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创造的概念，认为人类社会由经济基础（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组成。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就是“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的一切。马克思是物质主义的，认为物质，也就是资本主义说的“利益”，才是人类历史与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韦伯说的“观念”，马克思称之为“意识”，他认为这不过是某个利益集团/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投射。在他看来，“观念”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利益的产物。但韦伯在他的研究中，认为观念才是人类历史与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将支配现代人类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通过历史研究论证为是一种观念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有责任拥有职业的天职的观念，会被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上层建筑”，认为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对此，韦伯拿来一个历史案例，要推翻这种说法。现在说起资本主义就会想到美国，而在美国诸州中，哪些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作用、最具有资本主义精神呢？展开一张美国地图，你会发现，就是东北角那几个州——新英格兰，其中的马塞诸塞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    这几个州是英国清教徒的聚集地，是由传教士、神学院毕业生、小商人、工匠和农民建立的。这些人都不是大资本家，甚至都是穷苦人，却有着最“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南方各州，都是大资本家出于商业目的建立的，它们有着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但却是最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所以，观念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刚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点相反：美国现代资本主义观念产生在北方经济基础最差的州，而在经济基础最好的南方州却最不具备这种观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以此简单的理论来对世界进行终极解释，并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提供一种宏大的解决方案。但这种理论家的大胆猜想，既不能认识历史，也无法解释未来。譬如将“资本主义精神”视为上层建筑，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水到渠成的事、像花一样自然开放，而实际上该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想的要复杂的多。    由“资本主义精神”建立的新世界，凭借的不是经济基础，而是一个群体虔诚的宗教观念。韦伯说，它只有在同敌对力量的旧世界进行了艰难搏斗之后才变得突出。别的不说，就资本主义对人们的经济传统主义观念的改变而言，也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富兰克林今天告诫人们的那些话，虽然在现代社会让人为之喝彩，但在前现代社会却肯定是要被谴责的。资本主义这套盈利的文化，会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世界，在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所在的地区，遭到谴责的。即便是在今天，它也会被较少涉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群体所排斥。    但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观念的转变，并非是中世纪人的逐利没有现代人强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进步主义，不免会认为，历史由弱向强演进，过去人不像现代人这样逐利。浪漫主义文学也喜欢这种过去人没有现代人对黄金、金钱的贪欲的刻画。可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的清朝官员，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缺乏资本主义观念的农民，这些人的贪欲不必任何人差。清代那些大贪官，哪个不是利益熏心？那不勒斯的出租马车车夫，或者威尼斯的游船船夫，亚洲类似行业里的代表——我想到埃及金字塔下宰客的驼夫，还有南欧和亚洲的工匠，对金钱的贪欲要比任何资本主义者都强烈的多。我们知道中国官方是反资本主义的，有一次我与一位官员茶叙，他上来就问我是赞同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并大批资本主义。可实际上，他们中的贪官对金钱的贪婪，都无法用数字计算清楚了。资本主义精神中还包含着一点伦理，而这些人的贪婪则是肆无忌惮的、没有底线的。    德国经济史学家桑巴特在《资本主义的精髓》中将富兰克林的观念追溯到文艺复兴。这样一来，就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归到文艺复兴上了。韦伯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他将富兰克林及其清教先辈的伦理观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建筑艺术家阿尔贝蒂的观念相比较：一方面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作家与学者]的某种人文主义的贵族取向，而另一方面是清教徒的小册子与布道词中所体现出来的针对某种商业取向的中产阶级（更确切地说是商人）的大众取向。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观念，会被清教徒视为有罪。若资本主义精神追溯到清教，就不可能是源自文艺复兴。同时韦伯也断言，富兰克林的观念也同样没有受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尽管这种启蒙运动在历史上常常呈现出与清教徒的密切关联。     提问[A]：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运动的根源，或者兴起的动机是什么啊？真的如教材中所描述的那样吗？希望您可以简单讲一下。    回答：简单来讲，文艺复兴是人文主义的，越过基督教，上乘罗马的文化和思想，借古讽今，以对抗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它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艺术，你看那一时期教堂里的雕塑，耶稣、玛利亚、天使等栩栩如生，看似是宗教作品，实际上表现的是现实中的人；耶稣的塑像不是耶稣，而是活在现实世界的真实的人；人物表情表达的是人的情感，不是神，从而通过文艺的手法展现出了人的存在，所以是以人为本的一场反抗神权政治的运动。但这种艺术的表达毕竟是隐晦的，在14世纪时，有多少人能解读出其中的艺术思想呢？而真正推翻神权政治将欧洲人解放出来走向近代的是宗教改革，但宗教改革是宗教内部的一种思想觉醒运动，并不属于文艺复兴，这我们前面已说过。文艺复兴落幕之后就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了，其精神，如康德所说，就是人的理性担当、敢于求知，将人类从不成熟的状态解放出来。实际上是在原有的天主教神学知识体系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其中包含着许多现代价值，像是自由和平等。从欧洲史来看，若没有宗教改革改变了欧洲社会的大环境，尤其是英国社会，为一个新世界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启蒙运动是很难形成的。    说到资本主义的逐利，在那些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人们在谋取私利方面更肆无忌惮。像是中国，人们为了谋利，不惜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甚至去危害人的生命。这类国家的人不只是表现为强烈的逐利，工人也缺乏认真勤恳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又不是任何国家的群体能够轻易具备的。后面讲天职时，我们会讲到这一点。真正具备资本主义精神的工人，是把职业视为天职的。这种观念的确立，不是你简单想一想就能做到的。它有一种源自宗教的精神性的动力，来把一份职业真正视为天职。一旦确立了这种职业观，不论工作多苦多累，工人都会敬业尽责。    若你是工厂老板，能招到具备这种精神气质的工人，就会很轻松地运行你的企业。但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譬如相对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意大利，工人就不具备这种职业精神。韦伯举意大利，是因这是个老牌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对职业一直以来就缺乏认真勤恳的自觉性。从经济与文化研究来看，这源自他们的文化。而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要想发展，这种工人的观念是主要障碍。这也是为什么富兰克林将勤劳视为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品质。因此，由于逐利是人的本能，存在于任何社会，存在于古代与现代，所以它并不是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原因。    我们提到资本主义时，想到的就是逐利，似乎现代人的逐利也是由它引发的。实际上人对黄金的渴望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你从历史去看，这种逐利行为贯穿人类文明史。荷兰船长为逐利敢去地狱。中国亦有句谚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些历史上的逐利，与现代资本主义相比，大都缺乏内在约束规则。当然伊斯兰世界还是不同的，我们穆斯林有我们的商业之道。韦伯可以拿伊斯兰与新教来作比较，进行他宗教与经济的研究。前面我们说过，韦伯对伊斯兰的研究是缺失的，但我们穆斯林读这本书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依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来进行这种比较。    穆斯林逐利的规则是，禁止利息，禁止赌博，禁止囤积居奇，禁止不公平的交易。真主说：“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不要以别人的财产贿赂官吏，以便你们明知故犯地借罪行而侵蚀别人的一部分财产。”（2：188）伊斯兰经济学家/法学家借此创造了“الغَرَر”[风险、欺骗性]这个概念，就是“出售不存在的物品”。此外，我们还有平均财富的天课制度。所以，仅就逐利而言，穆斯林还是有着自己的伦理的。但这种关于逐利的伦理，并不能像新教那样产生资本主义精神。我们的伦理是对经济行为的约束，并不是创造财富的精神动力。新教伦理则不然，它从教义上为创造财富提供了动力。这我们到后面再讲。在伊斯兰和新教之外的世界，逐利都缺乏内在约束规则。唯一有的一点约束力，是在兄弟、亲情这种“家庭伦理”之间。    ——译者对原文逐字逐句翻译，但英语和德语的语言表达与汉语不同，所以译出来的句子就比较难理解。这种译法是，译者不论是否吃透和理解原文的意思，都忠实地给照搬过来。虽然难以理解，只要符合原文、韦伯的语言逻辑，只要原文在意思上是通顺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译文来抓住原文的意思，虽然会有些困难。当然，最好是对韦伯的思想比较了解，这样更有助于你理解译文。我原先读的三联版，译者基本上是领会了原文的意思，然后将自己所领会的译出来，所以读起来比较轻松。但是，译者的领会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一旦翻译出来，读者就会跟着错，而没有任何挽救的可能。像这句中的“作为一种‘冒险’”，三联版就没有；很多类似难于理解的词句它都舍去了，但这样无疑就缺失了原文的意思。    所有在经济史上我们所能知道的，任何对有价值的商品进行估值的交易，以及为这种交易的获利提供机会的经济形式——克门达制，租税承包，国家担保借贷，战争、国家官吏、王公宫廷的金融，都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的冒险。所谓“冒险”，即，在任何不受伦理约束的、未理性化的商业交易中去逐利，就是在冒险。与这种经济行为并存的，是具有冒险的思想框架的个人。所谓“冒险的思想框架”，就是嘲笑任何对经济行为的伦理限制，认为营利就得不择手段，这种经商的思想观念。    在这类逐利的经济行为中，一个人，为了获利，常常，一方面冷酷无情地去逐利，一方面则又“坚定而紧密地与严格地遵守古老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不受约束的逐利，往往是在经济传统主义中进行的，而宗教，像是天主教，又是偏向经济传统主义的。随着传统解体，人彻底失去约束，不受限制的获利侵入了社会群体的核心。像是当今中国，传统崩溃，拜金主义像癌细胞一样扩散至整个社会。    综上，冒险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的冒险，并不是像历史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观念的起源。相反，不受限制的追逐利润从未获得过任何伦理的认可，它只是到了现代才被容忍。要么，它被视为伦理上无足轻重的/伦理无需去关注它；要么，它被当作令人厌恶的却又不可避免的现实来对待。    可以看出，诸社会伦理，未能解决人的逐利问题。我所说的“解决”，是从一种信仰的高度，对人在逐利问题给予影响。它不是外在的制度性的/教法的约束，而是根植于教义的一种人在逐利上的自觉。当韦伯澄清对金钱的贪欲并非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体所独有的观点之后，比这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表明，不受限制的逐利，是前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普遍的经济行为特征。这种不受限制的逐利，因为其所在社会对其给予的容忍，使其发展为一种强大的经济观念，它不但不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相反，它成为这个新世界产生的巨大障碍。     提问[B]：这里的“新情境的伦理”怎么理解？    回答：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伦理。     提问[C]：这种“被容忍”，是谁容忍它啊？    回答：是其所在社会容忍它。

