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了长久的岁月，哈利利市集还是能感受到以往的古老氛围，这点从以往的游人所画的画作就能看见，尤其是尤其是19 世纪建筑师Owen B.Carter 和英国水彩画家David Roberts 的作品，到过哈利利市集的人，应都能从画作中中找到与现今街景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地点不尽相同，但却拥有相仿的元素与特质。 历史的轨迹：哈利利市集与胡笙清真寺   哈利利市集（Khan al-khalili）是埃及最大的传统市集，据悉西元14 世纪时已然存在。   14 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时值元末明初，埃及则是身处马穆路克苏丹国（Mamluk, 1250-1517）的统治之下，即使埃及先前曾经历黑死病的侵袭，它在此时期仍旧成为商业与宗教的重心。当时，哈利利市集只是一处极大的「克汗」（Khan）──所谓的「克汗」，是指能够让商队停宿、借放货物的旅店（注一）。   由于哈利利市集位于开罗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区域，因而周边渐次发展，也建造了许多指标性宗教建筑。接续着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时期，使得哈利利市集成为了欧、亚、非国际贸易的据点，挟着先天地理位置的良好优势，贸易商品除了香料、地毯、牲口铜器之外，还可以在此地交易珍贵的宝石，甚至是贩卖奴隶。    历经了长久的岁月，哈利利市集还是能感受到以往的古老氛围，这点从以往的游人所画的画作就能看见，尤其是 19 世纪建筑师Owen B.Carter 和英国水彩画家David Roberts 的作品，到过哈利利市集的人，应都能从画作中找到与现今街景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地点不尽相同，但却拥有相仿的元素与特质。   在此地，古迹当然也是少不了的，哈利利市集上有座「巴德斯坦门」，据说已在此地屹立了700 年之久（注二），虽然颜色已不若当时鲜艳，但从细腻的图案雕饰，还是可以想见当时富裕而繁盛的样貌。 巴德斯坦门。图／shutterstock哈利利市集一旁是胡笙清真寺（Al-Hussein Mosque），始建于西元12 世纪，后来虽因故于1870 年新建，仍是埃及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比如「斋月」等重要的节日，都会在此举行。此外，因清真寺祭坛下埋着先知穆罕默德之孙胡笙（Hussein）的头，所以不开放异教徒入内，亦禁止观光客参观（注三）。 图／Peggie Lin繁华市街上，堆叠的艺术   清真寺里寺外都是人，就像台湾的大庙外一定会有老街一般，宗教吸引人潮，人潮带来商机。胡笙清真寺外头的胡笙广场（Midan al- Hussein）上，就有许多露天咖啡馆和餐厅，无一不是高朋满座。此地的人有两种表情身影，一派悠闲地坐卧、或神情紧张地忙碌穿梭，后者通常是店内的侍者。清真寺与哈利利市集就在此处看了几世纪以来往来频仍的住民、旅人与游客。   至今，哈利利市集变成了观光胜地，市集中有许多贩售给游客的商品，琳琅满目：瓷器、铜盘、珠宝首饰、丝巾和金属器皿等，一应俱全。我在此地的首饰店购买了银制的「荷鲁斯之眼」及「安卡」的项链坠饰，这大概也是除了此地之外，世界其他地方难以购买到的东西之一吧。还记得珠宝店铺十分狭小，我们只能挤在入口处隔着玻璃柜台和老板讨论。他不断地给我放大镜以辨识坠饰的真伪，强调所有的商品皆是埃及所产（或是义大利）。   行走在市集里，耳中充满了商铺此起彼落的议价声，相当热闹。除了声音之外，传统市集最大的特色就是堆叠，再加上商品本身的色彩缤纷绚丽，真有种置身在魔法世界商铺的错觉。   而再往哈利利市集里头的小廊道走去，可以看到许多贩售吃食的店家，有主餐类也有小点，其中最特别的是有小贩会以头顶着一木架的烤饼，想吃的人便自己拿一个，再把钱递给小贩。 图／Peggie Lin街道与猫   市集外侧有些通道通往僻静的住家，偶尔才有一两家零星的水烟店。踏在石板路上，廊道旁是一扇扇拱门，间或有曲折的甬道，偶尔有一片空地。另一侧通往住家，一扇又一扇的门后，不知通往何处。   几辆半新的机车随意地靠路侧摆好，不禁让人猜测那车的主人也许正悠闲地坐在友人的家，又或哪间老店里惬意地的喝着薄荷红茶或阿拉伯咖啡──当然，加了很多糖。   在市集里漫无目的的绕来绕去，渐渐觉得这其中最悠闲的大概要属猫了──它们会蹲坐在店里痴痴地望着正在用餐的顾客，或是躺在店门口阴凉的地方假寐，甚或从空地走出来，没有目的的在沙土上打个滚，再缓缓的经过你。埃及人喜欢猫，给予猫相当大的活动自由，这点在猫的脸上简直表露无遗。 图／Peggie Lin      总觉得哈利利市集和台湾的逢甲夜市有点像，曲折的小道、琳琅满目的商品、错杂着贩售饮食的店家与住家。然而，相较之下，哈利利市集别具一股历史感，还有那种在咖啡座坐上一下午的慵懒气息，混杂着热红茶香、咖啡香与阳光的温热。   当我们离开市集的时候，才正是埃及人聚会的时间。随着日落，车潮逐渐汹涌，我们的车路过那阵前往市集的车流，走走停停；马路两侧的新式商铺和街口，埃及人和观光客三两聚集。也许下次再来此处，可以体验哈利利市集在夜里的不同风貌。 图／Peggie Lin 注一：墨刻编辑部，《埃及》，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注二：参见JTB Publishing Inc. 着，雷素梅译，《埃及》，精英出版社。注三：参见陶天麟著，《埃及》，太雅生活馆。

    一个人走着，揽着莽荡不尽的暮色。戈壁袒露着谜一样的空旷，无边无际地去了。不知从哪里兴起一阵风，裹着粗糙的沙砾，扑进车窗打在脸上，如一个坚硬的巴掌。戈壁披着它本来的颜色和一抹尚未褪尽的残红，本无意修饰什么，视野里却尽染苍凉。   心里埋怨自己，在痴缠十年的长途放浪中，竟无一次新疆之行。谁能尽知前定？长途之后，却在一支笔管的勾划中，与新疆的缘份结的越来越紧了。   若回忆，缘分的开端，竟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   那该是不跑车的第三个年头。我在老家炕头侍奉父母的同时，也正专心校对着一部来自国外的翻译稿。某个下午，日头偏西，父母各占一个炕头，我坐在中央，一同消磨着安静的时光。窗外的院落里，梨树长得高了，把金色的阳光捧住一片，漏掉一片，全不是几年前细枝嫩叶的模样。炕头的父母各自打着盹儿，我细细打量，他们皱纹多了，头发白了，也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苍老会使人心生颤栗。可惜，我将自己最好的时光交给了漂泊，把父母最好的时光留给了守望。正自唏嘘不已的时候，电话响了。   新疆的号码，电话里自称黑正宏，是《回族文学》的编辑，他从一份叫《高原》的民刊上看到了我的一篇散文，希望可以让他编辑发表。我拿着手机立起身来，从炕上跳了下去，径直跑向院中。身后，母亲的声音回荡着：“咋了，这么急司忙搭的？”   我站在梨树的荫凉下，小心地触摸着电话另一端的那个世界。母亲侧过身来，透过玻璃窗好奇的望着。   这一次，我走的是新疆的路，且用一个偶然得来的“作家”身份。   天山如一条横卧的龙脊，在浩瀚戈壁的半道中途，拦住了去路。惊愕难以言表。我努力搜集着体内储存的一切关于新疆的知识，希望以一个熟人的身份去靠近它。肠枯脑竭后，能够被集中的，仅如戈壁胡杨般干瘪的一些影像碎片。之前准备的词汇像一粒沙融进了沙漠，全消失了。只有我蠕动其中，渺小如一粒流沙。   总被这样的景色震慑。那些一个人的长途岁月里，我与西藏纠缠的太久了。和眼前相似，看惯了荒凉无际的大山大野，连思维也变得忧郁和纯粹。此刻，阑入视线的景色是熟悉的，潜在心底的苍白也是熟悉的。   人心里的有些况味是难以尽述的。   从那天起，黑正宏的电话和窗后的母亲如一个烙印般，连同那个午后的阳光树荫一起，被深深地烙进了我的心底，历经变迁却从未模糊过。直至近两年，我才隐约意识到，那天仅仅十分钟的手机通话里，我确定了一种活着的方式。那是另一个江湖，从那个午后，我启程了，在母亲的注视下。   我的笔下不断的抒写着母亲、漂泊、车祸和款款靠近的死亡……青涩的时段最容易固执，固执在没有根据的自信中。黑正宏的编辑如剔肉的刀锋，让我又恨又怕。当一篇稿子被删节或改动后，我会大声质问，电话那头总是静静地，只有聆听。事后感觉自己过分，又打去电话道歉，他只说了三个字：“自己人。”   其实，这已不是一个文人的时代。时代的大幕已经不再充当文学的背景，文学太寂寞，而时代需要繁华和实用。这些，寂寞的文学给不了。但不管怎样，在浮躁丛生、众口喧哗的人堆里，起码还有一个逐字阅读我的人，感受我情绪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   昌吉的天是蓝的。   和西藏的天空一样，它总能让我的心忽然就静下来。一颗安静的心里，总会有一些美好的存在。那些年一人一车，放浪江湖。除此之外，我把写字当成了另一半生活。少年特有的抒情，大多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或许真的有太多不知出处的惆怅，我持续地写了好几年。日记本写完一本再买一本，厚厚一摞里，全是年轻的岁月和心事。那时全然不知道什么是写作，文学也只是一个高悬的概念，离我十分遥远。   是他给了我信心。   黑正宏，这个最初打来电话，日后联系最多的人，我在《回族文学》的主要责编，此刻就高高瘦瘦地站在眼前。可我们都静静地，并肩而立，没有过多地交流。偶尔相视一笑，却有暖意流过心头。那感觉是久远的、默契的。   隐身在一个个名字背后的人，也纷纷亮相了。僻静却豪华的饭店大厅里，连空气也似变得文艺起来。作者和编者，相对于隔空的文字传递，直面对立的交流似乎如文字下方密密的注脚，让一切瞬间明晰了。   这里，即将举办一场文学的盛会。   在这样一个只有物质，没有精神的时代，有一群人还能融洽地坐在一起，谈论着诸如文学、理想、情怀的话题，还有这样一份专属回族的杂志，理应庆幸的不光是我和那些叫回族作家的人们，或许还有这个民族不善言说的心事和被重重误解的灵魂。   意义的追问模糊而迫切。我不想总拿着过去的小情绪欺骗读者，麻醉自己。可突破如痛苦的分娩，时候不到，难以强迫。现在，我被强迫着，来到了我文学的起点。携着写作的意义，或者有意义的写作。   九月该是新疆最好的季节，温暖而有微风。就像当年的那个有梨花盛开，和母亲注视的下午。饭店花苑里满地深红蓝紫，可时入中秋，这色调还能绚烂多久？于是，青涩便又成了一种向往。   晚间，黑正宏来到房间，与我还有一个姓石的胖子，一起谈论着有关文学的话题。昌吉的夜色深无边际，北天山脚下，一天一地坦坦荡荡地延伸出去，潜入了无尽的混沌。   起的有些迟了。石胖子体型开阔，连睡觉也占尽方圆。一夜吐气开声，让我熬到黎明才勉强睡去。   餐厅里多数人都已吃完。可谁都没有离开，有点安静，有些肃穆，似乎在等待一个即将来临的庄严时刻。黑正宏端着相机，远远地朝我点个头，指指旁边的餐桌。   与石胖子还未坐定。餐厅忽然骚乱起来，椅子“吱嘎”作响，人们纷纷起身站立。餐厅门口，走进一个人来。他身材高大，相貌奇古，阔步挺身，气度嶙峋如一个古代的战士。   张承志先生。   那一瞬，我的心倏然凝重。   初读先生的作品，是在2006年。一篇《走进大西北之前》，使我至今难以描绘掩卷时的心情。如走进了一个万象共生的秘境，它寥廓无垠，却又敲心震骨。   我一篇一篇读着，艰难地跋涉在一条黄土淹脚却又刻满心事的长途上。或许我能触及的仅是一种的气质。它挺拔如直木，孤立在满目勾头弯腰的怪木丛外；坚定若磐石，安坐于一望泥沙的洪流岸上。读到酣处，吐气立身，心潮激荡，不能自已。“修辞有魔力”（先知穆罕默德*语）。我被“魔力”一般的某种气质牵引着。羸弱的基础和浅薄的悟性，被一次次透支。   棒喝一词，近两年才吟味出它的深意。可能是年岁渐长，也或许不似以往飞扬跳脱，我慢慢静了下来。以往读过的很多篇幅，拿过来一一重翻再读，每每都有如被当头重击的痛感。   渐渐地，我明白了一些究里——如果是一条路的话——可以行走是决绝些。文学在适应热闹前，首先该学会拒绝。默默地背上行囊，走向某个泥足者的村庄。那里或许只有沉默的大山和粗糙的北风，哪里也或许只有洋芋面条和酥油茶。但没关系，那里还有一群面目粗糙却和善的老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哪里还有面西而立、神情肃穆的敬畏和安宁。   他把这条路刻进了我的心里。   感受是浩大的，在受限的表达里，我彻底失语了。如一个人行走在无垠的沙漠，看不见尽头，辨不明南北。但我知道，我不会转过身去重走旧路。沙漠里无路，路在心里。我要朝着未知的前方，走向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一条新的道路。   或许，这就是我未来的举意。   举意一词是回族经堂语，意为做事的初衷。便如前些年我离家跑车，除却浪迹江湖，其举意还是想让家人过的更好一些。这些已是身后事了。   而在身前，长路漫漫。唯一的朝向，是在提襟迈步的间暇，捡拾几行浸有“举意的文字”，而后漫步于一个叫精神的江湖。   最后一顿早餐。   席间，黑正宏建议，去新疆大地上好好转转。   握手拥抱，“赛俩目”（回族经堂语：平安）挥别。滚动的车轮把门口相送的人抛离成几个黑点，最终还原成往日联系的状态，模糊而真切。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忽然发现，年岁越长，竟越容易伤感。   新疆的路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遥远，就像新疆的时间让人感觉漫长。可是，再遥远的路也有尽头，再漫长的白昼也会迟暮。   日头终究还是落了，视线里慢慢暗了下来。遥远的山脊，遥远的村庄，遥远的葡萄架和坎儿井……当然，还有——遥想中的古国、传说、丝路驼铃、中亚式的智慧、鼻梁高挺的男人和长袍曳地的女子，纷纷被暮色遮掩。或许这一切，全都隐身在天地相合的前方。那里，该是一个绿色的世界。穷尽荒凉后的绿洲，会给人怎样的触动呢？不光是肤浅的兴奋，一定还有别的。  

