。"    马远哲接过册子，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面，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他翻开一页，看到一道名为"椰香油香"的食谱，配料表中写着："椰浆、糯米粉、芝麻、玫瑰糖浆。"    "这是...油香？"马远哲惊讶地问。    奶奶点点头："我祖父想念家乡的味道，就用椰浆和玫瑰糖浆改良了油香，没想到很受欢迎。"她指了指墙上的老照片，"那把刀是他留下的，刀柄上刻着他的名字——林远山。"    马远哲凑近照片，终于看清了刀柄上的字："林远山，永乐十五年。"他忽然感到一阵眩晕，仿佛穿越了时空，看到一个孤独的水手在异乡的厨房里，用椰浆和香料调制故乡的味道。    "奶奶，能教我做椰香油香吗？"他问。    奶奶笑了笑，从陶罐里舀出一勺椰浆："当然可以，但你要记住，美食不仅是味道，更是记忆。"    暮色降临时，马远哲站在灶台前，学着奶奶的样子将糯米粉揉成团。阿米拉在一旁帮忙，她的头巾上沾了一点面粉，像极了故乡的雪。窗外，双子塔的灯光亮起，与甘榜的灯火交相辉映。    开斋的时刻到了，马远哲咬了一口刚出锅的椰香油香，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椰浆的甜香中带着一丝玫瑰的芬芳。他忽然明白，文化的褶皱里，藏着最动人的故事。     

    吉隆坡的黄昏像一块被雨水浸湿的蜡染布，夕阳的余晖透过双子塔的玻璃幕墙，洒在 Kampung Baru 的铁皮屋顶上。这里是市中心最后的马来村落，钢筋水泥的丛林间，一片低矮的木屋倔强地生长着，仿佛时光在这里打了个褶皱。    马远哲站在村口的牌坊下，鼻尖萦绕着炸香蕉的甜腻和烤沙爹的焦香。斋月集市刚刚开市，摊贩们支起五颜六色的帐篷，煤气炉的火苗在暮色中跳动，像一盏盏温暖的引路灯。他摸了摸口袋里皱巴巴的十令吉，这是他在异乡的第一个开斋节，他决定用味蕾记住这一刻——尽管此刻的他，只能以目光品尝这些美食。    集市的主干道两旁挤满了摊位，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香料的味道。一个戴着头巾的马来阿姨正在翻动铁板上的煎蕊（Cendol），绿色的粉条在椰浆中浮沉，像极了滇南梯田里的秧苗。马远哲驻足片刻，想起阿妈做的凉粉，也是这般晶莹剔透，只是少了椰糖的甜腻。他咽了咽干渴的喉咙，继续向前走。    转角处，一个皮肤黝黑的摊主正在制作仁当牛肉（Rendang），深褐色的肉块在椰浆和香料中慢炖，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摊主用木勺舀起一勺浓稠的酱汁，向路人展示它的黏稠度："这是祖传的配方，炖了六个小时！"马远哲想起阿爸常说的"慢火出细活"，不禁莞尔。他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打算开斋后发给父母。    正当他犹豫要不要买一份椰浆饭（Nasi Lemak）带回去开斋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马同学？"他转身，看见阿米拉正提着一个藤编篮子，头巾上别着一朵新鲜的茉莉花。    "你也来买开斋餐？"她笑着问，眼睛弯成月牙。马远哲点点头，指了指摊位上的椰浆饭："这个...好吃吗？"    阿米拉凑近看了看："这家还不错，但我知道有一家更地道的，就在前面。"她自然地拉过他的袖子，"我带你去。"    两人穿过拥挤的人群，阿米拉一边走一边介绍："Kampung Baru 是吉隆坡最后的马来村落，虽然周围都是高楼大厦，但这里还保留着传统的甘榜生活。"她指了指远处高耸入云的双子塔，"你看，像不像两个巨人在守护这片土地？"    马远哲顺着她的手指望去，暮色中的双子塔灯火通明，与脚下这片低矮的木屋形成鲜明对比。他突然想起人类学课上哈桑教授的话："现代化就像一场洪水，但总有一些文化像礁石一样，在洪流中屹立不倒。"    阿米拉带他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小摊，摊主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奶奶，正在用芭蕉叶包裹椰浆饭。"这是我奶奶的摊位，"阿米拉低声说，"她做的椰浆饭，连苏丹都称赞过。"    老奶奶抬头看了马远哲一眼，用马来语说了句什么。阿米拉笑着翻译："她说你长得像她年轻时的邻居，是个中国来的商人。"马远哲接过用芭蕉叶包裹的椰浆饭，热气透过叶子传到掌心，温暖而踏实。    暮色渐深，宣礼声从远处的清真寺传来。阿米拉看了看表："该开斋了。"她从篮子里拿出一瓶玫瑰糖浆（Sirap Bandung），倒了一杯递给马远哲："试试这个，配椰浆饭最好了。"    马远哲接过杯子，粉红色的糖浆在暮色中泛着微光。他抿了一口，玫瑰的香气在口中绽放，甜而不腻。这一刻，他忽然明白，文化的褶皱里，藏着最动人的风景。    