    人对财富的追求，到一定程度后会成为一种习惯/习性。    德国资本家雅各布•富格尔——据称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虽已是巨富，却从未想过要退出商业领域。他说：“他就是要赚钱直到赚不动为止。”这也算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可他是位天主教徒，而且在宗教改革中资助了哈布斯堡王朝，完全是新教的反面。韦伯拿他来，是要同富兰克林做个比较。    在对财富的追求上，富格尔与富兰克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当然，这种评判是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已具备真正的认识之后才会有的，否则你不会看出他们在追求财富上有何不同。富格尔的追求财富，是不论道德的。也就是，其中并未有一种天主教伦理的东西，更不必说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上那种超越财富本身的东西了。就是说，富格尔的追求财富是不受任何宗教规范的约束的，同时也未有宗教精神的激励。所以韦伯不会在富格尔身上使用“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字眼。相反，他会在富兰克林身上用它，尽管富兰克林的财富观看似是“在人身上刮钱”。他研究各国经济和历史，却只有西欧和美国成为他关注的中心，而不是中国、印度那种“资本主义”。中国、印度那种“资本主义”，都缺乏现代精神伦理。    虽然富兰克林的财富观有着某种伦理性，但它带着功利主义的色彩。他倡导的所有美德，像是诚实、勤勉、守时、节俭，只是因为它们有着积累财富的功能。一个铁匠在清晨五点和晚上八点挥动他的铁锤，除过打铁之外，还是为了让他的债权人安心。人的诚实，是为了建立起自己在他人眼中的信用，而“信用就是金钱”。就此而言，在对财富的追求上，人只要有美德的外表就可以了。富兰克林平时也确实是从功利的角度来劝人们保持美德的。可徒有其表的美德，并不是真正的美德。而伦理/道德，若没有宗教作为它的基础，也不会是真正的伦理。在德国人看来，富兰克林这种徒有其表的美德是虚伪的。看上去也确实是这样。    仅就富兰克林的这份告诫而言，它是功利性的。可事情的真相远比一份告诫复杂。现在的问题是，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资本家究竟有没有道德，或言在他们这种资本主义里有无伦理？这显然不是一份告诫就可以判定的。判断富兰克林有没有道德，他的美德是否是徒有其表的虚伪，可以在他的一生过后，看人们对他的盖棺定论。若是认为他虚伪，那他就是虚伪的；若是认为他是正人君子，那么，他的那些美德就不会是徒有其表了——虚伪的人是不会成为正人君子的。他曾参与起草《美国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上，若列举十位伟人，相信他会是其中之一。他在自传里留有自己的真正品格，他把美德是“有用的”，追溯到上帝的启示。这时，美德就不再是外表了，它因指向宗教而成为道德，他的商业行为也从而具有了伦理性。    如此看来，一位资本家有了道德。但问题比这还要复杂，他们这类资本家为自己道德所设的最高目标——至善，是积累尽可能多的金钱，同时禁用金钱享乐。追求财富，却又拒绝财富中的享乐主义。这已不是人对财富的一种伦理的克制，而是抽离了财富的原始意义。关于这种现代精神伦理的构成，后面会讲。这样一来，财富将不能再给人带来快乐。现在的问题是，若财富被与享乐剥离，那他们追求财富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只剩下追求本身了！这颠覆了人们对财富的传统观念。这也因此会被视为是非理性的。从一种完全无意义上，颠倒了人们在财富上的一种自然状态——财富的目标/意义被从享乐上折返回来；而这种颠倒，恰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条指导原则。    当我们说到“现代性”，就会想到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家认为，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本质。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当我们听说，一个新教资本家赚钱不是为了享乐，是否觉得这有违我们的常识？觉得它是和现代社会相颠倒的，也就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当我们提说“现代社会”时，会认为资本主义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这种颠倒，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准则之一，没它就没资本主义；而现代社会又认为，这种颠倒是非理性的。这就揭示了一个问题：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    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将财富的意义给颠倒过来呢？是什么促使一个人去“从人身上赚钱”，却又拒绝享乐主义呢？这种改变事物的力量，以及人对自我的克制，只能是来自信仰者对终极实在的宗教上的敬畏，这样一种精神。富兰克林在自传中说，触动他这样做的，是他那加尔文派严父打小给他反复灌输的一条来自圣经的古训：“你看见办事股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这段话原文中“vocational calling”可译作“职业的天职”，这指向了路德以及清教神学家巴克斯特建立的新教天职观。    对一位信仰者而言，还有比这更有吸引力的召唤吗？我们换一种说法，现在，真主在看中国穆斯林，大家想一想，真主最关注其中哪些人呢？这些人无常后，到了审判日，谁会被叫到真主阙前？在审判场上，亿万生灵在烈日下屏息列队，此时真主说：某某人，来，你过来，站到我这里。这将是多大的恩宠？这难道不是生命最伟大的成功吗？    富兰克林的父亲常拿圣经的词句对他说：孩子，只要你办事殷勤，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把它做好，等你到了后世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宠，站到他近前。这，基督徒会比我们穆斯林更有感触，因为他们存在着原罪的问题，而这种罪不得救赎是不能获得永生和天园的。要是站在君王面前，这种恩宠就意味着得到了救赎。显然这是每个基督徒的终极追求目标。故而，若办事殷勤就能站在君王面前，就是获得救赎的证据了，那么，一个人愿毕生不辞辛劳地去工作，将职业视为天职。若以商业为自己的职业，而商业成功的标志就是利润，那么，任何可以盈利的技巧，也就是富兰克林在告诫中所说的那些窍门，都可以被使用，只要它们是合法的。    今天，“职业”这个词，或“天职”这个词，对我们并不陌生。我们认为人应当有个职业，这在今天没什么新奇的。可这并不是自明的道理，我们并非一直以来就有这种观念。这种观念是一种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并具有宗教伦理——今天已演化为一种“社会伦理”——的特征。这种对我们所从事的日常的社会性工作的职业天职的观念，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具有根本意义。所谓“根本意义”，就是从资本主义文化中一旦抽离去这种观念，则该文化就无法存在，也就难有现代资本主义。这个观念主要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一种责任意识；或是认为自己有责任从事一种社会性工作，并将其做好。不论是什么样的工作。譬如我们回民开一家拉面馆，如果你认为自己有义务这样做，那你就不再是开餐馆这样简单了，而是赋予了这种社会性工作一种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中职业天职的含义。也不论这种社会性工作是劳动并换取劳动所得/薪资，还是对资本的占有/资本家，这都无关紧要。    个人职业的责任观念，这种资本主义，并非只存在于现代社会。韦伯要回到前资本主义时代，去对它的产生追根溯源。虽然现在将这种责任观念追溯到了伦理格言/宗教，但这并不是说，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接受它/信奉圣经。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由宗教脱胎换骨自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了。它有着自己的规则，将依附它生存的人们编织进去。因这些规则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前提，所以违背它们将会被逐出经济舞台。又因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经济模式，是世界经济的主宰者，所以不遵守其规则的人将会失业，而国家则会衰落。当前的美中贸易战，或冷战，许多评论家谈它，可都谈不到点上，他们都缺乏一种社会学或文化史的视角。我们今天从书中读到的内容，就揭示了这种贸易战的实质。它的实质就是，中国以现有的体制、经济模式，想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圈，可它又不想遵守资本主义市场规则，所以它被资本主义世界排除出去了。或者说，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与经济传统主义之间的冲突。    现在，主导人类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对要生活在其中的人进行着选择，以及教育着/培育它所需的人员。人们若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存，就得遵守它的规则。违背规则的人将被排除在外；在这种淘汰机制下，人们为了在其中生存，不得不学会遵守规则，即所谓资本主义对人的“教育”。    当韦伯在此使用“选择”一词时，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有了“灵魂”。就像是我们说得教门圈，它也在对人们进行着“选择”。教门是真诚的，它容不下虚伪，穆纳菲盖终将会被排除出去。人们进入资本主义这种生活组织的独特类型，以及人们在职业天职的独特概念中能够被选择，亦即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能够甄别人们对它的态度，无需人去操作，那么，它们/资本主义的这些独特性必定是源自人群，而非个人，并且其观念是由人群来传承的。故而，真正需要我们去解释的，是这种观念的起源以及传承它的群体，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    韦伯在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中走向反经济决定论，使历史研究走出政治经济层面，来到文化和宗教中。用“选择”的概念来解释历史，就有点历史哲学的味道了，说明“资本主义”在韦伯的历史研究里具有重要地位。可同时我们也能很容易看出，这种历史解释是有其局限性的。所谓局限性，就是，资本主义并非真的在选择它的对象，这只是对一种经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达，你不能仅据此就来解释资本主义历史现象，还应回到以史料为依据的历史研究中。    

     第二章，谈“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韦伯运用/创造了许多术语，像是“资本主义精神”、“现代精神伦理”、“理性经济伦理”，它们在使用中是同义的。与之对应的术语则是“传统经济伦理”、“经济传统主义”。    人为了理解事物，会用一个词去捕捉它/指明实体。用于指明事物的词是抽象的/由实体抽离出来的，但能真实反映事物的特性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凡是能指明事物的词，就是概念了。它就是真主创造事物的原理，现在被你发现了。若你脑海里有一个词，但还不能真实反映事物，还处在一种想象的状态，按照康德的说法，这不是概念，只是一种个人见解。所以，我们如何能确定，我们脑海里出现的词，是作为真理的概念还是一种个人见解呢？“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是否真实反映了一些事物的特性和关系呢？这就是韦伯在该章要解决的问题。    读近代史，翻看一些历史案例——宗教改革，西方世界迅速崛起，工业革命，制造业产生，世界资本流向同一个群体，这时你脑海浮现一个词，可真实反映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韦伯在他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毕生研究中所经历的。他心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精神”，认为它可以解释由近代以来的这些历史事物构成的这种社会精神氛围。那它就是一个概念了。既然如此，是否可以给它下一个定义呢？韦伯说，一旦试图给它下定义，这项研究的某些困难就立刻显现出来了。    在你社会学的职业生涯中，终于发现一个研究对象，而只有“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可以指明它。可若想让你的研究对象配得上这词，那它必须是具体的历史案例/截取自真实的历史片段。所以它是独特的实体，是从历史实在中提取出来的一些历史片段的复合。韦伯在面对这些独特的实体时，以文化视角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概念统一体。即该概念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物，是对世界真相的揭示。韦伯从文化视角，为它拟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    一般而言，概念的构成是通过属加种差的方式，即先找到你的概念属于哪一类，再把它与该类之下的各种概念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别/清晰划界。譬如你拟了“宗教改革”这个概念，它属于“社会运动”一类，而该类之下有许多概念，譬如“文艺复兴”。这时你要把你的“宗教改革”的概念，拿来与“文艺复兴”比较，看能否对它清晰划界，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可韦伯拟定了“资本主义精神”后，发现无法给它归类。在社会学领域，在历史学领域，就没有这样一类。没有这类，也就没有其他概念可供比较、清晰划界了。    这并非是说“资本主义精神”就不成立，只要揭示的是世界真相，是对历史实在的概括，就完全可以是一个概念。没有类可归属，反而说明它独特/具有质的重要性。这时，你就不能依常规，上来就对它定义。没有类的归属，没有其他概念的比较，也是无法定义的。实际上，你这是要建立一种新类别，开创一个新领域。所以是要在平地上构建这一概念。这时，你必须把从历史实在中抽取的各种历史片段放置在一起，来揭示这些历史事物之间的关系。    故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书，并不是韦伯以“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写就的一部社会学作品，而是对“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的建构。整部书就是对“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定义。