       今年6月开斋节的时候，我在摩洛哥梅克内斯(Meknes)的寄宿家庭带着我四处走亲戚。开斋节(Eid al-Fitr)是庆祝穆斯林们从日出到日落不吃不喝的斋月结束后第一天的节日。我觉得它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人们会拜访亲朋好友，长辈们会给晚辈红包，家里的餐桌和茶几上总少不了无穷无尽的糖果和饮料。每到一个亲戚的家里，我的寄宿妈妈就会把我这个“中国儿子”介绍给他们。    我出生于一个回族家庭，与伊斯兰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却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庆祝开斋节。    在几块糖果和几杯茶水下肚之后，亲戚们就会开始对我这个外来者好奇地展开提问。我努力用刚刚学到的支离破碎的阿拉伯语作答。    “我是回族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我的祖先们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后来他们迁移到了中国的东海岸，慢慢的，对宗教的信仰就减少了，但一些文化仍然保存至今。”每次在谈到我身世背景的时候，我都会这么说。    “那你是穆斯林么？”亲戚们在听到我的介绍之后，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不等我把话说完，就焦急地打断我。    “我不是了。”我回答道。亲戚们脸上划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失望之情。“但我的家庭现在还坚持吃清真食物。”我补充道。    “哦哦，”亲戚们微微点点头，停顿了一秒说，“这很好，很好。”    我1997年出生在山东济宁的一个回民区，那个地方有好多清真寺和美味的清真食品。我隐约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回民，街上随处可见刚刚宰杀的小羊羔和饭馆绿色的清真标志。但是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强烈，很多回民说不清楚伊斯兰教到底是个什么宗教，只知道要追随祖辈们留下来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吃猪肉，结婚对象最好也是回族人，等等。    而这种生活上的习惯在不少家庭也在慢慢淡化。我外婆有四个亲弟弟，他们回族的一些传统被保留得比较完整，甚至他们的子女都和回族人成了亲。但外婆家则相对开放，妈妈和大姨都嫁给了汉族人。出生的时候妈妈家强烈要求我加入回族，因为外婆和她还是希望家里人能延续回族的血统，同时也因为少数民族高考可以加分。每个星期走亲戚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点家乡回族人的掌故和传说，什么明朝几名开国大将都是回族人，后来他们到了济宁，这里的回族人也就慢慢重要起来。除此之外，从小家里人也没对我进行任何特殊的民族教育。打我记事开始，我就不知道作为回族人是个什么意义，只知道自己身份证上民族那栏后面写的是“回”，并且不能吃猪肉。后来连这也很快就消失了。    六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搬到了市中心去上小学；九岁的时候又搬到上海。在上海，午饭要在小学里吃，有时候肉食只有猪肉，爸爸妈妈怕我吃不饱，后来也就不管我吃不吃猪肉了。一开始有些吃不习惯，大概是生理上的反应，对猪肉有些排斥。但是后来为了不饿肚子，也就慢慢习惯了。到上海上学以后，融入上海的生活和完成学校里的学业成了我们全家生活的主旋律。父母也就很少跟我提起有关回族人的生活习惯，对我在外面吃什么依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至今为止，家里的饭桌上还是不可以出现猪肉的。    我的同学大多是汉人，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同学们第一次发现我是回族人还是在临近中考的时候，因为15岁的我突然发现作为少数民族，可以在中考中可以加五分。一些同学一开始觉得很惊讶，我的前座盯着我打量了好久，从头到脚，最后得出结论：“你一点也不像回族人嘛。”的确，我的长相和汉人一样，并不像来自宁夏和新疆那边的很多回民。而且，我也被迫吃起了猪肉。    就这样，同学们时常会跟我开玩笑，说我不是“正宗”的回族人。在这些玩笑中，我慢慢对自己回族人的身份重新燃起了兴趣。有时候，我会去尝试跟着百度翻译写几个歪歪扭扭的阿拉伯语单词，在一门类似国际关系的高中课堂上，也特别选择了中东地区作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可是我并没有对阿拉伯语或者中东研究产生狂热的兴趣，只是觉得自己的这种身份和别人不一样，很特别，很有趣。    每周末去参加寄宿家庭的大家庭聚会，男士女士分坐两桌，图中李彦哲在和亲戚们交流。摄于2017年6月。    每周末去参加寄宿家庭的大家庭聚会，男士女士分坐两桌，图中李彦哲在和亲戚们交流。摄于2017年6月。 BOUCHRA CHARKANI    信不信教？    然而，两年前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我有意地突出了我回族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美国大学都喜欢“多样性”(diversity)这个词，而作为一名回族人可以增加我的“多样性”。在大学申请网站上，我把“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或“阿拉伯语言与文化研究”(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al Studies)填进了我的目标专业里。尽管当时我觉得自己对这些专业并不那么感冒，但这可以使我写一篇有关“回族人寻根”的申请文书，既能体现了我的多元，又能体现我对自己根源的探索。但我必须承认，在有些地方我在事实的基础上，又有些添油加醋:    我在一个回民区域出生长大，遵从着一些穆斯林的习俗，附近清真寺里每天传出真主至大(Allah Akbar)的祈祷声。我从小接受了有关回民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教育。但是当我搬到市中心上学之后，那些传统和习俗就渐渐地消失了，我也被汉族的文化同化。当人们发现我是回族人的时候，他们会惊奇地说：“啊，你竟然是回族人！”我也会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因为我的那一块身世已经消失不见了，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白。我想填补心中这片空白，开启一场寻根溯源的旅程，去寻找我和祖先们的联系，去更好地了解我自己，一个已经融入了汉文化的回族人。而耶鲁可以实现我这个梦想。    一开始我也并不相信自己所写的内容，认为只是在功利地申请。但是在修改并阅读了无数次申请文书之后，我逐渐开始被自己当初的“谎言”所打动。一来是一个故事说多了自己也就渐渐相信了；二来也被美国开放、文艺的校园文化所影响。刚到学校的时候，一天晚上，坐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大草坪的足球门旁，我有些恍惚，觉得自己冥冥之中应该去学阿拉伯语。    在进入大学之前，我曾经纠结过好久是学习西班牙语还是阿拉伯语。父亲强烈建议我学习西班牙语，因为他认为这门语言将来会更实用。爸爸妈妈并没有阻止我学习阿拉伯语，只是认为它不会对我未来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阿拉伯语，尽管我并不知道这门语言会在将来给我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很多亲戚朋友也曾问过我为什么要学，我含含糊糊说和自己身世有关，但又解释不清楚，不是我敷衍，而是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对阿拉伯语和文化产生了一种不可描述的兴趣。    大一开始学习阿拉伯语，每天至少会花两个小时学习听说读写。有时候我也会和家人朋友们分享我学到的新单词，并用阿拉伯语来书写他们的名字。家里人，特别是妈妈那边的亲戚，看到我对阿拉伯语的热情之后，很开心，鼓励我继续学习。有些高中同学看到之后表示有些惊讶，他们没想到我对阿拉伯语会有这样的热情。“我以为你在高中时写阿拉伯语只是玩玩，”一位同学跟我说，她随后又开玩笑：“你可别被恐怖分子招去了。”    其实，我们家对近几年在中国盛行起来的恐穆情绪也很敏感。去年刚去美国之前正好是伊斯兰国(ISIS)盛行和恐怖袭击频发的时候，美国恐穆气氛高涨，爸爸妈妈曾反复叮嘱我到了美国不要和人提起自己回族人的身世，更不要说自己民族和伊斯兰教之前的联系，否则会引来别人的歧视。我跟他们说美国大学校园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但是他们说还是谨慎为好。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申请了rihla رحلة（阿拉伯语里的旅途）项目，这是一个独立的语言项目，并和美国国务院有合作关系。6～7月，我来到摩洛哥和阿曼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呆了两个月。我想在遥远的中东和北非，人类文明和伊斯兰文化的发源地，寻找多年以前所丢失的自己与民族的渊源。    在摩洛哥和阿曼，我第一次体验了艰苦的斋月和喜庆的开斋节，第一次见到了满街白袍戴着帽子的男人和黑袍围着头巾的女人，第一次听到了一天五次的唤礼歌(call to prayer)，第一次看到伊斯兰信徒们完整的祈祷，也是第一次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些许的了解。    刚到摩洛哥的时候，我的寄宿家庭及其亲戚们都会问我信仰什么宗教。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因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如今对很多的回民来说，信仰伊斯兰教并不是必须的，只是保留生活习俗和传统就好。我尝试去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背景是一回事，但是要真正信仰宗教却是另一回事。然而，这种思想却不能被大多数阿拉伯人所理解。所以为了避免一场漫长的宗教讨论，在跟他们解释了我的回族背景之后，我告诉他们我信仰儒家思想。    “这是什么？”他们会问。我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圣人，这是他的思想。”    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回答以后都会满意地点点头，大概是觉得这可能是一种遥远神秘的宗教。但是他们还是会抓住我的回族身份问个不停。尤其是我寄宿妈妈的爸爸，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寄宿妈妈告诉我他前些日子在祈祷的时候扭伤了脚。我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并轻轻的在手背上亲了一下。他在听到我的背景和寻根的故事后显得特别开心，他尝试从床上坐起来，并叫我过去坐到他旁边。    “你对伊斯兰了解多少？”他用微弱的语气问道。    “不多，”我回答道，“但是我现在正在慢慢学习。”老人家嘴角略略上扬，礼貌性地说道：“嗯，这很好，你阿拉伯语讲得不错。”    我告诉我的寄宿家庭中国的穆斯林其实很多。在新疆，在宁夏，有很多回族人和维吾尔族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我说新疆的穆斯林和东海岸的穆斯林受到的待遇往往不一样。回族和维吾尔族受到的待遇也不一样。他们会感到惊奇，说并不知道中国有很多穆斯林。我住家妈妈的妹妹是当地大学教金融的教授，她说在麦加朝拜的时候碰到过来自中国的穆斯林，并对他们赞不绝口。    “他们真的非常体贴，而且平易近人，还很聪明。”女教授神采飞扬地跟我说。    