      二十四五的年纪，稳定而和谐的恋爱关系下，开始讨论婚姻大事，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对两个完全出身于不同信仰背景的年轻人而言，婚姻，远非一桩易事。   来不及思考的未来   茉茉是我的大学室友，一个来自云南大理的回族姑娘。白皮肤、大眼睛的她，爱好绘画、摄影，有着一个在洱海边开咖啡馆的梦想，恬静而文艺，像极了大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模样。   小鹿是隔壁班的男生。这个来自贵州的汉族小伙子，个头不到170 公分，厚重的黑框眼镜下眼神迷离，黑而油亮的蜷发总是乱糟糟地耷卧在圆圆的脑袋上。 「迷茫」，是小鹿身上被公认的气质。   但正是这样两个气质严重不搭的人，在大家惊异的目光中走到了一起，从校园一路走到现在，一走就是四年。   尽管难以置信，但两人的甜蜜与默契确是令人艳羡不已，小鹿对茉茉的宠爱程度，更是让一众单身男女咬牙切齿。   回想起答应小鹿表白这件事，茉茉自己也有些不可思议：「要说我对另一半的选择标准，最肤浅地来讲，至少也得是个身高175 以上的男孩子吧！」   但爱情也许就是这样不讲道理，心与心强烈碰撞后的化学反应，野蛮而热烈，令人难以招架。   刚决定在一起时的他们，一定还来不及去思考未来的连番挑战。   「嫁给他，就是背叛家族」   茉茉的亲人中，只有妈妈一人知道她和小鹿的恋爱关系。除了妈妈，茉茉也不敢再告诉第二个人。   尽管茉茉从小就搬到了一个汉族居多的城市生活，家里人也比较在意她的学习成绩，因此对她在信仰方面的要求并不高。但是绝大多数亲戚都在老家巍山的回族聚居地，都是十分虔诚的伊斯兰信徒。   「我回老家很受歧视，因为我什么都不会，我不会做礼拜，也从来不戴头巾。」对于老家的亲戚长辈们来说，嫁给一个非穆斯林，更相当于背叛家族和信仰的大逆不道行为──会让他们所有人感到丢脸、没面子。   茉茉妈妈也是十分虔诚的穆斯林，但对于茉茉的个人问题，她并不看重所谓的「面子」，而更在乎茉茉的幸福。   「我妈年轻的时候也曾和一个汉族小伙子相爱，但家里逼着她和没见过几次面的我爸结婚，这段爱情被迫终止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段遗憾的过往，妈妈很希望茉茉能拥有真正的爱情。   「我觉得我们全家，只有我妈是真心为我的个人幸福着想的。」讲到家人们的态度，茉茉有些心寒，「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对于恋爱这件事，我爸常常打电话跟我强调：只要他是回族，其他的都不重要！我根本不敢让他知道，他非杀了我不可！」   最大的分歧   小鹿的父母很早就见过茉茉，两人对这个大方漂亮的姑娘很是喜爱。   但对于横亘在两个年轻人之间无形的信仰障碍，小鹿的父母其实并不了解。   一般来说，「非穆」要想和穆斯林步入婚姻殿堂，入教是唯一的途径。而皈依伊斯兰教，除了需要改变饮食习惯、学会做礼拜之外，对许多汉族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在于，入教之后不能披麻戴孝，不能在去世的至亲面前下跪磕头。   尽管小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入教的要求，但茉茉心里清楚，这其实是一时冲动下的行为──在汉族人看来，至亲去世时，披麻戴孝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孝道之一。小鹿也坦言，对其他亲人倒是无所谓，但当他面对自己的父母离世时，肯定做不到──这也是小鹿在去年国庆假期和茉茉妈妈的见面中，双方遇到的最大分歧。   