所以韦伯说，这一概念的最终形成不可能出现在这一研究的开端，必定出现在研究的结论之中。        提问：这里的“属加种差”怎么理解？是属，之后是种类？    回答：是的。这里的“属加种差”，如果用“+”就好理解了。就是，一个概念的构成，是其所属的类别，加上与这一类别之下的各种概念的划界。你的概念首先要属于一个类别，其次要与该类别之下的各种概念能清晰划界。    韦伯说，他这种观察历史的视角，并不是唯一的视角。他从文化看，从历史案例中抽离出“资本主义精神”。人们也可以从别的视角看，譬如宗教的视角、经济的视角、政治的视角。韦伯从文化视角，抽离出了历史案例的特征。其他视角也可以从这些历史案例中抽离出其他特征，并从他所在的视角上，将所抽离出的特征视为基本特征。    譬如从宗教视角，会抽离出这些历史案例的神学特征，拟一个“救赎主义”的词。——我面对这些案例时就有过这种想法。每个视角，都把自己所抽离出来的特征，视为基本特征。这里韦伯将“基本”打了双引号，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通过他的视角，抽离出这些历史案例的真正特征。所谓真正特征，就是唯一正确的本质，再没别的了。那这就是真主创造事物的真理了。人只能从某个视角，看到这真理的某一面，而无法全部拥有真理。    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韦伯的自谦。    他穷尽其研究找出的“资本主义精神”，肯定希望它是这些历史案例的基本特征——自己触碰到了真理。但他是位社会学家，没有黑格尔那种哲学家的狂傲，懂得学无止境的道理。所以他为这项研究留下了余地，说“资本主义精神”绝不必然就是基本的。实际上，各个不同的视角，在面对这些历史案例时，都是在推进人类对其基本特征的认识。其实历史概念的形成，就是一种学术的努力——各种方法论的目的，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去捕捉现实，而是把现实整理成有形的，因果性的，稳固的，具有独特性的历史概念，贡献出一种迥然不同的东西来。这实际上已超越学术本身，而走向一种宗教式的对真理的追求了。    韦伯出于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现在并不急于给“资本主义精神”一个概念性定义。即便他能够在概念的世界为其研究的对象划定一块新大陆/清晰划界，也不想现在就定义它。他现在想做的是，为“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所指向的人类活动提供一份临时的例证。所谓“临时的例证”，即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立的有力证据，而只是为了让人们涉入这一领域、了解他的研究对象举的一个例子。韦伯拿来一份经典的关乎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文献。之所以拿它，是因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已看不出宗教痕迹、资本主义自成体系后，自然流露出的一种资本论。这份文献截取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给那些愿意致富的人的必要忠告》和《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    这份现代资本家利益熏心的文献，实则暗含着一种伦理。    富兰克林认为，若别人借钱给他，就是把钱在这段时间里可产生的利息/利润给了他。他要为钱在这段时间里可产生的利润负责，认为自己有一种义务。他会寝食不安，要想法子使钱产生它应有的利润。在这种资本家眼里，1便士不是1便士，而是这1便士可产生的利润。他不仅看到了这1便士的利润，也有着使它产生这利润的能力，或言一种拼搏精神。所以，只要他手里握着金钱，他就能积累起可观的资本来。为了掌握金钱，他必须有信用/善于付钱。为了掌握金钱，他必须勤劳。为了使金钱利润最大化，除了勤劳之外，他还必须节俭。可以说，这种金钱观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穆斯林，我们该思考的是，金钱的本质是什么？真主造化它是为了什么？这在法学和教义学那里，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新教徒这里已有答案了——金钱的存在和资本的积累，涉及到宗教上的一个伟大目的。这后面会讲。    韦伯列出这样一份文献，很符合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观感。大家看过后会说，没错，这就是他们。韦伯说，好，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谈。但还是先说一句，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所有东西都包含在这份文献里了。    奥地利作家库恩伯格在他《美国文化览胜》中引用这份文献并说：“他们从牛身上刮油做蜡烛，而从人身上刮钱。”这句尖刻的话，说的恰如其分。可这说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被誉为正人君子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库恩伯格说的不只是富兰克林，还包括他对美国佬/清教—资本主义的印象。他们的商业哲学，也确实就是从人身上刮钱。韦伯引用了奥地利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作家的话，来展现人们心中对最世俗的资本家的印象。这已经无以复加了。韦伯说，这很好，但除此之外，这份文献还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一种观念——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财富的责任。这种对财富的责任意识，已具有一丝伦理的含义了——韦伯还不认为这是真的伦理。你仔细品读这份文献，它不只是一种商业智慧，还暗含着一种精神气质。    像是前面说的，一个人认为自己对1便士所可能产生的利润负有责任。这是一种恐怖的精神。若具有这种精神的群体掌握了世界大多数资本，那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伴随着责任感、信用、勤劳、节俭，他们必会使人类世界的财富成倍递增，而这正是我们在现代社会所看到的现实。若穆斯林也有这样的责任意识——当然是由伊斯兰伦理产生的，那他们也将会改变世界。譬如一位开餐馆的老板，若是他认为自己对开这餐馆负有责任/使命感，那这立马就不是开餐馆了，而成了“天职”——真主给我命定的这个职业，我一定得把它做好。这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的精神”。    新教徒不只有金钱观，还有职业观。我们以后再讲。像是美国社会，不必是所有人，只要有一部分人能把自己的职业视为天职，那这个国家立即就会强大起来。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人们都能在他的职业上表现出一种专业性和敬业精神来。政治家要为人民服务，法官只效忠于宪法，军人从不过问政治，知识分子看守正义，媒体永远监督政府。反观穆斯林世界，政治家不是政治家，军人不像军人，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像是塞西，作为军人，推翻民选政府，而埃及的长老们却又拥护这样的独裁者。再像是巴沙尔，人民反对他，他就开枪镇压，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的统治，哪怕血流成河。他们这些人，欠缺的不只是一种职业精神，还有道德和人性。最可恨的，竟然还有许多穆斯林去为他们辩护。     

六、疏离此世又腰缠万贯    德国的天主教徒极少参与现代商业，这意味着他们还是经济传统主义的。他们这种对现代商业的疏离，打破了人类社会的一项古老的经验。这项经验是，在一个社会，任何群体，一旦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就必然会将其能力全部转向商业领域，并会比其他群体在商业上表现的更强大。可这项古老的经验，并不符合德国的天主教徒。但韦伯的真正用意是，它更不符合新教徒。   这项古老的经验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可用来观察许多社会。俄国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他们作为少数群体，就在经济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法国和英国的一些少数群体，也符合这种古老的经验。而最为典型的，则是历史上的犹太人，前面已说过。这就是这项古老的经验所能适用到的一些例子。但有的群体则打破了这经验，譬如德国、荷兰和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他们在这些国家处于少数派地位，却从未像这项古老经验所认定的那样，在经济上有明显的成就。           提问[A]：是因为要一心服务于上帝吗？   提问[B]：是出世的原因？   回答：在韦伯给出上述观察后，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方面：因为他们醉心于上帝；出世的宗教观念使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未遵循这项古老的经验。我们还会联想到新教徒：他们显然是过于贪图顿亚才会有这样的商业成就。看上去似乎是这样，但事实远比这复杂的多，结果一定会出乎你们预料的。韦伯总是先列出一些例证，再推翻它们。           提问[C]：这个“古老的经验”，与犹太教徒很相似——少数群体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他们被迫向经济领域发展？   回答：对！犹太人在未被逐出巴勒斯坦前，他们在商业上也是很寻常的。后来因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且不是一时的被排除在外，而是一两千年的被排除在外，这就使得他们在商业领域表现的比任何群体都要强大。这条古老的经验，运用在犹太人身上是恰如其分的。     提问[B]：我们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少数群体，是不是就 [会在商业领域表现的很突出]？    回答：回民这个例子并不显著，他们从未像犹太人那样被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同时他们也缺乏自由的商业环境。历史上他们虽是被统治阶层，但都有某种程度的参政。在“新中国”以前，要是回民被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我想，他们也会符合这项古老的经验，在商业上会有巨大成就的。因为伊斯兰信仰，不同于天主教教义，对商业持开放态度。历史上，回民一直保持着他们在商业上的兴趣。可在今天，即便回民被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也不会有巨大的商业成就。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经济的国家，商业是不会完全对你开放的。   新教徒则完全打破了这一古老经验。   应该说，在韦伯的全球观察中，他们是人类社会第一个这样打破该经验的宗教群体。他们像是天生的商业才子。不论在哪个国家，不论是作为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不论是居于多数还是少数，他们均能表现出一种经济理性主义来。所谓“经济理性主义”，指的是一种现代商业的专业性。   与新教徒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也有着对这一经验的颠覆/以逆反的形式，就是天主教徒。同为欧洲人，甚至是同一个民族，却因信仰的不同，而在商业领域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来。当韦伯提出这一问题后，我们必然会试图寻找答案，而按照一般的方法论，必然是从历史/政治中去寻找，看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导致这样的情形？但韦伯说，外在历史中没有，我们应当去到宗教和文化中寻找答案。   在商业领域，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一个卓绝群伦，一个碌碌无为。   若对此进行表面思考，便不免会做出这样的评判：天主教徒更强烈的疏离此世，他们有着宗教上的禁欲主义精神，对物质和财货无动于衷；新教徒则更贪婪此世，他们是拜金主义的。这种观感，同德国20世纪初流行的对这两种宗教的评价是一致的。同时，两种宗教的信徒也这样来评判彼此——新教徒批天主教徒禁欲，天主教徒则反批新教徒物质主义。但在韦伯看来，他们都批错了地方。   韦伯引用当时德国一位作家对这两种宗教的描述：新教徒乐于吃得高兴，天主教徒乐于睡得安稳。我们看到，从对这两种宗教的表面思考，到20世纪德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再到两种宗教各自的认知，再到文学的刻画，似乎天主教徒真的就疏离此世，新教徒真的就物质主义。   文学对新教徒“吃好的欲望”的描写，确实反应了部分德国新教徒的面貌。可韦伯说，这反应的是“现今德国”部分新教徒的面貌。历史上的新教徒是否也这样呢？我们观察历史，发现与现在大不一样。再去看英国、荷兰和美国的清教徒，他们的典型特征是宗教禁欲式的，与享乐主义相反。且不去说历史上新教徒身份的资本家，就是现在已脱离宗教氛围的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家，像是巴菲特这些人，他们是享乐主义吗？   德国新教传统保持的不够好。法国新教至今还保持着加尔文宗原有的风貌，他们是法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担纲者之一，可他们有着严谨的生活态度，并不是享乐主义的。他们的这种严谨，正是新教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贡献的一种品质。   我们见新教徒在现代生活中保持这种宗教的严谨，见宗教对信徒生活组织的这种穿透，会说这是宗教的疏离此世。像是把天主教徒的不谙现代商业，判断为疏离此世一样。当宗教信仰者表现出一种严谨，即一种宗教伦理体现出来时，我们都会说这是某种宗教上的疏离此世。既然法国加尔文派新教徒是疏离此世的，德国北部的天主教徒——欧洲最具天主教精神的教徒——是疏离此世的，那历史上的加尔文派新教徒也应被视为疏离此世。可这里要注意，法国的加尔文派教徒与德国的天主教徒，这两个类别，与它们各自国家居于主流地位的两个宗教类别——法国天主教徒和德国路德派新教徒，是有区别的。   法国天主教徒，要么是享乐主义的，要么则敌视宗教。德国新教徒，他们更世俗主义，对宗教更淡漠。即天主教与新教在法德两国各不相同。韦伯主要指的是，加尔文派新教徒与路德派新教徒的不同。你不要见20世纪初期德国的路德派新教徒，就认为所有新教徒都是这样。真正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关联性的，是加尔文派新教徒。   韦伯对人们看待天主教与新教的观点——天主教是疏离此世的，新教是物质主义的——只略微运用一下一位社会学家的专业视角，就给全推翻了。这些观念都太模糊，太宽泛，都触不到真相。实际上人们都在谈一些例外，没有抓住实质。这对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现象毫无助益，尤其是无法用来分析历史。若人们还要用这些不严谨的概念来分析所谓商业上的卓绝群伦是物质主义，对现代商业的碌碌无为是疏离此世，那么，宗教的疏离此世与现代资本主义难道不是隐含着内在的亲和力吗？   所谓“内在的亲和力”，就是两个不同现象之间，是根植于共有的特征和清晰的历史联系。   宗教的疏离此世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亲和力，可从一种外部观察中见到，譬如许多有着最高精神形式的宗教人物都出自商业圈子。