我去摩洛哥之前取了一个阿拉伯语名字，叫ياسر（Yasr)，因为这个和我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读音都很像。在摩洛哥的第二个星期，我因为吃坏了肚子住进了医院。在和护士交流的时候，我尝试使用自己刚学不久的蹩脚的阿拉伯语，护士听了以后愣了一下，“你为什么学习阿拉伯语？”护士问，还没等我将答复在脑子里翻译完，护士继续说道：“你应该学法语，它更高级。”我有些惊讶她会这么回答我，本以为学习阿拉伯语会使当地人开心，没想到会有人认为西方的一切仍是“更高级”。    我的语言伙伴，一位就读经济学的当地小伙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虽然在斋月日出到日落时不吃不喝，每天会去清真寺祈祷，但并没有很严格地遵循伊斯兰的教义。他喜欢喝酒，追姑娘，他经常使用社交约会应用Tinder。他与我们项目中的两位美国女生在Tinder上牵了线，并在与其中一位女生交往过，后来他被学校解除了语言伙伴的职位。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跟这位语言伙伴学习朗读了古兰经的第一个篇章，回家以后在晚饭餐桌上和寄宿家庭显摆。他们听到我朗读之后显得非常高兴，问我为什么学习如何朗读古兰经。我说我挺感兴趣的，并请他们纠正我的发音。“你真的想学这个么？”寄宿妈妈问我，她显得有点惊讶，却又欣喜。    “嗯，我想学，还想学习伊斯兰教的历史。”我说。    “那好啊，我来教你，你可以和艾门（她10岁的儿子）一起学。”寄宿妈妈说。话音刚落，艾门就去书房把自己的宗教教材拿了过来。那天晚上，我的寄宿父母和兄弟在餐桌上给我简单讲述了伊斯兰教起源的历史。主讲是妈妈，爸爸负责点评，而艾门则时不时地会举出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在阿曼的时候，我和一群美国同学住在学生公寓里。由于天气炎热（每天最高温度46摄氏度左右），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呆在室内，和当地人的交流也没有像在摩洛哥那样频繁。不过在离开之前，教授带着我买了一身当地的传统服装：一件阿曼风格的长白袍和一顶方方的小帽。走之前的那天，我穿着这一身行头去上课，并和老师同学们留影合照，大家都说我看起来像个阿曼人。    在从阿曼回上海的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一个来自迪拜的阿联酋人，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去上海迪士尼游玩。我试着和他说起了阿拉伯语。他一开始有点惊讶，然后就和我愉快地交谈了起来。就像我和其他阿拉伯人的初次对话那样，我跟他介绍起了我的回族身世。    “我不是穆斯林了，但是我的家庭还在坚持吃清真。”我最后说到。    “哦哦，”他微微点点头，停顿了一秒说，“这很好，很好。    在摩洛哥和阿曼介绍自己身世背景的时候，当地人的很多问题让我一下子无法回答，努力回想自己儿时经历，却发现在长大的过程中忽视了太多对有关自己民族文化的了解。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而打开这段尘封记忆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到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山东济宁。    于是从阿曼回国之后，8月初，我立马回了一趟老家济宁柳行区，还拜访了当地的几家清真寺。    根据济宁民族宗教事务局2013年的统计数据，济宁市中区和其管辖之下的所有乡镇县，回族总人口有5.75万，占了济宁总人口的百分之七。他们之中做买卖的比较多，而且大多数集中在柳行区。    其实，济宁的回族人在上世纪初的时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在拜访顺河东大寺的时候，寺内一位工作人员递给我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兴华在2004年写的《济宁伊斯兰教研究》，据书中记载：“最早来到济宁的一批穆斯林有一些是跟随蒙古军西征东进而来的西亚、中亚穆斯林军士、工匠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随中西大通和京杭大运河开通而来的穆斯林商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济宁的回族人每天都会祈祷，每周五也会去清真寺听阿訇讲教法教义。文革之前，济宁的东大寺和西大寺东西相望。但是在文革的时候，西大寺被整体拆除，东大寺的一些建筑也被破坏了。    “但是文革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变革。”济宁柳行东寺的夏阿訇告诉我，“当时只要你信仰宗教，人们就给你戴上高帽子，让你游街，甚至让你去喂猪。通过这十年的洗礼，人民的思想就出现偏差了。”    文革结束后，“宗教恢复了，但是想要再恢复人们的信仰就很难了，”夏阿訇说。“现在人们觉得，我信仰和不信仰，没什么差别，我不吃猪肉，就很合格了。信仰做不到位，就脱去了一种责任。到清真寺做宗教功修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在这方面已经很不了解了。”    在八九十年代，政府对宗教的管理逐渐宽松，一些宗教文化也复兴起来，但近些年，中国对于伊斯兰宗教教育的限制也在逐渐增加。在老家，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在和柳行东寺和顺河东大寺的两位阿訇交流的过程中，他们都会问起有关美国宗教教育的情况。我说在许多大学里都会有宗教的支持中心，也会开设有关宗教的课程。他们听到以后都会微微地摇摇头，“美国还是自由一点啊，中国的宗教教育限制还是比较多的。”顺河东大寺王阿訇说。    “在农村还是会有宗教的教育的，”柳行东寺的夏阿訇说，“但是课堂的名字会做一些文章。比如有些会叫阿语学校。有一个在郊区的学校叫“试点班课堂”，说是留守儿童补习，实际上呢就是教一点关于宗教的内容。”他告诉我。    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在济宁有一些宗教信仰上的回潮。“现在有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去找阿訇签个字。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也会来找阿訇取一个经名。”夏阿訇说。    呆在济宁的时候，我和外婆又谈起有关恐穆情绪，外婆显得十分激动。她并没有让我隐藏自己的身份，而是让我去告诉同学们，穆斯林，还有我们回族人，并不是暴力和战争的象征，而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民族。    再次回到老家的时候，听到这些东西，也让我有些吃惊，没想到现在老乡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背景又重新产生了热情。对于我个人来说，只是对自己的文化感兴趣，但并没有真正想要皈依伊斯兰教的想法，至少不是在近几年。    刚从阿曼回到上海的那天晚上，我和几位高中同学去一家新疆餐厅吃饭。我们约好各自穿着传统服装，一个穿汉服，一个穿西服，我则会穿上从阿曼购买的白袍。但最后只有我和穿西服的同学遵守了约定。于是当天晚上吃完饭后，我换上一身白袍，戴上方方的小帽，和同学们走在上海的街头。一来是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想展示自己文化的冲动，二来也好奇街边的人会投来怎样的目光。    但走了一段之后，同行的一位同学突然停下来，半开玩笑的说：“我看你还是把衣服换回来吧，省得人家以为你是恐怖分子，给你抓起来了。”    他貌似严肃地盯着我看了一秒，然后我们都被逗乐了。我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也没有为此生气，但是他的话却提醒了我，单单披上一身白袍、头戴一顶方帽不会使我变成一个更“正宗”的回族人。而我寻根溯源的路也不可停止于这个暑假，这段旅程才刚刚开始。   （李彦哲来自上海，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大二的学生）      

   我是来学习的。    “我是来学习的”这句话，在很多会议上是最最常用的客套话。可我不爱说客套话；我说“我是来学习”的，是真话，是实话实说。    杨怀中和马平先生作为会议主办方的负责人，热情邀请我参加这次的“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欣然接受了；但他们二位又多次来电请我在会议上做学术演讲，我却诚恳地婉拒了。我说：我对“回族学”素无研究。你们邀请我参加会议，是给我提供学习机会，但我并无演讲资格。我怎么能对一个自己并无所知的学术领域发言，甚至作高深的演讲呢？虽然确实有人能在任何会议上、能就任何问题都发表高论，但我没这个本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我再三婉拒后，会议主办方终于勉强同意我有这个例外——参加会议但不提交论文，也不发言；我的身份不是参加研讨的学者，而是前来学习的学生。所以在会议印制的《日程表》上，没我发言这一项，在《论文汇编》上，也没我论文。我真是老老实实地来听会的，来学习的。    没想到会议行将结束，主办方还是要我在闭幕式上有个讲话。他们说，即便你是来学习的，也应该对大家谈谈你的学习情况，汇报一下学习体会。这一问，把我问住了，如再拒绝发言，就迹同矫情了。    大会规定每个代表的发言时间为15分钟，可会议主席给我30分钟，谢谢。其实我没多少话要说，我尽量节约时间。    我先汇报我的学习态度。我学习态度还不错。我参加会议，从不迟到早退；我认真听讲，从不交头接耳。晚上我还抽空阅读这次会议的《论文汇编》。第一天晚上看了伍贻业先生的《伊斯兰和西方文明以及儒家思想》，第二天晚上看了杨怀中先生的《致杜维明先生的信》，第三天晚上看了金忠杰先生翻译的《伊斯兰视野下的文明对话》。其实我在来宁夏的前两天就已经在“恶补”，在网上看了一些有关回族史料和伊斯兰文明的文章，没看完的下载打印出来，在飞机上阅读了。    如果打分，我的学习态度可以打80分，为什么不打90分或者更高的分呢？因为我还有差距，我违反了《会议须知》的第4条：“进入会场，敬请关闭手机。”我有一个下午没关手机，响了好几次，这很不好。日本代表、伊朗代表、吉尔斯坦代表、哈萨克斯坦等国代表，他们没有一个人响过手机，更没有开小会的。可我们中国的一些代表，别人演讲时竟然肆无忌惮的交头接耳，不是大声说话，但也不是小声说话，至少是中声说话。我真大吃一惊！我们是东道国代表，都是学者教授，怎能如此不守规矩？所以我为自己的没关手机扣10分，也为我的同胞放肆地交头接耳代扣10分，都算在我帐上，做为中国人，我感到羞愧。    我参加回族学国际学术会议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在八年前，我也应邀参加了，那时的会议名称叫“伊斯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两次我都大老远地从东海滨跑到大西北来参加会议呢？因为我是回族，我要学习我们的回族历史。    我生在南京一个典型的回族家庭中。“六十子”是我的回族经名。我们那条街叫洪武路，据说是明代京城中最主要街道之一。周围有卢妃巷、金銮巷、火瓦巷、羊皮巷、程阁老巷、龙王庙、武学园……每条巷子都有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汉民，但也有很多回民杂居其间，彼此相存相容，没什么民族纠纷。记得小时候，邻居的一只猪闯进了我家院子。这位邻居诚惶诚恐，连忙在我家后门口挂红布，放炮仗，表示赔礼道歉。因为不是故意，我祖母和父亲非但没有过分要求，反而安慰邻居不要介意。我们那一带回汉之间一向比较和睦。    在我家不远处，有一清真寺，不大，很简朴，都叫它“西方庵”。我常在“主麻”日，跟随父亲去寺里“换水”，做礼拜，听阿訇念经，然后“接搭”，跪拜，中规中矩，一切如仪。如果逢到开斋节这类重大节日，则可在寺里吃到我最爱吃的回族食品“油香”。    我们家所从事的职业是回族最惯常的职业：我祖母在家门口卖牛杂碎，我父亲开回民饭店，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我至今还记得我小时候学会的一些中国化了的或者南京话了的阿拉伯词语，如“知感主”（感谢主）、“伙世鲁”（莫生气）、“定堪你”（谢谢你）等等。家庭和清真寺让我从小就接受了浓浓的穆斯林的宗教文化熏陶。    17岁时，我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在这几千人的大学里，才六七个回族，我和他们只有在回民食堂吃饭时能见上一面。毕业后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回族更少。以后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全院只有两个回族。