「一想到这些事，我就觉得我俩可能要崩。」茉茉苦恼道：「目前小鹿还没跟他父母谈过入教的这些那些。虽然他的父母很开明，但换位思考，我要是他父母，我可能也不会愿意。」   更何况，目前茉茉亲戚们的态度仍是未知的，即使入教，也无法一帆风顺。 「肯定会闹得不可开交，我都不敢想像会闹成什么样。那些老顽固，就是觉得要『血统纯正』才行⋯⋯」   除此之外，假使两人克服万难结婚了，未来的生活也会有诸多矛盾。「比如有了孩子，我家这边肯定不会同意孩子去爷爷奶奶那儿。因为谁都不敢保证，孩子会在那边吃些什么。」（注：《古兰经》严格禁食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禁饮酒。）   茉茉的舅妈就是在入教后嫁给了茉茉的舅舅。两人结婚也有十几二十年了，但茉茉的外婆始终没有认同这个儿媳妇，两家人一直不亲近。遇到家庭聚会，很多时候都是舅舅一个人回来。   「我舅妈好歹是嫁到我家的。但小鹿是独子，情况只会更复杂。」   能开心一天算一天   目前，茉茉在昆明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小鹿则在老家贵州当公务员。每个周五，小鹿都会坐三、四个小时的火车来昆明，陪茉茉过周末，周天坐最后一班火车赶回贵州；遇到长假就会开车过来。   尽管信仰的差距在两人的爱情中显得如此刺眼，但茉茉和小鹿从未因此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一切都显得那样平和，平和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一直坚定地跟我说：只要能和我结婚，让他做什么都愿意。」   但对于婚姻，茉茉其实一直以来态度漠然。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父母。」茉茉的父母很久之前就离异了，「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爱情。」但跟小鹿在一起之后，茉茉却偶尔开始思考和他结婚的事，「突然觉得好像结婚也没有那么糟糕了，也许还会很幸福。」   关于两人的未来，茉茉苦笑道：「现在的我们，属于能开心一天算一天的状态。他答应我妈会来昆明工作，现在就等一年后他来考昆明的单位。如果考不上，我俩可能真的没法儿继续了。」   恋爱与婚姻，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   在民族大学的8 人学生宿舍里，像我一样拥有6 位「少数民族」舍友，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除去茉茉，我还有其他3 位回族室友，分别来自青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楠楠瞒着家里人，和一个蒙古族男孩谈了将近4 年的恋爱，打打闹闹却又甜甜蜜蜜。然而：「你要是给我找个非回民回来，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也许是对楠楠的这段恋情有所察觉，她的妈妈曾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威胁过她。毕业后，女孩回青海工作了，而男孩去了美国念书。两人的缘分，也许就只能走到这里。   梅梅刚和她的第三个相亲对象见完面。梅梅成长在宁夏吴忠一个传统的回族家庭，兄弟姐妹一共6 个。尽管觉得家乡15、6 岁「相亲包办」的婚姻方式很是不妥，但在周围环境的潜移默化下，梅梅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和非穆男孩谈恋爱，更不用说结婚了。「我这年龄在家乡早就属于『超龄剩女』了。但因为念过大学的关系，家里人会对我的情况有所包容──好歹允许我能对相亲对象挑挑拣拣。也许最后，我还是只能以相亲的方式，解决我的婚姻大事吧！」   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的鸟儿，刚和她的回族男友分手。也曾短暂交往过汉族男友的鸟儿明确表示，自己最终会和一个穆斯林男孩结婚。「这并非因为我对我的宗教信仰有多么认同或坚定。