新教的一些虔信派信徒，大都有着商业背景。但人们会对这样的观察有不同看法，譬如宗教人物出自商业圈子，或许是因他本质上就具有宗教倾向，只是阴差阳错走入了商业领域。现在他们离开商业圈走向宗教，可看作是一种难以适应商业生活的过度反应。离开商业圈走向宗教的人，都视金钱为庸俗，视商业为拜金主义。若他们在观念上视商业为拜金主义，那么，就不存在宗教的疏离此世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具有亲和力这一说了。一些成功的大资本家都出身牧师家庭，像是英国殖民主义时期的塞西尔•罗德斯。他们之所以会成为大资本家，也可以解释为是，这是他们对自己家庭的宗教禁欲主义的一种反叛——商业上的成功，是对宗教的逃离。   故而，具有商业背景的宗教人物的存在，还不足以是一个证明宗教的疏离此世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具有亲和力的有力证据。于是，韦伯就拿来一个任何人都无力解释的现象：有的人，他既是纯粹的大资本家，同时过着信徒的虔诚生活；在他身上，有着商业与宗教的最强形式的虔诚结合。他们没有不适应自己的商业圈子，也不是对家庭禁欲主义的离经叛道，而就是兼具这两者于一身。而且，这不是一个人，而是历史上的一整个宗教群体/新教，都表现出这样的特征来。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商业与宗教最强结合的代表性群体，是历史上的加尔文宗。这个群体的这种商业与宗教的结合，历史学家已无法用外在的历史现象来给予解释了，它打破了历史的规范——在一个国家，无论是处于少数派地位还是主流地位，亦不论被排除在政治职业之外还是参政，都在商业上卓绝群伦。他们甚至在一个国家与一个特定阶层——我不太喜欢译者的“阶级”这个词——相联系。在法国，零售商和手工业者构成了一个新教派别——胡格诺派。韦伯称这是“修道士和工商业者”的宗教。这种商业与宗教的结合，无需社会学家去揭示，经济学家就已给出结论了：“异端”（即来自荷兰的加尔文宗）“激活了商业精神”；加尔文教徒的聚居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   尽管这样，人们仍可以将一个宗教群体的商业成功，解释为是其所在国家，譬如法国和荷兰，经济文化本身就具有商业优势。或是这些宗教群体的成员是移民，背井离乡和割断原有的文化传统，对他们造成一种强烈的影响，这促使他们向商业领域奋进。但韦伯说，商业与宗教的结合，是17世纪法国的实际情况。韦伯的立论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的。法国的实际情况是，法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财政恶化，支出高于收入。路易十四让柯尔培尔担任财政大臣，来平衡预算。柯尔培尔通过与国家资本的拥有者和工商业的主导者合作/维护他们的利益来促进国家商业的繁荣，在其任内成功消除了财政赤字。而当时国家资本的拥有者和工商业的主导者，正是胡格诺派新教徒。   那究竟是法国自身的商业优势成就了这个新教徒群体，还是该群体促成了法国商业的繁荣呢？历史的发展随即揭示了这点。法国是天主教国家，胡格诺派是宗教少数派，而且还是天主教的死敌新教，所以处境岌岌可危。法王亨利四世在位时颁布过一道法令，叫《南特敕令》，给予境内的胡格諾派宗教自由。据说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份推行宗教宽容政策的法令。路易十四在一些天主教人士的鼓动下，决定废除《南特敕令》，镇压胡格諾派。柯尔培尔坚决反对，说这些人是国家商业的重要力量，不能镇压。路易十四一看财政大臣反对，心想，那好，就等你死后吧。柯尔培尔死后，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迫害胡格諾派。结果二十万胡格諾派教徒逃亡国外，法国工商业瘫痪。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百年的时间里，也未能重建工商业。   至此，我们已见到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性。但并不是所有新教教派都对现代资本主义有着同等的影响。德国是路德宗的大本营，在乌珀塔尔并存着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但加尔文宗与路德宗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明显不同。我们将视野从乌珀塔尔扩大到整个欧洲，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真正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关联性的是加尔文宗。既然是这样，韦伯为什么还要用“新教”这个概念呢？因为路德宗在某些方面对加尔文宗有着影响，譬如在“天职”概念上。所以，还是存在着“新教伦理”这样一个跨新教派别的宗教准则的。   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不是一种简单的联系，而是宗教对生活的严密控制与商业意识的最密集发展之间的关联，即真正的宗教精神与真正的商业精神之间的结合。其结果是，在一些宗教派别中，譬如英国和北美的贵格会以及德国和荷兰的门诺派，存在着大量要“疏离此世”却又腰缠万贯的人。韦伯一直将“疏离此世”打着双引号，这是因为，据新教教义，人的救赎是在今世实现的，通过参与今世世界理性化的伟大工程来赢取救赎的确定性，所以并未有真正的疏离此世。   本书第一章，以宗教/文化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新教徒。他们占有大部分社会资本，有着相同的宗教身份。现代社会的“工作的精神”/“进步”观念，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可这种“工作的精神”，不能被解释为是为了“享受生活的乐趣”。你不能从人本主义解释它，更不能将它指向“启蒙运动”。资本主义精神，与启蒙运动那种知识与理性的进步主义无关，也与除魅的世俗化无关。相反，它完全指向宗教。历史上的老牌新教徒，与现代社会的所谓进步观念毫不相干。相反，他们会敌视这些所谓的进步观念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西方崛起的一项核心要素，可它不是来自世俗化，也不是进步主义。记住这点很重要。当有穆斯林说，伊斯兰要世俗化和宗教改革时，说明他们并不具备历史知识。你只有耐着性子和他们讲常识。可要是他们不读书，或读不懂书，这种对话就没有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坐下来认真读书的原因。   搞研究的人，要想在老牌新教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寻找内在亲和关系，一定不要以进步主义和世俗化的眼光，去看这一新教精神有多少物质主义成分，有多么的人本主义。即认为，只有新教远离宗教的本质，才会与现代资本主义亲和。韦伯说，要想找它们之间的关联，就去纯粹宗教的特性中。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就包含在未世俗化的宗教中。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英国人，最重要的三个面向是虔诚、贸易和自由。韦伯引用孟德斯鸠这句话，是想说明，英国的贸易优势，乃至其自由的政治制度，源于他们宗教的虔诚。当然，清教中也有奥立佛·克伦威尔这样的独裁者，但英国最终还是走向了自由。   韦伯以“宗教归属和社会分层”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性后，你脑海里已对该问题有个模糊的轮廓了。每个历史案例/问题，都存在着难以穷尽的分歧，无法列出这所有的分歧来逐一探讨，只有把任务设定为，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历史案例清晰化。要使得这些历史案例清晰化，最终找出真相，首先要放弃现在的参照平面。人本主义、进步主义、进化论、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这些个观念，要全部丢掉。去到基督教史中，观察那些不同形式的宗教思想，将其中最独特的品质找出，来呼应本书的命题。在出发前，先要对那些要进行历史解释的现象的特殊性进行讨论，然后再在本书的研究的框架内，给出这种历史解释的意义。   

   五、宗教与资本占有    本书第一章，讲的是不同宗教群体“工作精神”的不同。   韦伯从宗教/文化视角观察经济，发觉资本和技术大都掌握在新教徒手中。拥有资本和技术的新教徒，与其他宗教群体，譬如天主教徒，因社会经济财富状况的差距而出现社会分层/阶层。——“阶层”在韦伯的社会学里，指的是拥有共同生活水平表现的一群人。因为人会追求身份归属，像是回民去到任何地方都要去寺里/坊上，这就使得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   在马来社会，马来人和华人的经济财富状况也有差距。资本和技术可能更多地掌握在华人手中。但这是不是韦伯所说的“工作精神”导致的差异呢？你可以说华人有一种“工作精神”，但与韦伯所说的新教徒的“工作精神”是两回事。若华人真的有一种“工作精神”，从宗教归属来看，那它应是佛教——由“俗家弟子”构成的宗教群体——的一种“投机资本主义”精神。——踏进佛堂去膜拜，希望能发财；或是供奉“财神”。   但马来人的经济表现却像天主教徒，是经济传统主义的。若考虑到他们的纳格什班蒂耶的文化背景，就与天主教徒更相似了——一种出世的宗教精神。还有，天主教徒主张善工的救赎理论与穆斯林进天堂的“条件”也是相似的，他们都没有新教徒那种对救赎的绝望和不确定性。所以在马来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下，不只是华人，任何非马来群体，都有机会去掌握社会的大部分资本和技术。   在对资本的占有上，韦伯通过统计数据发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差距，不只是存在于存在着宗教群体差别的地区，即便是这一地区有着民族差别和历史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这种宗教群体占据资本的差距也同样明显。也就是说，宗教群体之间对资本占有的差距，已经明显到可以超越民族和历史差别了。   譬如在有着民族差别和历史发展差别的中国社会，回民与汉民对资本的占有，以及西部与东部的历史发展差别，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可是，若将资本主义精神投入这一地区，这些差别导致的资本占有情况都将会改变。也就是一种宗教精神在对资本的占有上所导致的差距，会比任何其他形式所导致的差距都要大。那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在东欧北部地区，德意志人主要是新教徒，波兰人主要是天主教徒，两者之间因宗教的差别对该地区资本的占有就超越了民族和历史。不止如此，任何地方，一旦进行了资本主义化/群众改信新教，对资本占有的差别就会立即变得明显。而时间越久，社会分层也愈明显。   但新教徒在欧洲社会占据多的资本的这个问题，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新教徒，也可能是历史因素造成的。譬如这些新教化的地区，刚好占有丰富的资源，像是旧德意志帝国；或是历史上经济就比较发达，像是英国。这样一来，似乎不是宗教决定了经济，而倒像是经济决定了宗教。这很接近马克思的观点。拥有资本后就可以给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接受了优质教育的子女反过来可以在商业上更成功，去占据更多的资本。按照这样的逻辑，是资本导致了资本的扩张，而不是宗教。   财富的家庭代际转移，确实在对一个社会阶层对资本的占有起着作用。但如何解释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强烈地倾向于对天主教会进行革命呢？展开宗教改革的地图，所有要革天主教教会命的，都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经济好的地区要对天主教进行改革？韦伯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倾向宗教改革和新教徒占有绝大多数资本是一回事。也就是，凡是进行宗教改革的都是新教徒，凡是新教徒都占据着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本。   经济传统主义是与宗教传统挂钩的。持保守经济观念的人，同时也是支持罗马天主教会的人。那脱离经济传统主义也就脱离宗教传统，就会走向世俗化，就会反教会。按照这样的逻辑，当年主张宗教改革的人都应该是反宗教的世俗派。换言之，就是无法再忍受宗教的压迫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首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要革教会命，可这些地区经济为什么最发达呢？是因为人们脱离了经济传统主义。所谓经济传统主义，就是，如铁匠的儿子继承铁匠的衣钵，代际相传，不去打破这种经济模式，不会把家族行业搞成股份公司，安于经济现状。这种保守的经济观念与宗教有一定关系，因为出世的宗教观念会使人倾向于维持现状。那，是什么打破了这种观念呢？还是宗教！新的宗教观念使人们脱离了经济传统主义。至于新的宗教观念为什么能使人们脱离经济传统主义，后面再讲。   对经济传统主义的脱离，会增强人们对传统权威/教会的反抗。但这种反抗并不是经济造成的，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无法再忍受教会的支配，就要起来反抗。甚至也不是因为人们无法再忍受教会的支配要起来反抗宗教压迫。这颠覆了许多人对宗教改革的观点。当时的宗教改革确实是祛除了天主教教会对人们生活的支配，但取而代之的是新教的支配，而这种新的支配甚至比天主教教会还要严格。   韦伯打趣说，天主教教会的支配，相比新教而言，实际上是“轻松愉快”的。新教的支配是一种对信徒生活的全面组织，穿透了所有私人的和公共的领域。所以，宗教改革的原因并不是因宗教压迫。再去看清教治下的英国历史，宗教的严苛远超天主教教会。此外，宗教改革的目标也不是要世俗化。   为了进一步论证宗教改革与宗教压迫无关，韦伯说，天主教控制下的社会有句谚语，说的是“异教徒必惩，但罪人从宽”。这种观念在中世纪被人们普遍接受，甚至在现代社会也可以被人们接受。这说明，天主教教会在中世纪对人们生活的支配，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无法忍受。哪怕是在现代社会，人们仍然可以接受。但相比而言，新教——加尔文宗对人们生活的支配，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但就是这样一种严苛的支配，人们/信徒仍然抱怨宗教和教会对生活施加的支配太少。韦伯特别指出，上述观念都是存在于经济发达的地区。似乎是经济越发达宗教愈保守。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应是教育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韦伯说，像这种富裕的中产阶级，在新教，尤其是加尔文宗的信仰传播之前，很少去服从这样的宗教暴政。若没有新教，而推行这种宗教暴政的是天主教教会，那么，这样的中产阶级可能会造反的。但是在新教社会，他们完全接受了，并去捍卫这种暴政。从历史看过去，这是欧洲宗教史上“最后的英雄主义”。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历史现象呢？显然是宗教的冲动，以及一种新思想的深入人心。但无论如何，这颠覆了许多人对宗教改革的认识。   新教徒对资本的占有，是因财富的代际转移吗？   先不论韦伯的观察，一个家族将资产成功转移到下一代，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这种挑战的难度，可能超过他凭空积累资本。