现在我住在上海近郊的一个社区，这里住的美国人、韩国人、南非人也比回族多，因为回族只有我一个。几十年来，我从南京到上海，从学校到单位，直到如今的社区，渐行渐远，有去无“回”；儿时那“回”味无穷的穆斯林氛围，在我周围越来越越稀释，淡薄得只剩我一个小气泡了。但是，尽管族群环境与我儿时大不一样，尽管我淹没在汉族兄弟的汪洋大海中，以至我的民族习惯甚至都有所变化，但我始终没忘记我是回族！    佛洛依德说过，童年的印记会影响一生，成年的行为是童年记忆的深刻反映。我童年所接受的回族的宗教文化的熏陶，对我的一生，特别是对我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呢？会使我的作品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气韵，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化品质呢？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但一些评论我的文章，一些研究我的学者，很少从我是回族、我是回族作家这个角度来分析评论我和我的作品。我自己也对这个问题不甚了然，也想问个究竟。这也是我两次来参加回族学会议的学习目的之一，我很想对回族的价值观念、民族性格、精神风貌、文化气质多些了解，好比对自己，剖析自己，更清楚的认识自己。    现在我就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说点看法，向诸位专家学者汇报。    我先说点我家的小故事，我父亲在青少年时非常穷苦，他干过很多苦活累活，挑过担子、抬过码头、当过货郎、拉过洋车、收过旧货、卖过蔬菜。记得有年冬天，我棉鞋破了，我说脚冷。父亲说，你有棉鞋穿还冷？他说他小时候，寒冬腊月，有双草鞋穿就不错了。他冬天卖萝卜，怕草鞋在河里泡烂，就赤脚在冰河里洗萝卜，手脚冻僵，浑身没一点热气。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韧劲，艰苦创业，终有小成，在南京闹市区陆续开办了三家商铺，当了老板，还和我姨父合作，开办了南京板鸭公司，生活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发家之后，乐于助人，常常帮左邻右舍操办红白喜事，有求必应，与婚家、丧家同哀乐。他不忘穷人，热衷公益事业，曾捐助过回民义学，担任校董。每年盛夏，南京酷热难当，他总在自家店口施茶，满满一大缸茶水，里面除了茶叶还有草药，清凉消暑。饮用者多为拉车的、挑担的劳苦大众。我还听父亲说，每年除夕之夜，他会送“乜贴”给穷困回民，用红纸将钱包好，塞进他们的门缝。我问父亲：那些人知道这钱是你送的吗？父亲说：为什么要他们知道？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就不必张扬。    我父亲为人厚道。我祖父在一家鸭子店帮工，一天突然死在店里。店主很是惶恐，担心我父亲会上门大吵大闹，要求偿命，或者借此敲诈一笔钱财。可我父亲并未要求任何赔偿。我父亲对我说：“我没找过东家一点麻烦，人已经死了，再怎么补偿也补偿不了我一个亲爹。”东家也很感激，说他忠厚。    我母亲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丈夫和孩子便是她生命的一切。她很善良，性格温厚，从不疾言厉色，我从来没看她跟谁吵过架。她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待人‘强勉’。”“强勉”和“勉强”有别，“强勉”的意思是不要欺负人，即便自己对了，也不能得理不让人，对有错的人要宽容。她还说，一个人不要贪，不义之财不能取，就是路上有根金条，谁也看不见，你也不能蹲下去捡回家。我小时候听她讲过一个故事，她说，在“长毛”（太平军）的时候老百姓跑反，一个女人将自己的婴孩托付给邻居的一个女人，这个被托付的女人也有一个喂奶的孩子。逃难中，奶水不足，她总是先让邻居的婴孩吸，等喂饱了，不哭了，再喂自己的孩子。后来几天，奶水越来越少，她只给婴孩吃，说他小，可怜，自己的孩子没吃的，就饿死了。这是什么精神？我听了非常感动，终身难忘。    以上是一个回族后裔的儿时记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历史，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在这些琐细的事件和片段的言说中，却浸润着人生基本的、朴素的观念、意义、价值和规范。我原来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渊源何在。只以为父母的这些精神品质来自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又来自曾祖父母，一代一代的传承，来自家庭的传统。刚刚听米寿江先生发言，他总结回族的价值观念，说到几点：坚忍、正义、济贫、爱心等等，对我很有启发，我想我父母身上的精神品质与其说来自家庭的传统，不如说来自回族的血统。因为这是回族共有的，很多回民都和我父母一样，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    我是回族，在我的血液中，也不可避免地溶入这样的精神血统和文化基因。    我想说说我自己。我要声明的是，我说我自己绝不是彰显自己，标榜自己，我只是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回族的文化基因对一个回族后裔、回族作家的深刻影响，我的短长、我的一切都来自这深刻影响。    我可能说的很乱。    我感觉自己常常悲天悯人，对人类苦难怀有痛彻肺腑的悲悯，正因为如此，我对不合理的、不正义的事总是难以抑制地要表达自己的愤怒，不但作品中这样，生活中也这样。我好管闲事，吃饱了撑的，怎么也容不得不公正的事情。我也常常爱流泪，对悲悯的事情我会流泪，太温暖的事情我也会流泪。    举个例子吧，大前年，南京燕子矶的一个安徽民工的小女孩，只有5岁，上吊自杀。我一看报道就不相信，骗人，5岁小女孩自杀，而且上吊自杀，怎么可能？我的弟弟是新华社下面的南京《现代快报》副主编，我立即打电话给他，问他是不是假新闻。他说记者去调查了，是真的。我大吃一惊，我问为什么？我弟弟说，这个小女孩因为家里没钱给她上民工子弟小学，她就学电视剧里的样子上吊了。我一听，眼泪直流，我说快给我送1000块钱去，这个小女孩还有两个姐姐，不能引起连锁反应。第二天我两个妹妹就替我送钱去了，她们见到了这个小女孩的家，见到了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相对无言，还能说什么呢？解放前，高玉宝说“我要读书”，也没钱，但他没自杀呀。怎么解放50多年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还是没钱读书呢？还竟然上吊……。这种事我难以容忍，只能尽自己微薄之力，给点事后的帮助，可悲！    陕西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小学的教师，叫李小峰，我看了他的报道就想哭！在那么穷的秦岭山区，在他那个简陋的小学，就他一个代课老师，一人一校，校长、老师、总务都是他。也不分班，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都是他教。13年里，他一共教出134名学生，其中还有4个考上了大学，真了不起呀！可他自己一贫如洗，工资只有103元，少的可怜，富人家养条狗，也不止这点钱呀。可就是这可怜的103元工资从2004年起就不发了，乡里说没钱，让村里发，村里穷得就剩下老头老太，有点力气的都到外面打工了，哪来的钱？他很痛苦，内心极其矛盾。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他自己都养不活，怎能教书？逼不得已，他离开山村，到西安打工了。啊，在西安一个月能赚1000元，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呀。他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有过1000块钱！他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因为工伤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们需要他，他下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维持这个山村小学，尽管那时连个正式身份还没有，只是个代课老师。他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总共减少20斤，但他支撑着，靠老乡送来的粮食和菜蔬过活，培养过4个大学生的代课老师啊，就这样的生活！我给他寄钱去，一个月寄一千，才寄了两三个月，他就来信，说他的事情传开之后，政府重视了，很多好心人都支援他，困难解决了，让我不要再寄钱了。但我还是挂念他，他的学校现有24个学生，过年的时候，我寄了两箱糖果和巧克力去，还有一些文具，每人一份，24份。我在信中对李老师说，孩子们读书也很辛苦，也许这些孩子长这么大都没吃过上海的糖果和巧克力，我寄一点来，让孩子们过一个有点甜味的春节。    这些事情在此以前我从没对人说过，连我老婆也不知道，因为不值一提，和李老师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相比更算不了什么。我说这些，是表明我的这些作为是来自父母的影响，是回族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我要感谢民族文化精神对我的教育。    我的作品也是这样。凡是读过我的剧作和随笔以及最近几年写的《“表态”文化》、《“宣传”文化》、《“检讨”文化》、《“腐败”文化》的人，都可以看出回族文化基因对我的影响，我自己就不分析了，留给对我作品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去研究。    回族当然是优秀的民族，但有没有局限呢？应该不应该进行反思呢？国际上已经有不少清醒的、理智的穆斯林在做深刻反思了。昨天晚上读马宗保先生的文章，他提到了反思，反思伊斯兰宗教文化中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我的浅薄的回族史的知识告诉我，我们的民族是以中西亚等外来民族的移民为主，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维系而融合了汉族和其它民族的伊斯兰信徒所形成的民族。回族是在元代才开始逐渐形成的年轻的民族。一个外来的民族、一个新的民族，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容忍、不坚毅。因为寄人篱下，所以他的忍耐性极强，但蓄之愈久，发之愈猛，爆发力也愈强。回回不惹事，能忍，但也不怕事。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搞大，搞成，而且期者必胜，所以就往往反应过激，难以收拾，两败俱伤。这不能不说和我们回族的民族性有关了。    我们的民族是不是这样，我不敢妄下断语。但我敢说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反应过激的人。我 这个人不惹事，走在路上，别人踩我一脚，我反而会对他说声对不起。我对人很客气，尤其对一般人，对门房、对送信的、对卖菜的、对我们家保姆，都客客气气。我很少、很少和人吵架，这几十年我记得只和人吵过两次。一次是带小孩去吃点心，我不小心将汤水洒在一位食客的衣服上，我连忙道歉，可他不依不饶，破口大骂，骂的很难听，我一时气急就掐住他的脖子把他顶到墙根。幸亏服务员劝阻了，否则肯定大打出手，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还有一次是和邻居。我门两家只是一板之隔，房门紧挨着。那时夏天没空调，门都开着。可我写作的时候，他总是把四喇叭的收录机放在房门口大放特放，音量很大，故意干扰我的写作。我一忍再忍，有一次就吵了起来，我又反应过激了，抄起凳子就要去砸他脑袋，也幸亏没往下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人吵过架。这两次吵架都是在“文革”中，和当时的心情恶劣也有一定关系。现在想想真无聊，很后悔，如果今生还能见到那位食客和邻居，我要诚恳的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 这以后虽然再也没有为小事吵架，但为重大的事、为原则性的事反应过激还是有的。一次是在一场政治风暴中，我为死去的无辜者公开带了三天黑纱。还有一次，是为我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在遭受威胁时，我表示以死抗争。反应确实激烈，有“烈士”心态。    