其实对于很多出来学习、工作的穆斯林来说，很多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但婚姻是件大事，单纯从生活习惯、观念认同等实际角度考虑，选择一位穆斯林伴侣能避免很多问题。」   据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大陆的穆斯林人口约为3,000 万，其分布以「大分散、小集中」为基本特征。今天，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走出了民族聚居地，融入各个地区接受教育、参加工作。   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正冲击着他们已有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爱情和婚姻的抉择，不过是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的一个侧面。   但是对于爱情，我是无条件选择相信的。衷心希望有一天，我能收到来自茉茉和小鹿的婚礼邀请。

    吉隆坡的晨雾裹着椰糖般的甜腻，宣礼声穿透502宿舍发霉的窗帘时，我正盯着手机里母亲发来的照片。画面里青瓷盘盛着金黄的油香，浮在特有的粗瓷碗沿的羊汤热气，在像素颗粒间蒸腾成故乡的形状。手机显示凌晨五点十七分。热带暴雨刚在铁皮屋檐奏完安可曲，空调外机滴落的水珠正敲打生锈的防盗网。我咽下第三口矿泉水，喉结滚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封斋时刻的饥饿像条狡猾的蛇，从胃袋游进记忆褶皱——去年此时，我该是就着破晓的鸽哨，把阿妈手作的烫面油香掰成月牙状。    "马同学？"混合着咖啡香气的英语从门缝渗入，房东陈太太的塑胶拖鞋在走廊啪嗒作响，"雨停了，要赶早课的话..."尾音融化在电梯井传来的金属摩擦声里。我抓过人类学概论课本，封面勒庞的《乌合之众》书名被圆珠笔划掉，改成了"孤独者的田野"。八点零七分的人文学院阶梯教室，冷气出风口悬着的马来纱笼轻轻摇晃。哈桑教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着同心圆："甘榜（kampung）的竹楼结构，就是马来文化的物质隐喻——看似开放的高脚屋，实则有看不见的屏障。"我的笔尖在笔记本洇开墨迹，忽然想起兰州拉面馆的玻璃橱窗，那些氤氲水汽后若隐若现的阿拉伯文招牌。    "远哲！"台湾室友阿杰用课本碰我手肘，他T恤上印着褪色的摇滚乐队logo，"等下带你去十五碑吃椰浆饭？"我摇摇头，喉间干渴随秒针跳动逐渐具象化。窗外凤凰木的阴影爬过讲台，将哈桑教授的影子拉长成宣礼塔的形状。    图书馆冷气开得近乎暴烈。我在人类学书架区逡巡，指尖拂过《东南亚峇峇娘惹文化考》烫金书脊时，突然听见织物摩擦的窸窣声。转头看见戴浅杏色头巾的女生正踮脚取《红溪河人类学报告》，她手腕上的银镯滑落至肘部，在顶灯下划出新月般的弧光。"需要帮忙吗？"话出口才想起该说马来语。她转头时头巾垂下的流苏扫过《斋月中的爪哇市场》扉页，杏仁状的眼睛让我想起西吉滩清真寺彩窗上的郁金香纹样。    "谢谢，我是阿米拉。"她接过书时露出虎牙，"你就是新来的中国穆斯林？"她的普通话带着马来语特有的黏连感，像淋了椰浆的麻糬。我们坐在落地窗边的木纹长桌，她翻开笔记本，露出里面工整的爪夷文批注，我瞥见自己潦草的中文笔记里夹着半张高考成绩单。    暮色将玻璃幕墙染成封斋时刻的深蓝时，阿米拉忽然说："你知道吗？十五碑印度神庙的钟声和中央市场清真寺的唤拜，会在雨季形成特殊的声波共振。"她指尖轻叩桌面，"就像人类学的意义，在看似冲突的褶皱里寻找共鸣。"    我在渐暗的天光中摸到书包里硬挺的信封，那是今早在宿舍信箱发现的云南家书。父亲用经堂语写就的"尔林"（知识）二字洇透了劣质信纸，油墨在湿热空气里晕染成吉兰丹州皮影戏的轮廓。    暴雨再度倾盆时，我们被困在商学院廊檐下。阿米拉从帆布包掏出用香蕉叶包裹的椰丝球，掰开时拉出银丝般的糖浆："开斋吧，安拉的慈悯在异乡人的分享中降临。"远处印度裔保安正在檐角点燃驱蚊香，檀木气息混着雨水的腥甜，让我突然明白哈桑教授说的"文化褶皱"——原来不同文明的肌理，总会在某个潮湿的切口处，绽放出相似的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