一个大资本家，能够把自己的遗产成功地、隔着几代人、几百年往下保持，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难以见到。所以新教徒占有资本的原因，决不会是因财富的代际转移。    提问：你对犹太人有什么看法？因为犹太人在传承[财富]方面是比较成体系的/成熟的。   回答：从宗教和民族视角来看，犹太人/犹太教徒占据着比一般族群相对更多的资本。也就是说犹太人在商业上很成功。可他们为什么很成功呢？他们的成功和新教徒完全不同。犹太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是因宗教信仰的原因。他们的成功，在于他们的历史。韦伯也曾对此做过研究。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就成了流民。到巴比伦，不是巴比伦人。到欧洲，哪怕是到了近代，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虽然生根那么多年，也并不被认为是德国人。他们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就把精力用于商业，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并不见得是他们喜欢商业，而是没得选择。所以，犹太人的商业成功，是历史造成的。这与新教不同。   实际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包含着对当时经济学家桑巴特的一种经济史观的反驳，桑氏曾著有《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提出犹太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担纲者的观点。韦伯驳斥了这种观点，并依据大量历史材料来证实，犹太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投机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无关。      提问：新教徒为什么要改革？是不是把这个先讲一下，这样一来，大家听起来可能就不会这样费力，……先大概地讲一下，新教是怎样产生的？是不是苛捐杂税方面太重了，所以这些有钱人、占有资源的资本家们不同意，商议后，就决定推翻教皇？这些你给讲一下，让大家[对历史]有个清楚的轮廓。   回答：关于宗教改革，前面已说过。宗教改革的原因，对于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两三句话很难讲清楚。我这样说吧——   譬如，中国穆斯林，多年以后阿语版的古兰消失了，——阿语也消失了，大家只能看汉译本。我们这样生活了几个世纪，也形成了自己的“教会”/宗教协会，并根据汉译本制定出了本土化的信条。譬如教会的领袖有了赦免权，成了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这时世界大变，有位伊斯兰世界的学者来到中国，带来一本阿语版的古兰。有位阿訇就刻苦钻研阿语学习这个版本，他发觉，汉译本和基于此制定的信条有问题！并不是教会对人们的生活支配的太多，存在着宗教压迫；而是他们那套基于政治工具的信仰是假的。该怎么办呢？他[这位阿訇]就要搞改革了，要推翻它的统治，复兴真正的、建立在阿文[古兰]基础上的教门。   这就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起因。当时马丁•路德翻阅的是拉丁文《圣经》；而拉丁文版《圣经》是根据欧洲的实际情况——拉丁文当时是文化和学术语言，一种基督教欧洲本土化的结果。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就是建立在拉丁文版《圣经》基础之上的。他就是根据这样的译本，来制定教义和信纲。经历了几个世纪后，似乎已成为事实了，大家也不去质疑，都跟着走。但我们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它是无法完全展示启示录经典的。启示录经典以一种语言降示，就像是把信息刻在一块选定的石头上一样，是无法复制的。何况还存在着政治动机的编译。这样问题就来了，譬如原罪的问题，怎样救赎呢？后来我们知道，教会拥有了救赎特权。   可16世纪问题爆发了。为什么是16世纪呢？[因为] 穆罕默德二世——奥斯曼帝国君主——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分为两大区块：一个是拉丁语教区，一个是希腊语教区。这两种宗教语境，就类似伊斯兰世界的汉语和波斯语两种伊斯兰文化语境一样。大家品评一下，汉语和波斯语，哪个更具权威性呢？汉语世界的教门仰望中亚，是中国伊斯兰的一种历史事实。我们不去谈这个问题。在基督教欧化/西方化之后，罗马帝国的分裂，将其也分裂为希腊语与拉丁语教区，以亚欧板块交界处为界。君士坦丁堡失守后，许多神职人员觉得圣城不复存在，就携带经书逃往欧洲腹地，其中就有希腊语版《圣经》。路德得到这种版本后，就将其译为德文。在译介过程中，他发现救赎问题并不是教会所说的那样；教会可能根本没资格对人进行救赎。这样问题就大了。这不是拿千百万信众开玩笑吗？于是就写了他那份著名的信纲，贴在教堂大门上，从而拉开宗教改革的大幕。大抵是这样。   这场运动是追求宗教的原根，而不是反宗教。在这种事关信仰的重大问题上，一个人起来振臂一呼、一场演讲就可能造成一个脱离罗马教会的派系产生。随后形成了新教，有路德宗、加尔文宗，还有各种兄弟会。教皇的统治，一夜间土崩瓦解。教会的分裂，立即引发了政治的分裂，于是整个欧洲从教会的大一统，走向无数个近代民族国家。    提问：当时是不是存在容易接受新教思想的人群？人们是不是在等待这样一种思想的出现？要不然也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快。   回答：任何宗教变革都要有教门基础，没有教门也就不会有变革。没有教门，教派斗争都没有。东北一些教门薄弱的地方有教派斗争吗？教门都快没了，还争什么呢？它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当时的欧洲社会，人们还是比较虔诚的，把信仰看得很重。若不看重信仰，譬如是在今天一个很世俗化的国度，出马丁·路德、加尔文也没用。振臂一呼，也不会呼起什么人来。   韦伯举了个例子，来证明新教徒的占有资本并不是因财富的代际转移。譬如在德国和匈牙利，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会给自己子女选择完全不同的教育和课程。新教徒家庭的孩子，学习成绩更优异。这并不是他们的孩子聪慧，而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相比之下，天主教徒家庭的孩子缺乏这样的心态。但这份数据并不能完全解释问题，因为有钱人家的孩子，自然就会接受更优质的教育。   但韦伯又给出一份数据，说，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并进入大学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子女，他们选择的课程有很大差别。天主教徒家庭的子女更偏好于哲学和历史，而新教徒家庭的女子则偏向技术和商业。财富的转移，并不能解释这种在完全相同条件下的选择的差异。    提问：老师，可以用台布列厄的情况来比较吗？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大学里选择专业时会偏向于宗教学。   回答：这需要一份可靠的数据来证明，若能得到证实，那么台布列厄家庭的孩子是与天主教家庭的孩子很相似的。中国是个家长制社会，孩子大学专业的选择，可能更多地取决于父母的要求。韦伯这里的例子说的是，天主教徒家庭的孩子，在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时，也会偏向某些学科。这说明什么？一种传统观念已深入血脉了！   若以上两份数据还不能完全说明天主教家庭子女和新教徒家庭子女在职业选择上的差异，那第三份数据就基本上可以定音了。那就是两者家庭的子女在现代大工业企业的熟练工人中的比例。工厂要在手工业中招募熟练工，但只有新教徒家庭背景的手工业者原意进入工厂，获得高级技工和经理的职位；而天主教徒背景的手工业者，则愿意留在他们的老本行中。也就是，天主教徒更倾向于经济传统主义。韦伯说，这是“一种习得的内在品质”。就是一种文化/观念，在家庭宗教氛围的熏染下，已成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深入人的血脉了。  

四、从文化史看    在韦伯提出他的论题之前，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都将现代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形式。既然是纯粹的经济形式，就不会有别的内容，譬如精神、文化和宗教，经济的就只会是经济的。但韦伯决定要将一种价值引进来进行这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战，并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待这种价值。他要打破现代资本主义是纯经济形式这种普遍的学术观点。   在一位文化史学家眼里，任何文化的核心问题都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活动本身。即便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也是这样。因为资本主义在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投机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或者是以战争、政治和行政管理所提供的获利机会为取向的资本主义。所以普遍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题绝不会是资本主义活动本身。不同文化/文明，都有一种精神性的力量作为其文化史的核心问题并对经济起着作用。   当然这种作用并非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可能是一种反作用，譬如诸文化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传统主义观念对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阻力。但这至少说明，非经济的力量可以对经济产生作用。   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看现代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式的背后必定关涉中产阶级的工业资本主义及其理性的自由劳动组织的起源。现代资本主义的存在，必然首先是对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这种非经济的社会变革。是什么力量促发了对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呢？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在西方，就是因为西方文明率先出现了“中产阶级”。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种独特性。是什么造就了西方中产阶级及其独特性呢？造就西方中产阶级及其独特性的力量，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原因。   我们在西方文化里来找寻这种原因。   现代资本主义一直受到技术上的支持，没有数学的在先发展，就不可能有精确的核算，而数学又依赖于西方科学。所以据此推理，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源似乎是西方科学了。   实际上，在西方，科学与资本主义实现了一种良性互动：科学为经济提供技术，经济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虽然如此，但不能用这些经济意义上的机会的可资利用性来解释西方科学的起源。鲜有大科学家是为了经济利益从事科学研究的。毋宁说是为了对其学术事业的信仰。当然，技术发展出来后，会被应用于社会而产生经济利益。   但科学技术并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譬如，印度是数字的发源地，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簿记系统来。阿拉伯完善并推广了印度数字，但也未能发展出来。   谈到这里我们发现，西方社会一直有着激励科学的独特品质。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品质？这种独特品质是来自西方社会结构中的哪一方面呢？因为，显然并不是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具有这种品质。在宗教改革之前的西方基督教社会，罗马教会与科学总是对立的。也就是，这种品质显然是来自宗教改革后社会中的某些新兴的团体。   法律和行政管理无疑很重要，因为资本主义不只是需要组织自由劳动力和计算，还需要一种可信赖的法律和依照规章制度办事的行政机构。但在没有法治的国家也可以有资本主义，当然是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还是可以在这种不民主的政治环境里存在的。可现代资本主义若没有理性的法律和行政的社会环境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强烈依赖于一个法治国家。   但也只有西方，才会有这种完善的法律和行政来为现代资本主义提供支持。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西方这种法律和行政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当然，资本主义的财富也为培养训练有素的法学家和行政人员提供了支持，譬如资本家对大学教育的资助。但是，西方的法律和行政并非起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资助。经济利益不可能创造出法律来。它可能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问题是，为何资本未能在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产生它在西方的那种影响呢？或进一步来问，为何这些国家的科学、艺术、政治、经济发展没有步入西方所特有的那种理性化轨道？   人们或许开始将问题的答案转向西方的“理性主义”了。   在一百年前韦伯的时代，人们是广泛使用“理性主义”这个词的。但在韦伯看来，不见得用得准确。他要澄清概念，将“理性主义”相对化。譬如基督教通过祈祷和默想来感受上帝的“神秘冥思”，韦伯就将这视作是一种理性化。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套感受上帝的行为类型很专业。如何祈祷，如何默想，是有一套专业的方法的。所以它达到了在它这一领域的理性化。我们穆斯林的礼拜也是这样，“鞠躬、口头、末坐定，大成、立站、念真经”——我幼年时师傅教的礼拜口诀，能把这些步骤做好，我们也可以说礼拜达到了“理性化”。   不仅如此，茶也能喝的很“理性化”。   但是，韦伯说，宗教这些领域的理性化，如果你是站在别的生活领域的视角看，就会觉得这是“非理性”的。他说，从一个视角看可能明显是“理性的”事物，换另外一种视角看可能就是“非理性的”。不信主的人，见信主的人做礼拜，必然会觉得他不理性。但反过来，信主的人，见不信主的人不来拜主，浑浑噩噩地不知所以然地活着，也可以说他不理性。对此韦伯申明了他的观点：人们可以从各种有利的观点和目的以及终极取向来对这每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的“理性化”。——任何领域都可以达到理性化。   