我在八年前的“伊斯兰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也勉强地做了一次发言，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说我们的民族多么伟大，我们的文化多么优秀，也应该检讨一下我们民族、我们文化的局限，否则为什么凡是世界上发生重大动乱的地方，几乎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国家有关系呢？会后，一个与会的回医王老先生对我说：“这和回族和其它穆斯林地区的人爱吃牛羊肉有关。牛羊肉，补肾的；肾气足，火气旺，容易动怒。”王老先生显然不是开玩笑，他是很认真对我说的。我不知道他从饮食习惯这个角度来解释穆斯林易起争端是否有道理，但我想这也许不是完全的原因，或者不是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应该从伊斯兰文化本身去寻找。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我们民族的某些落后的方面、某些过激的方面说“不”！    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民族，也难以为友。    我热爱回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和平文明的民族，不是动辄动武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理性智慧的民族，不是感情失控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博爱善良的民族，不是让人害怕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更应该是勇敢正义的民族，不是失去尊严的民族。    我希望我们回族发展教育，提高素质，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发展多做积极有益的事！ 我希望我们回族能为世界和平，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回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穆斯林！    时间关系，我就讲一点。我父亲多次对我说：“不要忘掉回族的根本。”我没忘掉，我以自己是回族为骄傲。虽然我并非纯粹的穆斯林，但我是肯定是个文化穆斯林。回族企业家孙玉安先生让我为他题词，我的字写得很差，为了给他题词，我练了一年的字；真主在上，我真的练了一年，现在还在练。    我给他题的词是：“我终将归于安拉！” 2006、10、30修改 上海善作剧楼  

       前几日，我和几位文友正在一家羊肉汤馆吃羊肉泡馍，突然手机响了，原来是一位回族的文友，邀我们去他家喝罐罐茶。 　　我们打车赶到了文友的家里。热情的文友把我们引到了二楼的一间茶室。我环顾茶室，约有10平方米，正面墙壁上挂着写有“茶”字和回文的锦幅，中间摆着一张类似吃火锅的大桌子，中央的凹处是一个盛放木炭的火器，隔着火器的铁篦子上，放着一把紫铜大茶壶，茶壶四周煨着六只油光锃亮的黑陶茶罐。每个座位的面前，放着一套喝茶的杯子。大茶壶里的水正在吱吱作响，借此间隙，文友先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回族喝罐罐茶的习俗。 　　文友说，回族自古就有喝罐罐茶的习俗，特别是寒冷的冬季。一家人围着一只火塘，火塘上架一把黄铜茶壶，熊熊的木炭在火盆里啪啪地响着，围在茶壶四周的黑陶茶罐里，浓浓的茶香弥漫。清晨起床后，一家老小就偎在火塘边，捧着每人一只的茶罐罐，一边吃着烤透的红薯、大饼，喝上半个时辰。等身上发热、额头冒汗，肚子里鼓胀时，再穿上羊皮袄出门做事，一天都会有好运的。喝罐罐茶有四大好处：一是提精神，二是助消化，三是祛病魔，四是保健康。回族人喝罐罐茶，通常是全家一壶（烧水的大茶壶），一人一罐（容量不大的土陶罐）一杯（带有握柄的瓷茶杯）。来了客人，要拿出专门洗净备用的茶罐和茶杯。喝茶时的卫生是很讲究的。 　　罐罐茶有两种喝法，第一种是喝清茶。喝清茶一般是招待名人雅士或友人贤达的。这种喝法是先往围在火塘边的罐里注水半罐，煨在火塘边上慢慢加热，其间把选好的茶叶放进罐里，先使茶叶和罐里的水相浸溶，等铜茶壶里的水煮沸后，将沸水注入罐里约八分满。之后，再慢慢用火煨热至沸，这时清茶就煮好了。然后倒入杯中慢慢品饮。第二种喝法是喝面茶。这种喝法通常是招待较高的贵宾，如过去族中的族长、寺中的阿訇或子女订婚后双方的父母。面茶在制作时，要选用核桃、豆腐末、鸡丁、黄豆仁、花生米等原料，分别用油加上五香调料炒好，研磨成粉状，以备客来调茶。客来后，即在火塘上煨好茶罐，放上茶叶、花椒叶等，加热煮沸，然后倒入面粉搅拌调成糊状，煨得透香时，女主人便向茶碗里加上一层调料，倒上一层热茶汤，如此再三，便调成了回族传统的三层面茶。这种面茶吃起来，每个层面都有不同的风味，既是茶饮料，可生津止渴，又是风味茶食。 　　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时，紫铜茶壶里的水已经鼎沸了。文友赶紧打住说：“诸位是刚刚饱餐了羊肉泡而光临的，羊肉性热而燥，今天请大家品尝的罐罐茶自然是清茶了。”只见文友打开了一筒茶叶，用一个茶匙向每位罐里投了两次，盖上罐口上的盖子，大约５分钟之后，即把紫铜茶壶里的沸水冲进了每人的罐罐里，又煨在火塘边上片刻，只听得罐罐里咕噜咕噜地响，从罐一边的嘴里便冒出了热气，那热气中旋即也弥漫出浓浓的茶香来。这时，我们便慢慢把罐移到自己的面前，把罐里的茶汤徐徐倒进杯里，边闻边啜，满齿留有蜜甜之味、苦涩之香，达入腠理五腑之后，浑身生津脉络通爽，窗外的严寒，腹内的燥热，在不觉间已化为乌有了。 　　大概续了三四次水之后，文友对我们说：“把面前罐里的剩茶倒了，让诸位再品尝一下细作清茶的滋味。”只见文友又端出一个茶罐来，他用茶匙把罐里制作好的茶料，又分别投进我们每人的罐罐里，然后注入沸水，煨在火上五分钟之后，别有特色的茶汤倒了出来。这茶汤稍带黏稠状，我细细一尝，“哇！怎么变成了香辣茶呢！”那焦香中还透窜着一些配料的滋味：香咸麻辣，还真吊人胃口呢！文友给我们解释说：“这细作清茶是经过特殊炮制的。茶叶是用油翻炒后再慢煮，这中间再加入核桃仁、川椒、精盐等辅料。这茶浓度高，味道醇，是招待远来贵客的啊！” 　　我们围着红红的炭火，捧着手中的茶罐罐，边喝边聊，不觉已到作别的时候了。文友最后让我们学了一首古老的罐罐茶歌谣，其词曰：“好喝莫过罐罐茶，火塘烤香锅塌塌（玉米饼子）。客来茶叶加油炒，熬茶的罐罐拳头大。”  

     并不是因为进入了这个世纪末，才有了这个话题。对我来说，追逐已经持续了很久。如果不 是从红色的六十年代终结算起，也自从见识了世间的所谓成就，一切就已开始。    我在路上行走已久。确实常与犹豫和怀疑相伴，只是没有回头。    借此我破坏了平衡的生命。任肌骨日复一日粗糙，我的心却径直向着年轻生长。它抗拒衰老 ，滚烫得令我深深不安。而就在我体味和参悟着这一切时，耳际却听见人们的质疑。    你怎么了？变得这么厉害？关系密切的朋友曾经问过，萍水相逢的外人也曾经问过。开始多是朋友的好奇，后来也出现了敌意的纠缠。我的个人取道，由于文学的扩张，变成了文人的话题，更变成了防范的社会危险。这种境遇启发着也强迫着回答。我拒绝舆论煽动的强迫。但是我对启发暗暗惊喜。或许，已经到了对这个肮脏世界——解释介绍的时候？而且面对着的， 更多的是严肃的讨论。    在黄土高原深处，那是著名的西海固，在一座清真寺里。我们谈天论地，沉浸在快乐的气氛 中。突然，一位在贫瘠山地长大的满拉弟弟，那天他按捺不住久藏的疑问，他粗鲁地问：“我们知道的，都是受苦的，都是穷人才抓教门，而你……我们不理解！你，为什么信呢？”    在海外的大学，在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堆里，我也曾送走过几个年头。全仗他们的帮助， 我才一步步走出了困境。那是一次，在听了我对“穷人宗教”迷醉的讲演之后。做学者的朋 友好像意识到，这像是听任着我否定他的学术文章的生活方式。他掩饰着，轻声地问：“你具体地属于一种么？你遵守它的教规么？”    在甜美的休憩时，不知从哪里我说得忘情，径自滔滔不绝地，向相濡以沫的女人倾诉不已。她目击了我的怀念。讲述着那些遥远的哲合忍耶农民，我说，我终于懂了，什么是爱情。她思索着问“——你信仰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猛然觉察到：他，她，他们，都在等着我的回答。可是，为什么，非要由我来回答呢？我 无力回答。这不是语言能解决的问题。即便面对着思考的深夜，面对着内心的质问，我依然无从解答。    不仅因为语言的束缚。不仅由于在人类积累了这么久以后，再去证明点滴的蠢笨。如此一个题目，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提供了纵容他们的智力的天地，任他们选择理论，或者是选择抒情。我的拒绝解答，是为了轻松。我害怕这恐怖的中国。不用说我不够资格，即便我能——我依然要大声说，我不仅不是圣职者，而且不是宗教学者，甚至我也不做宗教文学的作家。    这也不是一个纯粹辩论宗教概念的写作。一切都必须以我们每天对的无情现实为条件。若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得到一种不同的环境——那么，下述的一切都可能调整或改变。往日我也曾饶舌，而且一旦兴起就禁不住倾诉。十几年时间流逝，我从最初的亢奋里冷静了 。站在北京，想着我背后的人群，他们一如寡言的黄土，他们是沉默的回民。他们的方式，不是宣扬。     你的门槛依然遥远。    一切是那么沉重又微妙。使用语言并不笨拙，只是它不能公开。其实我们一直在诉说，只是那话语，是私人的和神秘的。虽然我已经两腿泥巴泥潭没顶，你的门槛依然遥远。它圣洁而 无形，温暖又暧昧，它古老悠久，又尚未诞生。    也许更多的是反叛的快感，是异端的站队。    反叛是双重的；不仅针对着强暴的体制，还针对着知识分子的群流。    鲁迅先生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在智识阶级的裹挟冲刷之下挣扎，一生都绝望于没有出路。这使我印象深刻。在求知的路上，真诚的、不满现实的人多极了，只有我独享命运的惠顾。在 逃离和寻找的路上，只有我，遇上了具备启发的一群。    他们一贫如洗，他们穷窘苟活。他们在不尽的饥荒、冲突、矛盾中挣扎，在绝路上揭竿而起 。他们总是重复悲剧。但是，他们拥有——你。    当他们紧紧地抱住了你，生若虫蚁的存活就必须刮目相看。    当历史凝结下来，道貌岸然，奇形怪状，凝成又一片压迫的山，你在无耻的沉默中抗议了。当社会被强力编扭成桎梏，人们都驯服了，只寻觅规定的口粮，只追逐奴隶的温饱—— 你在动物的咀嚼中否定着。    从来是礼不下庶人中庸取道，你却使平民在哲学和心理上变得高贵。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 ，你却实现了它。无论这使正爬着体制台阶的知识分子多么不舒服，无论他们怎样高举着侏儒之旗帜喊着：激情是危险的！崇拜底层是危险的！    区分其实并非从定义开始，你的性质来自无情的现实。渐渐地你成形了：在外你是广袤无垠的三等世界，在内你是不甘屈服的褴褛众生。    还有记忆；无论在哪里，人群并不记忆历史。宣传和聒噪，久而久之就成了通说。而且变成 知识教育儿童。我喜爱你聚集起的，那些人的不合流的见解。    在中国信仰，是一件——需要勇敢的行为。这既与发达诸国的宗教游戏不同，也与时尚流行的现代迷信不同。在中国，它不仅是以人道对抗权力的表现，更是坚持文化批判的行为。    在中国的信仰者，无论门槛的异同，他们那随时意识着的、准备着的牺牲，是真实的。与拜金主义的风俗相对，他们充满情感的生存，是真实的。在世纪末的惶惶中，他们用持久的坚持，为贫血的中国文化提供的参照，是真实的。尽管存在着种种复杂性，说他们是高尚的人，是真实的。    我看到了朋友的笑容。    他释疑了，他宽容了，他不再做那种浅薄的追问，他不再纠缠物质的有无。他突然说：其实 他就是一个解释者，他的历程和体验，一直在与我同路并行。    我们只是渺小的一员，若是我们能够跻身于民众的现存方式中间，并且竭尽威力使它获得些许的补足——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赢得了有意义的人生。托尔斯泰憧憬的，他想“献出一生 去实现它”的、他希望“每一代都要把这个思想传给下一代的”——新的信仰方式，正在我们的手中，铸打着结实的一环。  