这就使得“理性主义”相对化了。   理性化可以存在于各种生活领域，存在于各种文化生活圈。在科学的领域有，在宗教的领域也有。我们可以从文化史的视角，观察不同领域的理性化之间的差异。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确认人们生活的哪些领域被理性化了，以及是如何走向理性化的。也就是这一领域理性化的起源。谈到这里，就又回到西方的独特性上了——宗教领域的理性化也是它独有的特征。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这种特征的根源。   经济必然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历史现象的每一种解释都要考量经济因素。但也要反过来看：经济的理性化，不仅要依赖于技术的理性化和法律的理性化的在先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先有一种使它理性化的观念。人们必须从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有一种采取行动的倾向/性向。如果人们从观念上抵制资本主义，那么它势必就无法发展，更不可能达到理性化。在历史上，宗教伦理一直对人的生活观念产生着影响，形塑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韦伯提到了他的论文，也就是本书。至此，韦伯已为“新教伦理”的提出，做了充分的理论铺垫。   在韦伯德文版的三卷本《宗教社会学》论集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教派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篇论文，被置于论集开始部分。这两篇论文，主要论述的是宗教观念对一种新的经济思想的产生所起到的作用，或言对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影响。韦伯要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联性。   “‘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系列论文”，是指韦伯随后要开展的《中国宗教》、《印度宗教》等研究。韦伯要把几个世界性宗教拿来，研究它们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所在社会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一个文明中宗教对社会的影响。韦伯要看在别的文明里，宗教的发展/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和宗教与社会阶层的关系，然后将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拿来同其在西方的发展进行比较。通过探讨宗教在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与西方社会的历史，看宗教在西方社会有何不同。   宗教必然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都有着伦理性，包括经济伦理，但现在问题是，它在西方是否产生了在非西方世界不同的影响，这种不同就是西方所独有的了。然后把这个特征提取出来，从因果上解释宗教在西方对经济伦理所产生的特别作用，即在非西方社会没有出现过的作用。   但韦伯并不是要进行宗教比较研究。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就必须吃透每一个要研究的宗教对象。不全面了解一个宗教，如何进行研究呢？但韦伯并不是要搞宗教比较研究。他真正要研究的，是宗教在西方社会对经济的影响。但如果他只是单独在西方社会来论述宗教与经济的问题，这种论述就有可能不真切，也就是这种所谓的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不真实的。你必须证明，宗教在西方确实对经济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那如何能证明呢？就是把宗教在非西方社会对经济的影响拿来，同它在西方的影响相比较。所以基于这个目的，韦伯是对照宗教在西方的路径，来看它在同一路径上在非西方的发展/发展理路相对照。这就不是宗教比较研究了，而是借助非西方宗教的历史来考察西方宗教对经济的影响。   所以，韦伯指出不要夸大这种对非西方诸文明宗教研究的重要性。研究这些文明和宗教的学家，不会发现韦伯会对他们的专业领域在挖掘历史材料方面有新的贡献。韦伯只希望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能帮助认定他在研究中所触及的一些要点没有客观上的错误。若一个研究者只能借助于译介过来的材料，而无法直接用其语言阅读第一手文献，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来谦虚的看待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作为一位文化史研究的大家，他很清楚，这些译介来的材料，其作为历史研究的成果，可能还不完善，所以对引用它们感到担忧。   这些研究价值几何，在这一领域的专家最有发言权。可不论如何，这种研究应当被理解，因为他的目标是找寻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源。迄今为止，这样的目标，以及这种宗教与经济的研究视角，在韦伯之前还不曾有过。若不能对西方的宗教与经济同非西方的宗教与经济进行更深入的比较，以及在一切科学研究都将被更替的命运上，韦伯说，他的研究很快会“过时”、被新研究所更替。尽管如此，韦伯还是担心进行这样的跨学科比较研究会越俎代庖。   同时他对其所在时代的学术风潮进行了猛烈批判——现在的学术风气力图使我们相信，真正从事专业研究的专家已经无用了，或是认为，可以为迎合大众像预言家那样搞研究。这是今日各学术领域业余爱好者的风尚。许多学术领域都得益于业余爱好者，他们对学术给与关注，有时也会有独到的见解。可如果我们都是以这种半吊子作风来搞研究，使这种作风成为研究的准则，那将是科学的终结。想猎奇的人，可以去电影院，影视文学会对这类研究的主题有声情并茂的展示。只有冷静和客观的经验研究，才能远离这种半吊子心态。   既然是学术研究，那这部书就不是新教的宣传材料。想听布道者可以去教堂。还有文化优劣的问题——韦伯是不会对文化进行优劣评判的，读者不要从这部书得出西方文明优于非西方文明的结论。韦伯穷其一生，在学术的旷野里，猛然见到造物主布设的人类历史途径，在远处若隐若现。我能相见到他窥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性时的激动之状。但韦伯克制了他自己，他只是注视着那条天路，一言不发。他不能将对它的全部思想都写在这部书里，尤其是他的冲动和喜悦。他必须冷静下来，故作镇定地向读者讲述。必定他不是先知。若是他毫无保留地讲述他的见闻，那只是在掩饰他与自然之美的距离和自己在对它精神感知上的匮乏。   要研究亚洲宗教，就得先阅读民族志。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可韦伯主要是论证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所以，他并没有去掌握其所在时代的最先进的民族志研究，没有像历史学家那样去考证这些历史文献所记录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是因为精力有限，——研究不因精力而取巧，主要是他基于自己研究的目的，只想看看在东方社会宗教/文化担纲者对人的生活所发挥的影响。当然，充分地阅读民族志，才能更好地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还是承认，他的研究是有缺陷的，希望能以他的宗教社会学的专业性来弥缝补苴，并希望民族志学者对此给与批评。   韦伯也担心，他对西方独特性的揭示会引发种族主义者的联想。若一再发现西方在一些领域的理性化，而且是唯有西方实现了这些领域的理性化东方是没有的，甚至是在互不关联的领域，如宗教、经济和法律，也都关联在一起理性化了，那就不免会让人从当今流行的人类学联想到遗传问题，认为种族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偏向生物遗传的。一百年前，正是进化论大行其道、德国日耳曼人主义高涨的年代，但韦伯逆时代潮流而行，否定了这种观点。   他说，社会学和史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人在面对命运和环境时的反应，解释历史。只有当种族神经学和种族心理学，能替代社会学和史学的这一任务，能真正把握人类历史的脉络了，那它们才真正超越了它们在目前的初始阶段，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了；到那时，或许它们能够对此处研究的问题，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但现在还差得远。若是贸然使用遗传因素来解释问题，就是过早地放弃了社会学和史学所能达到的认识，而拱手将问题交予那些我们并不真的了解的因素了。   我们看到，韦伯的批判还是有所保留的。这主要是因为，在种族优越论和进化论大行其道的年代，他还是有点担心，这些新兴学科的发展会在最后颠覆他。可现在看来，过了一百年，许多新兴学科成了昨日黄花，而韦伯的研究却仍熠熠生辉。    

三、经济的理性化    西方在许多领域都达到了韦伯所说的理性化。可最能决定我们现代生活之命运的，是它的资本主义。   何为“资本主义”？   韦伯为了进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对“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做了区分。这样一来，他就在一百年前那场学术论辩中，将许多“资本主义”的观点都排除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之外。   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中国人通常说的那种，尤其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的不同。依照中国人的理解，资本主义指的是私有制（资本和生产工具为私人控制，不为国家所控制）下的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但韦伯说，“获取的驱动力”（人追求收益的本能）和逐利的经济行为并不是资本主义，与它毫不相干。若说逐利就是资本主义，那么，侍者、医生、车夫、艺人、妓女、贪官、士兵、盗贼、十字军战士、赌徒以及乞丐的行为，就都是资本主义了；而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凡是人能够逐利的地方，也就都存在着资本主义了。   以“逐利”来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学术上的不成熟，这在文化史方法论/文化史研究上还处在最初级阶段，研究者当摒弃这种幼稚思维。不仅不能以“逐利”来定义资本主义，更不能将其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将“精神”视为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事物产生的因果性力量，这完全站在了历史唯物论的反面。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与韦伯从文化史上对资本主义研究的结论相反，他说，资本主义不仅不是来自经济利益的驱使，相反，它恰恰是对人的获利的冲动这种非理性行为的控制，至少也是用理性去缓解它。   诚然，资本主义也牟利。我们见到，资本主义企业在持续地追求着利润。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所决定的，没了利润，就得被淘汰出局，成为失败者。但是，韦伯说，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上追求的并不是利润，而是“获利性”。所谓“获利性”，就是人赢利的能力。譬如美国投资家巴菲特，他现在还有什么理由“逐利”呢？可他依然在商界不知疲倦地驰骋着。他所追求的，就是韦伯所说的一种“获利性”。他要让自己保持这种能力。至于资本家为何要保持自己的这种能力，则要回到历史中去了，这已触及到资本主义的宗教层面，我们到后面再讲。   我们可以给资本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通过一种契约雇佣关系/法律关系/劳动服务与报酬交换，对利润的预期。据此定义，这是一种和平的经济行为。这里的“和平”，指向了人的自由/人权，这就关联到政治制度上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   当然，有些采取这种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经济行为，是通过政治暴力强迫劳动来获利的，像是通过从帝国主义国家政府获得权力在殖民地开办的东印度公司，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暴力的政治的资本主义”。但这与和平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不应相提并论。   资本主义要理性地/和平地追求利润，就得进行资本核算。这意味着，这会创造出一种以货币形式来进行资本核算的专业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推翻了长久以来中世纪欧洲重商主义所秉持的“世界财富是固定”的观念——一方有所得，其他方必有所失的零和游戏，而以有限的资本为人类创造出更多财富来。   不强迫劳动力，和平地追求利润，这推动了经济的理性化——必须以更行之有效/系统的方式来运行经济。这样企业就被进行了数据化认知——将经营状况制成一张资产负债表，使得经济的运行变得可控/可见。   表上分列出资产与负债及股东权益，即收支两大区块。企业在每个商业周期结束时——持续运行的企业则是定期的，进行资本核算。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得做到，负债表上的价值/负债及股东权益，要始终超过企业资本的价值，也就是始终处于赢利的状态。否则就会倒闭。在将经营状况报表化中，资本被全部进行了货币化计算。譬如厂房，机器，现金储备、原料以及半成品或成品，包括货物和一次的交易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全部换算成货币价值，然后来与债务/支出相抵消。这种经济行为中最重要的，就是以货币形式来进行资本核算——将资本货币化计算。   像是克门达这种形式，就会在交易前先对货物价值进行估算，制成初始负债表。等交易完成后，交易双方再依据该负债表，对收益或是损失进行分配。若是没有这种初始负债表，克门达式的交易就无法完成，也就无法实现跨洋贸易。当然，这种初始负债表对货物价值的货币估算并不精确，可它是完成克门达这种远洋贸易的一种契约和数据保障。直到今天，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在有些并不需要精确核算的领域，还在采取这种估算价值的方法。但这些对资本主义而言，不过是最起码的做法/获利活动的合理性程度，并不是构成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   ——克门达是中世纪人们进行海运业务时参加的一种贸易联盟，韦伯在《社会经济通史》里介绍过它。具体形式是，商品的生产者/投资商，将商品交给船主用海船运送到国外出售。海运的支出由双方按商定的份额分摊，而风险则由船主承担。这就牵扯到许多问题：商品的生产者/投资商不参与运输，更不去到市场上出售商品；船主负责运输商品并出售，却不是商品的拥有者。因此，为了实现交易，先对商品进行估值，并对运输和出售的细节进行记录。商品从上船那一刻，船主就要记录所发生的事，包括自然灾害、海盗劫掠、物价和每一次商品的出售情况，待销售完毕船主回来后，双方依据这些记录来均分利润或分摊债务。阿拉伯商人也有过类似的贸易形式，譬如当时对中国的远洋贸易，运输时间长、风险大，为了完成贸易，投资商负责出资，船主负责运输，事后投资商分给船主四分之一的利润。   资本主义从以货币来进行核算的意义上来讲，就是在交易中在所估算的货币支出与所估算的货币收入之间进行比较。不论这种比较是原始的估值，还是先进的资产负债表核算，都已接近资本主义概念。   若按照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定义，那么，从经济文化史看过去，世界各地都已存在过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地区和中世纪欧洲都有，就像是在现代社会这样。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类型商业，既有短期冒险性的，也有持久经营的。当然，它们还不具备今天资本主义企业的持久性/专业化的经营特征，只是孤立的经济行为，可后来通过对自己经济行为的有效组织/内在凝聚力，还是可以达到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类型化的。   虽然这种古已有之的经济观念和企业已从概念上接近现代资本主义了，可它们还普遍缺乏一种韦伯所说的“精神”——在经济领域的一种社会精神氛围，更不是这“精神”的起源。而缺失了这种精神的资本主义，虽然形式上是有了，可还算不上是现代资本主义。譬如现如今中国企业都已是这种形式上的资本主义，可它们与韦伯所说的完全是两码事。   虽然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可西方在社会上所赋予它的重要性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在中国历史上，商人没地位。在阿拉伯世界，经济行为也从未推动过社会变革。可商人和经济行为，在西方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不管怎样，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表现出一种投机性来。资本的拥有者，抓住各种机会牟取利润，譬如给战争和海盗放贷，为殖民主义提供资金，在殖民地运用自己的资本成为种植园主来强迫奴隶劳动——作为投机者的资本家们，抓住各种机会赚钱。在他们的经济行为中，没有伦理和道德。   世界上到处都有投机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地攫取财富，具有暴力和强制的特征。亦即他们会不择手段地动用所能动用的一切来为自己牟利。——他们更接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但他们的经济行为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若是让这样的投机资本家通过组织自由劳动力来进行和平的经济活动，他们是不会赚到钱的。这样的投机资本主义，更不可能推动现代社会的建立。   不只是在过去，现代西方国家也依然存在着这种非理性的投机资本主义者。譬如军火商，为武器的销售，不惜制造战争。华尔街的一些资本家，在债券市场，从事赌博性质的保险业务，赌某一基金的涨跌。这些都是非理性和投机性的。这样的“资本主义”，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一直存在着。   可西方还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这种类型在其他地方不曾有过，与投机资本主义并存着。它的特征是，组织自由劳动力进行经济活动。也就是理性的和非暴力的经济行为。   这种对劳动力的组织，也存在于投机性资本主义中。譬如奴隶主在种植园和古代奴隶工场中对不自由的劳动力的组织，以及在封建贵族的采邑的庄园家庭工业中的组织生产活动。可他们普遍缺乏对自由劳动力的组织，也不懂得该如何雇佣自由劳动力。   世界各地都存在着按日计酬的雇佣临时工的做法，可这种做法并未能发展出组织自由劳动力的和平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制造业，也没有因此产生对某一行业的手工业学徒组织。制造业和手工业学徒的出现，是经济理性化/资本主义的独家创造。若没有制造业的出现，超市里就不会摆满低廉价格的商品。传统的经济理念/投机性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让七十亿人在这颗星球上生存下来。在最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因此增长了五十倍。这难道不是真主养育世界的方法吗？   经济理性化的显著标志，就是非政治暴力和非投机性，有着专业的对工业的组织，有着和平的市场取向。但这些还不是经济理性化的主要的标志。还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家庭与工厂分离/公产与私产分开，一是专业的簿记/详尽的记账系统。   若说住家与店铺/工作场所的分离，东方世界也有，譬如穆斯林世界的巴扎和中国的作坊。但这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分离。相较现代企业的独立性，东方世界传统商业的这种形式上的原始的公私分离，只是生活场所与工作场所的分开，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公产与私产在法律上的分离。东方世界传统商业的这种分离，也未能创造出现代的“股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来。没有公产与私产在法律上的分离，也就没有现代西方财务会计这种记账系统/理性的簿记。它们无非是私人庄宅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公司”。而没有公产与私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事业上的成就，也无法规避这种大型经济生产活动的风险。   譬如股份公司，人们投入股份来组建，由董事会来负责运营。成为一种权利义务主体/法人。若公司亏损，股东有义务偿还债务，但所偿还金额不超出股东所持有的股本的价值。譬如我持有公司一百万的股本，我则有亿万资产。若公司亏本，我只多偿还一百万，此外再没有偿还义务了，即所谓“有限责任”。所以公司会破产，但个人不会破产。此外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可以动用巨额资本来从事雄心勃勃的经济事业，私人根本无法做到。至于现代资本主义为何要公私分离来成就一番更大的经济事业，这涉及到清教徒的财富观和现世精神，后面再说。诚然，现在许多这类公司是为了利润，但前面已讲过，若纯粹是逐利，那就不是韦伯说的资本主义，而且逐利的动机也无法创造出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来。   世界各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存在着资本主义，而西方在这一领域的独特性，在今天看来，是在对自由劳动力的组织方面。即便是证券市场/商业化/产品货币化，即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的经济活动，也是在对自由的劳动力的组织的背景中发生的。若没有对自由的劳动力的组织，即便证券市场这样的资本主义形式出现了，譬如中国的证券市场，也不可能具有与理性的现代资本主义同等的重要性。   再从经济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对现代社会的构建而言，以自由的劳动力为经济活动的基础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将会倒逼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体制来。精确的资本核算是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但若不是自由劳动，这种核算就没有必要。韦伯在《社会——经济通史》里，讨论过奴隶劳动力的低效率和精确核算的不必要性。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奴隶主可以任意对待奴隶的劳动，扛活的人也无法抗议雇主的剥削。奴隶会在没有薪酬的情况下加倍劳动，扛活的雇工可以被任意辞退。奴隶的死，只是奴隶主资产的损失。   不知道对劳动力进行理性组织，也就不会知道对社会进行理性组织/理性的社会主义。譬如古代骑士，都是自备给养和武装，后来诸侯争权，把骑士组织起来供应给养，近代军队也就出现了。君主又把拥有行政权和裁判权的封建诸侯，从他们传统的生存手段中分离出来，成为雇佣领薪的官僚时，近代国家也就出现了。这种对社会的理性组织的过程，韦伯称之为“理性的社会主义”。   对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对私有经济和私产进行社会组织，也就是国家控制/无产阶级专政，则是“非理性的社会主义”。韦伯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在使劳动者成为奴隶。   世界存在着各种经济观念，譬如重商主义（交易的控制、出口的垄断、以及貿易的均衡）、共产主义、卡特尔（垄断利益集团）、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卡特尔化）等对经济的认识，却没有出现西方的“公民”概念。世界各地这种对经济的非理性和控制，使得“资产者”的概念也不存在。而没有“资产者”，也就不存在“无产者”了。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作为一种企业形式的资本主义对自由劳动力的理性组织在西方以外是不存在的。   在西方，在中世纪时，就有外包商与其雇佣的工人之间的斗争。发展到现代，则是作为雇主的大企业家和挣工资的自由工人之间的对立。不但要斗争，自由的工人兄弟们还要组成工会来强加斗争力度，力争以最少的付出来争取最高的工资。现在，工人罢工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家常便饭了。   问题是这样的，没有劳动自由，就没有理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若要保持这种经济成就，就要保障劳动自由。通过政治暴力使人成为奴隶，是不会有经济成就的。中国就有过“大锅饭”的实验。韦伯已论述过奴隶经济的低效率问题。所以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就必然要走向自由化。而不自由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既不会有真正的经济成就，也不会有自由。这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那个著名的论点——政治自由的前提是经济自由。   因为是资本主义，就要有法规制度来保护私人财产。只有私人产权得到保护，这种经济行为才能健康的进行。这就形成一种保护私人产权的体制。而这种体制也只能是立定契约的民主体制，不能是专制的。在专制制度下，只能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资本主义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自由化。譬如，工业化生产可以降低产品价格。为此产生了大量公司来进行工作和生产。公司综合了劳动和资本。这就产生了法人问题。它的法人是由股东所有，如同自然人一样承担法律责任。股东在市场上买卖他们所持有的公司的股票。这样，公司的所有权转化为可以进行买卖的股票单位。当公司的所有权由许多股东分摊时，股东们能依据其持有的股份来投票行使公司内部的权力。尽管法人拥有自然人的独立特质，公司的所有权最终仍然是属于股东们的。在法律的限制和公司的财务能力内，每个公司的股东能决定如何使用生产能力。所以，这就需要一套民主管理制度。   经济的理性化就倒逼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体制来。 

二、从现代回望    本书的绪论，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总序，写于1920年，就是他去世那年。为了找寻现代西方产生的历史因果力量，他前后写了大概十五卷社会学著作。   原本他是要将禁欲主义新教拿来，同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家进行比较的，可这一宏大学术计划，因他的去世未能完成。若能完成，我们所见的，就不只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在西方的原因，还会有他对伊斯兰世界的结论，因他原本是要以对伊斯兰的研究——找出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来完成他的宗教社会学的。   虽令人感到遗憾，可这篇绪论也能让人一窥他的思想。   作为在现代欧洲文明之下成长起来的人，若想给历史一个宏观的描述，或写一部呈现全欧历史的著作/普遍历史，就免不了要问：是什么造就了现代欧洲文明？它是西方所独有；且让你相信，它对历史进程具有普遍意义——具有对整个现代欧洲文明史的意义；并是在历史进程中具有有效性的文化——能真正对历史产生作用。   韦伯指出了西方在社会发展上所特有的理性化。   整篇绪论大半在论述西方的独特性，而后引申到资本主义，结尾时则回到宗教上。他要说的是，在世界上，唯有西方的社会发展步入了理性化轨道。而这种理性化最终产生了现代社会。可是，韦伯的真正用意，既不是要讲西方的独特性，也不是讲现代社会，而讲的是西方为何会有这种独特性并产生现代社会。   西方有许多独特的方面。   科学是经西方的手才发展到它在现代这种卓有成效的历史阶段的。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场“科学革命”，传统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学科都出现了突破性进展。虽然在这段历史之前，有伊斯兰科学家海什木开创了运用实验的科学方法论，已将人类社会的传统科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领域，可将科学运用并推进到现代这种历史阶段的是西方。   虽然在西方之外的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也存在着经验知识，却未能从他们那里发展出现代科学来。   ——经验知识，就是可被人的感官验证的知识。与它对应的是超验知识，就是人的感官不可验证的。譬如我们穆斯林对死后报应日的信仰，它就是超验性的知识。经验知识是科学的方法论。科学是基于感官证据建立起来的。韦伯在后面会将经验知识相对化，就是打破这种对经验和超验的认识，这里且按下不说。   还有哲学和神学。   即便是哲学和神学这种对世界和生命的真相的追问，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也未能表现出西方那样的专业性来。我们穆斯林可能会对韦伯这个说法不认同，认为我们的教义理论，还有附着在伊斯兰历史上的一些哲学思考，是可以超越西方的。   韦伯因生命走到尽头，确实未能完成他的伊斯兰研究，所以这个论断并不是建立在他已对穆斯林世界的教义和哲学思考有着充分认识之上的。可我认为他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原本也是认为，穆斯林借着古兰和哈迪斯发展出的逻辑一致的教义理论，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可当我深入了解了基督教的一些流派的神学理论，尤其是新教之下的几个主要宗派之后，我发觉他们对神学的思考，比我原本想的要深刻许多。   在穆斯林看来，相比起古兰的完整性来，基督教是缺乏启示信息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而这正是关键所在。