     冬月初五，按节气说今天正是“大雪”。当下不仅河南无雪，中国北方大部分也没有降雪。襄城现在像是深秋，或刚入冬时那般温暖。汝河岸边有几位老人在打扑克牌，声响不大。太阳成了个小气鬼，吝啬地把光投向了汝河两岸，和岸边企盼多得些阳光的老人。    我和陈克礼先生的女婿陈小杰来到先生墓前。虽然已经是冬天，墓地四周的松柏依然苍翠，岸边的柳树叶子还没掉，只是坟上那些干草枝条杂乱地趴在上面，显出冬季的样子。没有风，南边的汝河雾蒙蒙的。小杰指着那新立的一块碑道：这是在2010年时立的，我们用的是襄城县志上的那段文字，谁也挑不出什么来。我没有做声，心里依然很压抑。河南出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这里的人或不以为然，或浑然不知，即便在回民中也是如此。或许是经常路过此处，天天来这里打牌闲坐，对这里的一切都已熟视无睹。人们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事情似乎已经淡忘，那黑色的墓碑以及被杂草包围得很严实的坟墓，似乎就是一个“古董”，与现在的人们无大关系。    山上的草一岁一枯荣，汝河的水永远那样平静。过去的也就过去，四十多年了，谁还记得那些事？生儿育女，孩子一茬又一茬地成长，成年了，该说媳妇就赶紧说媳妇，两年后，怀抱孙辈尽享天伦，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欢欢喜喜也就得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理由指责什么，也不该去指责什么。只要不遭遇强拆或灾病之类的折腾，人们会感到十分满足。中原人都很大度、宽容。或者说整个中国的百姓都很大度、宽容，而且很听从劝解。只要不出现危机他们生存的大事，大家都能“扛”过去。日子一天天地过，时光在稀释那些以往的悲哀，模糊着人们的记忆。    然而，当我听到，每年都有外地为陈克礼先生走坟的穆斯林，肃立在墓前，虔诚地诵读《古兰经》，缅怀这位先烈时，我内心确是那样的不平静——我们尊敬的陈克礼先生没有被遗忘。2013年10月的某日，在京城举行了一个十分隆重的《真友心语》一书的首发仪式暨纪念陈克礼先生诞辰90周年的活动，都说明人们依然在怀念他。    中国有良知的回回都没有忘记陈克礼，都在用不同方式纪念他，宣传他，缅怀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伤悲呢？但我还是感到伤悲。    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有多少学者在研究陈克礼，除了《陈克礼研究》专辑以外，还有哪些专门的著作？孤陋寡闻的我，只是知道海外的学者和学子们开始在研究陈克礼先生了。在阿拉伯文的报纸上、刊物上刊登过陈克礼先生的事迹和介绍。2014年3月，在埃及一个国际会议上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马正斌先生宣读了一篇关于陈克礼的学术论文，引起阿拉伯世界不小的轰动。而国内的专家学者们对陈克礼先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他伟大的思想，了解得还比较肤浅，虽然我们这些年也通过不少渠道，在向人们宣传陈克礼的事迹，宣传他在伊斯兰教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但这些工作仅仅才开了个头，大量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我时时感到势单力薄，力不从心。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而我的能力有限，加之疾病的拖累，工作时断时续，时间对我尤为珍贵！    肃立在陈先生的墓前，我真的很愧疚，也很无奈。我知道，现在还不是向先生汇报自己工作的时候，因为《陈克礼研究》还没有写完，很多事情还没个头绪，陈克礼的档案材料仍旧封闭着，无法查阅。现在，我只能对先生说：我在竭尽全力工作着，尽管困难很多，我一定要尽力把它做好。    离开了墓地，我们沿着汝河北岸西行。过了那座桥，桥北岸就是先生殉难之地。五年前曾来过一次，那一片还堆放着垃圾。这次来，垃圾被清运走了，岸边显得很干净。    这几天我听到的一些民间传说，使我又一次感到心灵的震撼。当年谁在为一个被冤杀的伊斯兰学者牺牲后编造这些离奇又真切的传说？为什么单单给牺牲的陈克礼大阿訇编这些看似离奇的传说？那些国内名声显赫的回族学者（或阿訇），却不见有类似的传说。是不是不够编传说的品级？且不管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如何，能有人给陈克礼先生“编造”这些传说，对烈士来说确是一种殊荣——因为能享有这样殊荣的人物实在少之又少。陈先生就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个，难道不伟大么？伟大不是官方封的，河南的岳武穆，被冤杀后墓碑上刻有“宋岳鄂王墓”，岳庙被称为“岳忠武王庙”，那都是官方封给岳飞的头衔，百姓只知道岳飞是个被冤杀的忠臣。岳飞和陈克礼都是河南人，相距八百多年。虽然都是被冤杀，两人却无可比性。真主给陈克礼的使命不是领兵打仗杀敌，而是要在伊斯兰学方面有所建树。陈克礼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对本乡本土却没有做出大的贡献。这是因为陈克礼一生47年里，实际在家乡的时间加上孩提时代，总共也不到一半，另一半多的时间是在外边，学习呀，工作呀，教书呀，翻译呀，还有在陕北劳教等等，颠沛流离了二十多年。1962年才回归故里。难怪家乡了解他的人不多。但即使这样，人们还是在他牺牲之后，传出一些离奇的故事。    还是让我们这些不信奇谈怪论的人，先来听听民间的传说吧——    在陈克礼先生牺牲的当天晚上，这一代的回族穆斯林在礼“虎伏滩”拜时，清晰地听到陈克礼诵读《古兰》的声音。    同一个时间，有人还看到陈克礼阿訇穿着白色的拜衣出现在大殿上······    叙述这些传说的那位朵斯提，郑重其事地向我转述这些传说：看见陈克礼的人都说，模样儿真真儿的，真真儿的。你想想，当时在那种高压的政治氛围中，谁敢传播这些话？谁敢说？还就有人说，还就有人传，还就是有人信！你信不信呢？    只有真正的大阿林，勇于为主道献身的舍希德，只有真主喜爱的信士，归真后才会出现这样的显迹。我想。    陈克礼先生殉难时，正值7月，河南襄城的气温都在30多度以上，另一个被枪毙的是一个公社干部因奸污下乡女知青而被执行死刑。他的尸体当即被家人拉走，刑场上只有陈克礼烈士的遗体无人敢动。公安的摩托车一会儿来转一圈儿，一会儿来转一圈儿，是看看有没有人帮助收尸还是在观察有什么动向。烈士的尸体就在太阳暴晒下，身上没有任何遮盖物，一直晒到太阳落山！    有人还看见一个人拿个袋子，从陈克礼被枪掀开了的头盖骨里取出脑浆，带回家，还有一个取了脑浆，到河边把上面的泥沙冲洗一下当场把那剩下的脑子生吞了下去······，据说刚死的人的脑子可以医治头疼病。我听着都起鸡皮疙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竟会让清朝末年吃人血馒头的愚昧场面再现！这是那等的悲哀！何等的愚昧！    亲历者每次谈到这里时，我都忍不住流泪。我只是在书上看到对罪大恶极的犯人砍头后还要“暴尸三日”。后来又在革命影片里看到，革命者被敌人杀害后，不准群众去收尸。这些残忍手段是封建军阀、反动派们才干得出来的卑劣勾当。怎么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会在中国出现这野蛮恐怖的场景？    回族群里，有思想的还真是稀少。学者是有的。上个世纪称得上“大阿訇”的也不多。1949年后，大部分回回名人都消声了，关闭了思想的窗口，缄默寡语。民国时期那股活跃的气氛也没有了。    这样，陈克礼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个孤军奋战的斗士，他想联合信道的朋友们跟他一起做一番事业，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身边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竟是公安派来的专门打听消息的一个“线人”！或许陈克礼被关进监狱后，才明白了一些，或许到死都没闹清此人的身份。    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那个》） 。    陈克礼大概就是“中国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谁能像西北人马志仲那样坚定不移地支持着陈克礼，理解他、关心他、爱护他，成为二十世纪少有的革命同志！陈克礼回到襄县后，好友黄万钧阿訇看过他。其他同学、同事、朋友都疏远了他。以致文革中陈克礼来北京，无处可住，只好在一个小花园的长椅上睡了一夜。有个叫马相武的西北回回，在1967年2月冒险到襄城看望过陈克礼，据说是马志信（即已故白哈阿訇）的同学。    我看到苏东坡的一些故事。苏东坡一生大部分时候都在颠簸流离中，不停地遭贬。但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一帮名士去找他，一起游乐。毫无忌讳，不怕招惹麻烦。直到他被贬到海南岛，朋友还是漂洋过海去看他。真让人钦佩！我很佩服古代这些文人，朋友越是在倒霉的时候，越去接近他，安慰他。这才叫真朋友。当然宋代是个很尊重知识分子的朝代，那时思想界无禁忌，很开放，可谓“气氛宽松”。（故事引自高晓松《鱼羊野史·第一卷》）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种风气就渐渐淡漠了。后来的知识分子越发无行了，为了向上爬，不惜打击他人。一来运动，先把自己洗清，然后就是揭发朋友。所以文革时被誉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都是自己给自己搞臭了。普遍缺钙是其通病，唯上、媚上，蝇营狗苟。到了文革时，更加惶恐，更加无德，对“有问题”的朋友避之不及何谈相助。鲁迅先生批评的那种现象，以后就愈发严重，谁也不觉得可耻了。    陈克礼就这样被冤杀了。马纪堂先生著的《陈克礼传》里也曾有一段记述：那个负责行刑的公安战士，事后跟人谈在刑场上如何一枪就把陈克礼的天灵盖掀掉了时，忽然从并不高的脚手架上头朝下跌落到石灰池里，被石灰膏呛死了。我几次去襄城，都想方设法核实此事，但一直没找到确凿的证人，姑且也算是传言吧。    春秋时期孔子诛少正卯曾“曝尸三日”，这是不是最早的一个案例，我不知道。看上去善良和蔼的孔子何以这么痛恨少正卯呢？他说少正卯“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大概也是觉得他有“反动言论”谣言惑众，所以必诛之，须曝尸三日，警示百姓。    残忍的太阳终于落下去了，几位穆斯林和陈克礼的哥哥一起才把烈士遗体入土。官方也没有再找麻烦。帮助埋尸体的人还是忐忑了几天，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之大！    陈克礼烈士的遗体无遮无盖，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整天。据说竟没有一只苍蝇飞来，周围回民群众说，不仅这一日无蝇，襄城三年都没有苍蝇。这个传说似乎有些夸张，近乎神话。不必再去纠缠这些传言的真伪，人人心里都有一本帐，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谁也赖不掉的，清算是早晚的事。    汝河北岸是一段保留下来的旧城墙，据说是明代的城墙，北面还保存着一座瓮城，城墙下用一块木牌写着几行字，要注意保护这历史文物。现在，这段城墙成了襄城的一个历史遗存。城墙上面还修了条小路，供人们休闲散步。陈小杰说，那时陈克礼先生就喜欢带着女儿在城墙上散步，父女俩边走边聊，有时父亲还唱几句京剧或豫剧，这也是月华最开心的时候。陈小杰还指着河边的一处告诉我，那里就是岳父经常洗衣服的地方。    我立刻记起陈克礼先生在“思想小结”里经常提到他这些天做家务都干了些什么，其中就有某某日洗了几件衣服云云。至于在什么地方洗的，“思想小结”里并未提到。    这段旧城墙，能保留下来也真不易。据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也拆了不少，还把大块的城砖杂碎铺路。不知为什么没有继续拆，这才保留了这么一段。城墙上甬道旁种植了一些花草树木，还安装了路灯，像个“城上花园”。    站在城墙上向河边眺望，汝河水面很宽也很平静，现在已是冬季，水量并不见减少。夏天这里一定会有不少姑娘们来河边洗衣服，孩子们会在水里游泳。一切都是那么平和、舒缓。河边又是纳凉的好去处。陈克礼先生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洗洗涮涮的事，全由他一人管。陈克礼从未抱怨，他心里很平和地接受着这一切。也许独自一人在河边洗衣服时，他还会哼几句豫剧。女儿月华讲：父亲一直都很乐观。    假如没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折腾”，这里的人民安居乐业，与人无争，平平和和，日子还是不错的。但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灾难降临，陈克礼在劫难逃。    中国的穆斯林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不断因“反革命组织”罪，被关进监狱，然后就是“深挖”。解放初期的“伊玛尼党”把曾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丁氏家族主要成员抓进了监狱。被诬蔑为“伊玛尼党党魁”丁溪野、“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丁铁石、“伊玛尼党财政负责人”丁坚，整个丁氏大家庭，还有刘桂轩、刘殿云等阿訇也受到了牵连。都因一封“检举信”成了“人民的罪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气愤地写道“且不说，丁氏兄弟及其整个大家庭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与奉献；就是在这到此为止的全部史略中，能有一丝一毫的“伊玛尼党”的活动影迹么? 当然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但在那警惕性奇高的年代，韩道仁等人的“检举信”，无异于给这个革命家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丁铁石是解放军装甲部队的奠基人，参加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的组建。他任坦克一团的团长，还亲自驾驶坦克率部队参加过锦州战役，天津战役。他还还驾驶坦克率队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没想到他和他的一家及丁氏家族从1951年就被立案侦察，不少人受到迫害，涉及牵连有300多人。”尽管这个冤案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平反了，但当时所起到的负面作用是相当大的，对中国的穆斯林老说就是敲山震虎，当头棒喝。“识相点的”就赶紧止步，改弦更张，小心谨慎，唯命是听。就是平时安分守己的穆斯林也噤若寒蝉！文革开始，宗教更是成了重灾区。回族的“革命群众”也跟着“破四旧”，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陈克礼的被捕、被冤杀就成了一个不足道的事件了。    当年的陈克礼回到家乡后，多次在这城墙上步行，那时城上没有修得这般整齐，尽管地上坑坑洼洼，但他走在城墙之上，心情是愉悦的。我们在古城墙上信步，极力在探寻陈克礼先生当年在城墙上行走的痕迹，明知这是徒劳的，但这里总有他曾经的足印。尽管那些足印已经被千百个足印所掩盖，但一定会有，深深地被掩埋在下面。    在“一打三反”运动开展起来后，陈克礼便不断被拉到各处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城关镇的石羊街、清真寺、菜园都曾开过陈克礼的批斗会。现在一些空地都已经盖上了房子，闲置的空地越来越少。陈小杰说，可能就这构件厂还是原来的样子。于是我们来到了构件厂。    原来的厂子早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这里已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几块废置的水泥“预制板”堆放在那里无人过问。只有一个十几米高的水塔，厂子不在了，水塔也就闲置了，那时的建筑还真算牢固，四五十年了，水塔还那么“硬朗”，孤零零的立在那里。我把它拍了下来，这个水塔大概就是当年唯一的见证者了。    当年，陈克礼先生被带到这里接受批判。参加的人都是附近一带的群众，发言者是街道事先准备好了的，预先写好发言稿，照稿子念就是了。如果要安排陈克礼“交代罪行”，那就得事先安排一个两个质问的，口气要硬，嗓门要大，必要时，可以“打打态度”——动几下手也不过分。据说就有人就搧过陈克礼的耳光，以表示自己义愤填膺立场坚定。现在一些参加过批判会的人都记不清那时的情景了。能记起来的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至于谁谁发言，讲的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一是时间太久，当时也不会有人记录，一是当时批判会司空见惯，老百姓听听就完，散会回家做饭。一个当年批判过陈克礼的“积极分子”，在城关镇回民中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我曾见过他，此人很能说，但一说起批判陈克礼的事，就立刻转到别处去了。他应该记得当年批判陈克礼的情形，他不说，我也不好强问。还有一位陈姓老人，他向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进城的路上，听到两个年轻人边走边说话。像是刚参加完一个批判会。其中一个就说：我就同意陈克礼说的观点，他讲得对嘛！陈姓老人对这两个年轻人很陌生，不好上去打听。他只听到这么一句，因为当时他很吃惊，所以一直记得。    我们无法还原当时批判陈克礼的真实场景，一个半城半农的小县城，批判这样一位学富五车的伊斯兰学者，真是够难为这些批判者的。如果允许陈克礼回答问题，陈克礼一说话，他们必得干涉，不能让陈克礼在大庭广众之下“放毒”。一些“革命性”强的也许会用力按下被批判者的头，让他“老实交代罪行”。不然大家听多了，思想都跟着陈克礼跑了，那岂不是起反作用了？    我们离开了那荒芜的空地，也许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开发商看中，盖起二十几层高的大楼。“老城改造”的旋风会不会刮到这里，都很难说。好在目前还没有动动这老城的意向。不然，我们也看不到至少是民国时期留下的破旧门楼了。    一些事情都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说这些话的本人都已经去世，别人转述也不能认为就无差错。但大概意思不会太离谱儿。    离开襄城那天又是个雾霾天。都已经十点办多了，浓雾还没有散。我只好硬着头皮去长途车站，有车就上呗。大概十一点多车子居然开出车站。我长出了口气，襄城，再见吧！今年来了两次，总是在乘坐河南省内的长途，车上都是河南人，北京人大概就我一个。几天的采访很是疲惫，好在身体还能顶得住，回去就得抓紧整理材料。可是，还是感到这些材料很是零碎。像当时县统战部长马金祥和城关镇负责人李留成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县中队”的中队长孙成柱。后来调到叶县去了，他是山东东明人，属菏泽市，10年前就去世了。还有位襄城县法院的预审员在平顶山，和巴才曾是好朋友。巴才谈了关于陈克礼的一些事，这些事都是他的那位预审员朋友告诉他的。那位预审员曾审讯过陈克礼，他对巴才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学问的人，预审员曾问过陈克礼，你怎么看自己的问题，陈克礼说：要按法律来说，我没罪，要看政治形势（我）就没命了。还听到关于陈克礼在临刑前的一件事，在公审大会前一天，看守人员对陈克礼说：你的问题不大，过两天就放你出去。其实看守是在骗他。    陈克礼先生在写完最后一份“检查”时，是1970年3月10日，那时他还对“未来”还存有一丝希望：“今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改变世界观，从敌人立场回到人民的立场。脱胎换骨，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接受马列主义真理，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我的改造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现在只有一个想法，把我交给党和政府去处理，感谢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关怀。”但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展开”，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必定要枪杀一批人，陈克礼则是首当其冲。    据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查报告，“文革”10年经司法机关判决的反革命案件28万件，大多数案件是在1968—1972年由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的。截至1980年中，纠正冤假错案17·5万多件，冤错比例占64%，有些地区达到70%或80%。报告说，其中“一打三反”运动错判、错杀最多。（以上文字引自《国步艰难》第167页）    陈克礼一案即在其中。    3月10日写完这份“检查”，陈克礼先生可能还在想着是否能“蒙混过关”，再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而临刑前一日，他是否已经知道了自己将要去见真主？我们也不得而知。   那时中国大地正是浓重的政治雾霾，看不清，什么都看不清。    

     深秋，纽约，在远离曼哈顿的白石镇。那是一个美丽的绿色的社区。安静极了。我踏着满地飘落的枯叶，如同踩着飘零的岁月，细数过去、现在、未来，思量社会、人生、命运。那感觉，自以为就象1776年在巴黎西郊漫步的卢梭；那思绪，也视同卢梭在他《漫步遐想录》中的自语。突然，我赧颜自嘲，翻悔一笑，我怎会攀附古人，夤缘大师？实在自命不凡得可笑。想我这个在万丈红尘、十里洋场的上海混迹多年、身心污染的俗人，怎能比同思想巨人那样严肃起来、深刻起来、高大起来、圣洁起来？时代和环境的异样，同是知识分子，一方是造就勇士，一方是生产懦夫；一方是培植思想者，一方是养成应声虫。    我是凡夫俗子，是落伍文人，没有那种大胸襟，怎能遐想天下？没有那种大智慧，岂可思辨哲理？我在异乡的散步，我在枯叶上的沉思，仅能琢磨自身的忧患，只宜思忖个人的哀乐；倘若在面对自己、解剖灵魂时，有那么一点勇敢，有那么一点真情，就算是比较诚实和有所收获了。    那天，又行走在枯叶上，脚下发出簌簌的响声。漫无边际的思绪，如同满地金黄的枯叶。于是，思接千载，想到希腊，忆起苏格拉底，遥念哲人之死。那是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不信奉城邦所尊崇的神祗以及腐蚀青年的罪名而被处以毒死。在毒性发作，他的肢体发硬、变凉时，他突然掀起头上的尸衣斗篷，对为他收尸的弟子说：“克利图，我们还欠埃斯库拉庇奥斯一只公鸡，别忘了把这笔债还了。”这是他最后的遗言。    每忆及此，总让我怦然心动。可是这一次想到它，却使我大为震撼。也许自己不再年轻，也许当时正临世纪之末，在样的年龄、在这样的异域、在这样的世纪交替前夕，苏格拉底这位大哲学家以自己行为所喻示的“死前一定要还债”这样一个严肃的人生命题，是足以引起我和一切还活得浑浑噩噩的人深思的。    还债？对，还债！    任何人初降人世时，都不欠任何人的任何什么。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在他创造和贡献的同时，也欠下了各种债务，这除了应该归还而没归还的，还包括应该奉献而没奉献的、应该给予而没给予的、应该尽职而没尽职的，都是一种债务，有物质的、金钱的、感情的、道德的、精神的、责任的等等。但遗憾的是，很多人还来不及偿还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偿还就离开了人世，当然也有不少人不但不愿意偿还，甚至还赖账，宣称他对这个世界从不欠什么，只有别人欠他的。    我呢？我欠债吗？这一问，问得我心惊肉跳，坐立不安。我虽然在物质和金钱上好象还没欠过什么债，可是我对父亲母亲、对兄弟姐妹、对妻子儿女、对朋友同事，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责任上，我欠债吗？    我欠，负债累累，至今也还没有全部偿还！    我应该加倍地与他们沟通，加倍地对他们理解，加倍地呵护他们，加倍地关心他们。不但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金钱和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要以精神和感情关爱他们。这些债务，我应该加倍的偿还，尽我所能，尽量献出我的爱。    我还欠社会职责的债，这是作家的债，是知识分子的债，是更让我不安的债，是灵魂的债。    我想作家虽已不被称作“灵魂的工程师”，但作家仍应有心灵，作品仍应有魂魄。    我想知识分子尽管已经边缘化，但仍应有使命，仍应有立场，仍应有义务，仍应有天职。    作家绝不能堕落为传声筒，堕落为软骨头，堕落为墙头草，堕落为说谎者。    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    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已异化为自慰，为手淫，为当众做爱，为集体性交；已媚俗为大小报纸的吵作，为T字台上的作秀，为闪闪发亮的霓虹灯，为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    作家一旦成为明星，势必俗不可耐。    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    作家和知识分子，应是人类基本准则：和平、正义、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捍卫者。他们应该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应该有这样博大人类之爱。    如果，我还没达到这个标准；如果，我还没有尽到应尽之责，不也是欠债吗？    如此一想，总让我脸红，让我心慌，让我一身虚汗；总使我心怀畏惧，竭力想重振作家的精神立场，坚守知识分子的使命…… 2001、7、9 上海善作剧楼  