我发觉，基督教的一些流派竟能在我们认为是不健全的和错误的启示基础上，建立起各种系统性神学思想来。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就是建构在这种系统性神学思想上的。照理来说，穆斯林凭借古兰和哈迪斯应该能够发展出更为丰富和深厚的思想理论来。我们的一些宗教学人总是推崇伊斯兰古典时期的几位教义学家、思想家，认为他们的思想已臻于完美，后辈穆斯林唯有望其项背来赞叹。   我心里生不出这种赞叹来。   不论是在古典时期还是现今，尤其是现今，穆斯林所产生的思想，不论是其深度还是广度，都与他们所获得的启示的完整性不匹配。我的意思是，穆斯林理应对这个世界有比西方更深刻的认知，并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在本书最后一章将会看到，清教神学家巴克斯特是如何将信徒导向有条理的、系统的社会生活的，而这正是工业主义产生的要素。关键是清教思想能成为现代欧洲文明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这在伊斯兰世界是没有的。所以韦伯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哲学不必说了。   穆斯林世界的天文学确实有着一定的数学基础，而且对现代科学也有着脉络清晰的贡献。可韦伯说的是在穆斯林数学发展之前，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对此有着独创性和基础性的贡献。这其中还包括力学和物理学。自然科学在印度并未发展出西方那样的实验——科学的理性化来。现代科学实验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其他文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中断的，都未能发展并关联到现代科学。   韦伯频繁使用“理性”这个词。   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不一样。韦伯做社会学研究，有许多具有原创性的分析工具，其中最为常用的一个就是“理性”（Rational），或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它指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基于理智的推理/理性主义，而是指专业化和系统化。譬如他说“理性的化学”，就是在指在化学这一领域表现出一种专业性来。要读懂韦伯，就得了解他的这些分析工具。   中国史学的所谓发达，不过是以编年史为方法论的一堆历史材料的汇编。虽篇幅宏大——我读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耗费了一两年时光，可思想匮乏，并不能赋予历史以意义，大而无用。   修昔底德的史学，有着思想性和哲学性，还带有一种政治学观点。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为后来史学写作的范本。同时代的还有另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们的历史学，成为现代历史学的前驱。   在古代印度，有像西方马基雅维里这样的政治思想的先驱人物存在，可这类亚洲政治思想普遍缺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政治学的专业性。韦伯所说的“缺少一般的理性概念”，就是亚洲人的思想缺乏对政治现象的专业的概括。   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性，是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传统的法律文本的编纂，在印度次大陆和伊斯兰世界都有，中国也有各种朝代的律例汇编，可它们都未能发展出现代法学和宪政思想来。   若我们开办一场现代音乐会，可以用锣鼓和二胡来体现吗？   音乐在西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专业化程度，也展示出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来。钢琴、小提琴、风琴等乐器的专业化程度，已不是任何人能够轻易使用的了。西方在这一艺术领域，明显超过其他非西方文明。这根本不是什么文化霸权，而是非西方文明的文化基础根本就发展不出这样的音乐形式来。这也不是是否对音乐有兴趣的问题，譬如穆斯林对音乐的态度，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敬业精神。   借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了对音乐的理性化。能实现对音乐的理性化，也就有能力实现对别的一切的理性化。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巴黎圣母院是建筑艺术理性化的典范之作。这种哥特式建筑，将尖拱运用到了极致。它能够在极小的占地空间内，展现出宏伟的建筑来。相比而言，中国古典式建筑，只能在对布局的伸展上来体现自己的宏伟。但因为只是一种对面积的延申，并不能展现出一种立体式宏伟效果来。天坛的祈年殿，用砖木结构呈现出30多米的高度来。在穆斯林世界，也能够在有限的占地空间内实现宏伟的效果。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是奥斯曼帝国苏丹艾哈迈德一世让建筑师穆罕默德·阿格建造的，中央穹顶达到了40多米的高度，尖塔有60余米高。但是，哥特式建筑却能呈现出150多米的高度来。这是非西方建筑很难实现的。   西方在绘画领域也达到了理性化。   中国很早就掌握了印刷术，可只有西方用它造出报纸来，这种印刷品，推动着一场又一场社会运动，对人类现代社会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各文明都建立有高等教育，伊斯兰世界有，中国也有。可到了近代，都纷纷办起新式学堂来。——穆罕默德·阿布笃欧洲归来，改革了艾资哈尔大学的体制。所谓新式学堂，就是西式。教育改革者，都是各文明中的精英。为何要改？不改就要被淘汰，就要灭亡。同时也是自身的教育缺乏西方那种教育的专业性，难再培养出时代可用之才了！   现代大学，不是建筑物，也不是年代的久远，而是一种精神。   康德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这就是大学精神，就是独立和自由，也就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缺了这两项内容，再现代的建筑物也建立不起现代大学来。这也是穆斯林世界保留下来的一些传统学府，还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建筑华丽的国立大学落后的原因。相反，这些伊斯兰世界高等学府里的穆斯林师生，往往是独裁专制政权的拥趸，或是对政治和社会正义漠不关心的人，这就更不可能拥有独立和自由的大学精神了。   从制度层面上讲则是教学与科研的专业化分立，韦伯说，西方大学制度的优越，主要在对学科的组织及对人员的有效训练上。若伊斯兰世界的大学丧失了大学精神，也就不可能给社会培养出优秀人才来。相反，这些大学培养的人，还会成为伊斯兰世界崛起的绊脚石。   西方大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培育了一批专业的文职官员。   在西方以外也有官员阶层，可没有西方这样的文职官员——他们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现在，政治真正走向了它的专业化，受过特定训练的文职官员进入到政治的各个领域，担负起对整个国家的治理来。像是美国议会，议员们根据各自接受的职业训练，组成各种工作组，来为议会和政府提供专业建议。在英国的议会里，一帮训练有素的官员，对各种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以拿出最佳政策来。这就是现代西方政治。今天穆斯林世界的一些国家也有议会和宪法，还有官员，可大多是在形式上的对西方的粗劣仿制，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   韦伯说像是王与王国这样的君主专制制度，西方也超过西方之外。   这里的王与王国，指的是路易十四和他的法兰西王国。我们一般认为，西方有民主制度，东方有专制制度。可即便是在专制制度方面，西方的专业化程度也超过东方。以路易十四来举例，他在位72年，据说是专制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作为国王体制的极致，他提出了“朕即国家”的概念——我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我；没我就没国家！   全世界到处都有政治现象，更有权力斗争，可只有西方发展出了代议民主制——政治的理性化。还有“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疆域和文化边界相契合的政治形式。现如今，整个世界都已化作这种西式的政治共同体，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可见有多么强烈。     

一、读书之源起       很高兴能和在座的各位一起读书。   前些日子，哈三阿訇夫妇来我住处，希望我能带大家读书。我随口列出几本书来供他们选择，就选了马克斯·韦伯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是韦伯社会学的典范之作，也是艰深难懂的，可它对我们穆斯林而言有着很高的阅读价值，它从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工业化世界的形成上揭示了现代社会，而西方的崛起又映照了伊斯兰世界的衰落。伊斯兰世界若要再兴，就得知道西方强大的原因是什么。   穆斯林总是对西方崛起不解，以代治者自居，却处于现代社会无足轻重的地位。不解真主为何会这样安排。“真主必不亏枉人一丝毫。”（4：40）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回答这安排，就是，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西方只有做足了崛起的塞拜布，真主才会允许它崛起；穆斯林世界也只有不得不衰落，真主才会任由它衰落。这合理性是极易看出来的。譬如美国是当今世界超级大国，主导国际社会体系，虽有各种不足甚至是不义，可现在有没有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有资格取而代之呢？我看还没有！   穆斯林捧起双手：主啊，这是为什么？不见有回应。实际上早已回应了，就在一百年前韦伯的这本书里。   这本书所揭示的西方的崛起，或言一个人类新世界的起源，比我所读到的其他作品更让人信服。我早期读汤因比、斯宾格勒和黑格尔，他们的作品带有西方的自我批判，属于通史通论和历史哲学，虽宏大壮观，但不给确切答案。而韦伯这本书，从历史细节/经济历史学着手来揭示真相。若我们在还报日能见到真主对西方近代的历史记录（文卷），或许韦伯这本书是较为接近它的。   现在能坐下来喝着茶读书，是主的恩典。书也是很有趣的，读到关键处，总能让人心情澎湃。当然有许多书并不具备读的价值，读它们纯粹是浪费生命。所以书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韦伯这本书是负有盛名的作品，不会徒有虚名，读之必会有收获。只是它艰深难懂。可只要是汉文的，理论上来讲都是可以读懂的。我带大家读它，若是大家不懂，没有收获，这不怪你们，只能说明我水平差。   这本书是社会学作品。   社会学是历史学的精微化，历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再满足于记录，譬如编年史；也不再满足于通论历史和给历史一种形而上的哲学和思想解释，譬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注重研究历史细节，从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找寻真相，揭示事物的原因，这就形成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现在公认的最早运用这种社会科学理论的是伊本·赫勒敦，而在西方，这一领域/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开创，则主要是孔德、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等人。   韦伯主要研究的是宗教/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这种视角使他从社会学来在资本主义这个经济学领域。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关注，也是因为一百年前德国学界关于现代西方社会起源的一场论辩。他从经济历史学/文化史上，将资本主义视为历史的产物；又与涂尔干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不同，他倾向于个体主义，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现象背后的精神力量。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宗教视角，比纯粹的经济学视角，譬如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更让穆斯林感兴趣；也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教人信服。   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指的是在宗教改革后由清教精神所推动的一种现代形式的资本主义。出世的宗教与入世的资本主义，这两个矛盾的存在，是如何走在一起的呢？在新教神学家所推动的宗教变革下，昔日修道院里的僧侣们，走出来，甩手关上修道院大门，走进现世生活，将职业视为天职，决心一改人类社会未被驯化的原始蒙昧状态，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王国。这种社会精神气质/资本主义精神，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起源解释为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不同，韦伯这本书呈现了对这种历史唯物论的批驳。   这书我最初读的是三联书店的版本（1987年），是甘阳、于晓等人翻译的。可这个版本并未带在身旁，也很难再买到，手头只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一个新译本（2010年）。哈三阿訇找来市面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个译本。我看过这两个译本后，给大家选择了社科版。这个版本是由斯蒂芬·卡尔伯格的英译本译出的，参考了德文原著、三联旧版和台湾的一个版本。它与三联旧版相比，译文偏向外文原著，是晦涩的直译，可我觉得更接近原著和韦伯的思想，且修正了旧版的一些差错——这在许多细节上都体现出来了，算是目前译本中最理想的版本了。   长久以来，穆斯林封闭在自己的知识体系里，与世断绝。而世界日新月异，西方崛起，旧秩序土崩瓦解，穆斯林跌入到历史谷底。可当难民横渡地中海去往西方逃命时，他们却只有对西方的谴责、对资本主义的恨。而后又重回到自己的知识体系里，过起“中世纪”的经院生活。世界的一次次裂变，未能激发这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宗教学者从旧知识体系里走出来，形成一种对世界的全新思想认识，将穆斯林带出深谷。自1798年旧秩序崩溃以来，他们既未能产生改造历史的“清教徒”群体，也没有总结历史的“韦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把这当作第一步吧。