     去年一月间，我又重返故乡桂林一次，香港电视台要拍摄一部有关我的纪录片，要我“从头说起”。如要追根究底，就得一直追到我们桂林会仙镇山尾村的老家去了。我们白家的祖坟安葬在山尾村，从桂林开车去，有一个钟头的行程。一月那几天，桂林天气冷得反常，降到摄氏二度。    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下午，我与香港电视台人员，坐了一辆中型巴士，由两位本家的堂兄弟领路，寻寻觅觅开到了山尾村。山尾村有不少回民，我们的祖坟便在山尾村的回民墓园中。走过一大段泥泞路，再爬上一片黄土坡，终于来到了我们太高祖榕华公的祖墓前。    从前中国人重视族谱，讲究慎终追远，最怕别人批评数典忘祖，所以祖宗十八代盘根错节的传承关系记得清清楚楚，尤其喜欢记载列祖的功名。大概中国人从前真的很相信“龙生龙，凤生凤”那一套“血统论”吧。但现在看来，中国人重视家族世代相传，还真有点道理。   白先勇母亲与兄弟三人      据我观察，我们家族，不论男女，都隐伏着一脉桀骜不驯、自由不羁的性格，与揖让进退、循规蹈矩的中原汉族，总有点格格不入，不过我们这一族，在广西住久了，熏染上当地一些“蛮风”，也是有的。我还是相信遗传与环境分庭抗礼，是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的两大因素。    十五世，传到了榕华公，而我们这一族人也早改了汉姓姓白了。榕华公是本族的中兴之祖，所以他的事迹也特别为我们族人津津乐道，甚至还加上些许神话色彩……    从小父亲便常常讲榕华公的中兴事迹给我们听。我想榕华公苦读出头的榜样，很可能就是父亲心中励志的模范。我们白家到了父亲时，因为祖父早殁，家道又中落了，跟榕华公一样，小时进学都有困难。    有一则关于父亲求学的故事，我想对父亲最是刻骨铭心，恐怕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五岁在家乡山尾村就读私塾，后来邻村六塘圩成立了一间新式小学，师资较佳，父亲的满叔志业公便带领父亲到六塘父亲的八舅父马小甫家，希望八舅公能帮助父亲进六塘小学。    八舅公家开当铺，是个嫌贫爱富的人，他指着父亲对满叔公说道：“还读什么书？去当学徒算了！”这句话对小小年纪的父亲，恐怕已造成“心灵创伤”（trauma）。父亲本来天资聪敏过人，从小就心比天高，这口气大概是难以下咽的。    后来得满叔公之助，父亲入学后，便拼命念书，发愤图强，虽然他日后成为军事家，但他一生总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家里，逼我们读书，绝不松手，在前线打仗，打电话回来给母亲，第一件事问起的，就是我们在校的成绩。大概父亲生怕我们会变成“纨绔子弟”，这是他最憎恶的一类人，所以我们的学业，他抓得紧紧的。到今天，我的哥哥姐姐谈起父亲在饭桌上考问他们的算术“九九”表还心有余悸，大家的结论是，父亲自己小时读书吃足苦头，所以有“补偿心理”。    会仙镇上有一座东山小学，是父亲一九四〇年捐款兴建的，迄今仍在。我们的巴士经过小学门口，刚好放学，成百的孩子，一阵喧哗，此呼彼应，往田野中奔去。父亲当年兴学，大概也就是希望看到这幅景象吧：他家乡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如果当年不是辛亥革命，父亲很有可能留在家乡当一名小学教师呢。他十八岁那年还在师范学校念书，辛亥革命爆发，父亲与从前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北上武昌去参加革命。家里长辈一致反对，派了人到桂林北门把守，要把父亲拦回去。父亲将步枪托交给同队同学，自己却从西门溜出去了，翻过几座山，老人山、溜马山，才赶上队伍。这支学生敢死队，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往武昌，加入了历史的洪流。父亲那一步跨出桂林城门，也就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从前在桂林，父亲难得从前线回来。每次回来，便会带我们下乡到山尾村去探望祖母，当然也会去祭拜榕华公的陵墓。那时候年纪小，五六岁，但有些事却记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到山尾村的路上，在车中父亲一路教我们兄弟姐妹合唱岳飞作词的那首《满江红》。    那恐怕是他唯一会唱的歌吧，他唱起来，带着些广西土腔，但唱得慷慨激昂，唱到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的声音高亢，颇为悲壮。很多年后，我才体会过来，那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城，日本人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岳飞穆兴复宋室，还我河山的壮志，亦正是父亲当年抵御外侮，捍卫国土的激烈怀抱。日后我每逢听到《满江红》这首歌，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到桂林之前，我先去了台北，到台北近郊六张犁的伊斯兰教公墓替父母亲走过坟。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座白家墓园，取名“榕荫堂”，是父亲自己取的，大概就是向榕华公遥遥致敬吧。我的大哥先道、三姐先明也葬在“榕荫堂”内。榕华公的一支“余荫”就这样安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海岛上了。墓园内起了座伊斯兰教礼拜的邦克楼模型，石基上刻下父亲的遗墨，一副挽吊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对联：    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       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   台北六张犁回民公墓白崇禧墓      一九四七年父亲因“二二八事件”到台湾宣抚，到台南时，在延平郡王祠写下这副挽联，是他对失败英雄郑成功一心恢复明祚的孤忠大义一番敬悼。恐怕那时，他万没有料到，有一天自己竟也瀛岛归真。    我于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时离开桂林，就再没有回过山尾村，算一算，五十六年。“四明狂客”贺知章罢官返乡写下他那首动人的名诗《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的乡音也没有改，还能说得一口桂林话。在外面说普通话、说英文，见了上海人说上海话，见了广东人说广东话，因为从小逃难，到处跑，学得南腔北调。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又得常常说外国话。    但奇怪的是，我写文章，心中默诵，用的竟都是乡音，看书也如此。语言的力量不可思议，而且先入为主，最先学会的语言，一旦占据了脑中的记忆之库，后学的其他语言真还不容易完全替代呢。我回到山尾村，村里儿童将我团团围住，指指点点，大概很少有外客到那里去。当我一开腔，却是满口乡音，那些孩子首先是面面相觑，不敢置信，随即爆笑起来，原来是个桂林老乡！因为没有料到，所以觉得好笑，而且笑得很开心。    村里通到祖母旧居的那条石板路，我依稀记得，迎面扑来呛鼻的牛粪味，还是五十多年前那般浓烈，而且熟悉。那时父亲带我们下乡探望祖母，一进村子，首先闻到的，就是这股气味。村里的宗亲知道我要回乡，都过来打招呼，有几位，还是“先”字辈的，看来是一群老人，探问之下，原来跟我年纪不相上下，我心中不禁暗吃一惊。从前踏过这条石径，自己还是“少小”，再回头重走这一条路，竟已“老大”。如此匆匆岁月，心理上还来不及准备，五十六年，惊风飘过。    我明明记得最后那次下乡，是为了庆祝祖母寿辰。父亲领着我们走到这条石径上，村里许多乡亲也出来迎接。老一辈的叫父亲的小名“桂五”，与父亲同辈的就叫他“桂五哥”。那次替祖母做寿，搭台唱戏，唱桂戏的几位名角都上了台。    那天唱的是《打金枝》，是出郭子仪上寿的应景戏。桂剧皇后小金凤饰公主金枝女，露凝香反串驸马郭暧。戏台搭在露天，那天风很大，吹得戏台上的布幔都飘了起来，金枝女身上粉红色的戏装颤抖抖的。驸马郭暧举起拳头气呼呼要打金枝女，金枝女一撒娇便嘤嘤地哭了起来，于是台下村里的观众都乐得笑了。    晚上大伯妈给我们讲戏，她说金枝女自恃是公主拿架子，不肯去跟公公郭子仪拜寿，所以她老公要打她。我们大伯妈是个大戏迷，小金凤、露凝香，还有好几个桂戏的角儿都拜她做干妈。大伯妈是典型的桂林人，出口成章，妙语如珠，她是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她有几句口头禅：    酒是糯米汤，不吃心里慌。       烟枪当拐杖，拄起上天堂。    她既不喝酒当然也不抽大烟，那只是她一个潇洒的姿势罢了。后来去了台湾，环境大不如前，她仍乐观，自嘲是“戏子流落赶小场”。她坐在院中，会突然无缘无故拍起大腿迸出几句桂戏来，大概她又想起她从前在桂林的风光日子以及她的那些干女儿来了。大伯妈痛痛快快地一直活到九十五。   抗战胜利后1946年，白先勇全家十二口人在南京合影      祖母的老屋还在那里，只剩下前屋，后屋不见了。六叔的房子、二姑妈的都还在。当然，都破旧得摇摇欲坠了。祖母一直住在山尾村老家，到湘桂大撤退前夕才搬进城跟我们住。祖母那时已有九十高龄，不习惯城里生活。父亲便在山尾村特别为她建了一幢楼房，四周是骑楼，围着中间一个天井。房子剥落了，可是骑楼的雕栏仍在，隐约可以印证当年的风貌。    父亲侍奉祖母特别孝顺，为了报答祖母当年持家的艰辛。而且祖母对父亲又分外器重，排除万难，供他念书。有时父亲深夜苦读，祖母就在一旁针线相伴，慰勉他。冬天，父亲脚上生冻疮，祖母就从灶里掏出热草灰来替父亲渥脚取暖，让父亲安心把四书五经背熟。这些事父亲到了老年提起来，脸上还有孺慕之情。    祖母必定智慧过人，她的四个媳妇竟没说过她半句坏话，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老太太深明大义，以德服人，颇有点贾母的派头。后来她搬到我们桂林家中，就住在我的隔壁房。每日她另外开伙，我到她房间，她便招我过去，分半碗鸡汤给我喝，她对小孩子这份善意，却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原来祖母患有肺病，一直没有发觉。我就是那样被染上了，一病五年，病掉了我大半个童年。    我临离开山尾村，到一位“先”字辈的宗亲家去小坐了片刻。“先”字辈的老人从米缸里掏出了两只瓷碗来，双手颤巍巍地捧给我看，那是景德镇制造的釉里红，碗底印着“白母马太夫人九秩荣寿”。那是祖母的寿碗！半个多世纪，历过多少劫，这一对寿碗居然幸存无恙，在幽幽地发着温润的光彩。    老人激动地向我倾诉，他们家如何冒了风险收藏这两只碗。她记得，她全都记得，祖母那次做寿的盛况。我跟她两人抢着讲当年追往事，我们讲了许多其他人听不懂的老话，老人笑得满面灿然。她跟我一样，都是从一棵榕树的根生长出来的树苗。我们有着共同的记忆，那是整族人的集体记忆。那种原型的家族记忆，一代一代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始祖伯笃鲁丁公的基因里去。    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我在《花桥荣记》里写了不少有关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画饼充饥”吧。外面的人都称赞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大概他们都没尝过正宗桂林米粉。    晚上我们下榻市中心的榕湖宾馆是我指定要住的，住进去有回家的感觉，因为这座宾馆就建在我们西湖庄故居的花园里。抗战时我们在桂林有两处居所，一处在风洞山下，另一处就在榕湖，那时候也叫西湖庄。    因为榕湖附近没有天然防空洞，日机常来轰炸，我们住在风洞山的时候居多。但偶尔母亲也会带我们到西湖庄来，每次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因为西湖庄的花园大，种满了果树花树，橘柑桃李，还有多株累累的金橘。我们小孩子一进花园便七手八脚到处去采摘果子。橘柑吃多了，手掌会发黄，大人都这么说。    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整座桂林城烧成了一片劫灰，我们西湖庄这个家，也同时毁于一炬。战后我们在西湖庄旧址重建了一幢房子，这所房子现在还在，就在榕湖宾馆的旁边。    那天晚上，睡在榕湖宾馆里，半醒半睡间，蒙蒙眬眬我好像又看到了西湖庄花园里，那一丛丛绿油油的橘子树，一只只金球垂挂在树枝上，迎风招摇，还有那几棵老玉兰，吐出成千上百夜来香的花朵，遍地的栀子花，遍地的映山红，满园馥郁浓香引来成群结队的蜜蜂蝴蝶翩跹起舞——那是另一个世纪、另一个世界里的一番承平景象，那是一幅永远印在我儿时记忆中的欢乐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